有種很普及的說法是，年輕時犧牲健康去掙取金錢，年老時再用金錢購買健康。在70年代青年人身上，這種說法已經不準確了。面對70年代人三成得胃癌、肝病、白血病等致命疾病的報告(《青年時報》1月30日)，這種說法似乎應該修正為，年輕時犧牲健康去掙取金錢，但他們沒有買回健康的機會。

　　時代影響命運。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人，已經幸運地規避了“文革”的劫難，至少躲過了自然災害的苦難年月。高考制度的恢復，讓他們的父母看到了望子成龍的曙光，沉甸甸的書包里裝滿了父母一度失落的夢想。70年代人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民族生命力的勃發見證了他們的童年和少年，并很快被推上世紀之交的歷史舞臺。

　　但是，這個群體步入社會的時候，已經沒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庇陰，“好的市場經濟”也遠未建立。他們面臨著十分復雜的生存困境。從名義上看，他們不能再靠父母、靠金錢、靠關系去找一份好工作，但靠父母、靠金錢、靠關系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潛規則，依然有頑強的影響力。他們既要把工作做得特別出色，又不得不挖空心思去找尋支撐未來的背景，包括利用既有的關系和謀劃新的人際關系，以找到自己的立錐之地。

　　70年代人已經不再是單位人，而是社會人。他們不會炫耀自己的單位如何如何好，因為明白自己僅僅只是單位的一個寄存者，甚至所謂的單位的概念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可以毅然離開自己不滿意的單位背起行囊南北闖蕩，但他們知道，如果稍有懈怠，自己也會被掃地出門。這種生存狀態可能會帶來成就感，但無論成功與否，都會伴隨著強烈的不穩定感、不安全感、緊迫感、危機感和焦灼感。

　　改革開放的中國猶如解凍的河流，氣喘吁吁的70年代人被裹挾在最激烈的漩渦中。他們比前輩人有更多的創業機會，卻不得不付出更昂貴的創業成本。論資排輩，進入公司高級管理層，謀得顯赫官位，評上高級職稱，都還輪不上70年代人；但他們必須是業務骨干，因為一個人到了30多歲還沒能得到賞識和承認，幾乎預證了人生的失敗。

　　70年代人多半已經錯過福利分房的末班車。面對瘋長的

　　沒有60年代人的沉穩和淡定，也沒有80年代人的激情和張揚，70年代人的父母多半已經衰老，床前盡孝成了必修的功課；他們的兒女多半已經入學，累散架后還不得不打起精神輔導作業，甚至為找到好學校和好老師傷透腦筋。歲月在不知不覺中匆匆流轉，昔日稱他們為“叔叔”的80年代人正如雨后春筍茁壯成長，并以低年齡和高學歷的優勢，很快成為強硬的競爭對手。

　　遭遇前后夾擊的70年代人不是沒有突圍，而是空前激烈的生存競爭中，他們的突圍比其他年代的人群更艱苦，卻更難引人注意。他們以集體亞健康的癥候，以被壓抑的青春和被摧殘的生命，不僅向自己，也向社會發出了疑問：社會的發展，該不該以個人的幸福和健康為代價？(朱述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