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皮利塔•克拉克(Pilita Clark)

　　2006年8月17日 星期四

　　你覺得下面兩個人誰更幸福呢：一個是鮑勃(Bob)，他是白種人，是個35歲的單身知識分子，喜好運動、英俊，住在陽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亞，拿著10萬美元的薪水，他在業余時間讀書，或者去博物館；另外一個是瑪麗(Mary)，65歲，她喜好交際，是個超重的普通黑人，要依靠透析。瑪麗把她大部分的空余時間花在教堂活動中，與她的丈夫生活在紐約州多雪地帶，全家收入為4萬美元。

　　婚姻和牢固的社會關系更為重要

　　在我開始閱讀一些所謂的“幸福研究”方面的新書之前，我可能已經打賭鮑勃更幸福。但是，根據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心理學家喬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的研究，我可能錯了。海德特將鮑勃和瑪麗的案例寫進了他的著作《幸福假設》(The Happiness Hypothesis)。海德特表示，在他的有關幸福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在環境和人口結構層面的優勢——諸如鮑勃的健康、財富、年輕和陽光——并非我們想象得那么重要。婚姻和牢固的人際關系更為重要。因此，瑪麗有可能比鮑勃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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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到處都在談論有關幸福的研究或“幸福的新科學”。英國廣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有關這一話題的系列片，由6個部分組成。保守黨(The Conservative)領袖戴維•卡梅隆(David Cameron)希望將注意力“不僅集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上，還要集中在總體福利(GWB，即general well-being)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目前最受歡迎的課程以幸福為主題，即“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和威靈頓學院(Wellington College)寄宿學校也提供類似的教育。

　　幸福研究進入主流

　　一批新書最近引起的騷動，是一種幸福現象的“癥狀”。但這些作者也引發了爭論，因為他們把先前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遺傳學家對幸福的晦澀理論研究，帶入了主流。

　　那么，學者又能為“幸福”這一既熟悉又難以捉摸的主題帶來什么有用貢獻呢？從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開始，對于那些普遍認為滿足感取決于一種合乎道德、并最終令人滿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學家而言，幸福是他們的共通之處。而且我們理解——即使我們并不總是同意——歷史上那些宗教大人物的說法，即幸福是對好好生活的人生的回報。但是，真的有這樣一種客觀的幸福狀態，能接受科學地衡量和觀察嗎？根據當今研究幸福的人士，答案是肯定的。

　　心理學家們表示，只要在一段時間內詢問人們的感覺如何，就能得到對他們滿足感的準確評估。他們表示，通過使用電子掃描(幸福的人的大腦左前額部分更為活躍；不幸福的人則是在右邊較為活躍)來衡量大腦的活動，那些報告的幸福水平可能得到進一步驗證。于是，幸福學派的經濟學家表示，這些發現將有助于我們通過更加關注卡梅隆所說的“總體福利”，來制定公共政策。

　　但是，研究幸福的行動，正使一些人非常不快。《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的一篇批評文章表示，威靈頓學院的課程是“為平庸之才所開的處方”；《每日郵報》(Daily Mail)稱之為“矯揉造作”；《泰晤時報》(The Times)稱之為一個“理想的培養優秀動物的公式”。

　　“幸福是行善的非直接結果”

　　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社會學教授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表示，新的“幸福十字軍”將滿足哈克斯利(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Controller。對富里迪而言，幸福的秘密是一個矛盾：你只能在尋求其它東西的時候獲得它，也就是古希臘人所提倡的道德人生。“幸福，”他寫道，“是為了追求公民道德和試圖行善，而與其他人接觸的非直接結果。”

　　那么，到底誰是對的？那些認為我們無法在古人有關幸福的理念上有太多改進的人？還是那些主張我們現在對什么使自己幸福，擁有更深奧的理解(就像當今外科醫生對大腦的了解比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更多)的人？

　　在5本有關幸福的新書中，可以找到頗有說服力的根據，說明科學家比古代圣人更為正確，包括一本提出相反主張的書。

　　《幸福的秘密》

　　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文化史教授理查德•索奇(Richard Schoch)堅持認為，古人是最明智的。我期待著讀索奇的那本《幸福的秘密》(The Secrets of Happiness)。《哲學家雜志》(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的編輯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在那本書封面的介紹中這樣寫道，這本書“從背后狠狠踢了‘幸福新科學’一腳”，并且“極為好看”。

　　好不好看，取決于你能從索奇對斯多葛學派(Stoicism)的描述(“就像一個充滿了電的電池，它一直準備著”)或對渴望的描述(“絲綢貼著皮膚。斯嘉麗•約翰森”(Scarlett Johannson))中找到多大的享受。

　　至于踢幸福思想者的那一腳，索奇挑出了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 Layard)。萊亞德的主張——衡量幸福的能力有重要的公共政策意義——影響了新功利主義者，他的著作《幸福：新科學的教訓》(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2005年出版)也成為了那些人的圣經。

　　“西方人不一定更幸福”

　　萊亞德最核心的洞見之一是，盡管西方人在收入、飲食和居住方面都更優越，但他們不一定更幸福。而且，一旦人均收入超過大約2萬美元，更多的錢并不能保證更多的幸福。所以，政府還不如增加稅收，并處理精神病等痛苦根源。精神病占目前疾病的四分之一，但在英國和美國分別只得到13%和7%的健康支出。

　　但索奇表示，萊亞德對幸福的定義(“感覺很好——享受生活，并希望這種感覺得以維持”)是“更薄弱、更空洞”版本的滿足感，而“所謂的幸福‘新科學’，使有關美好生活的這種貧乏概念得以延續。”

　　他表示，真正的幸福需要多得多的努力。最好考慮一下賽內卡等斯多葛學派思想家、或印度智慧瑜伽(Jnana Yoga)傳統所提供的超然和淡漠箴言。智慧瑜伽修煉者放棄了他們的家庭、房屋、財產和職業去追求智慧，并因此獲得了真正的幸福。

　　看破紅塵是幸福？

　　索奇承認，為了“超然”而拋下孩子、配偶、家庭和工作，對多數人是不現實的。“但這是我們的問題，”他表示，“而且這揭示出有關我們的東西——我們的弱點、我們的恐懼或只是從各方面向我們施加壓力的環境——比有關幸福的更多。”

　　但索奇對幸福含義的最終定義，令人好奇地不能滿足：“真正的幸福意味著把握我們自己、使我們潛在成為的那個人更為真實。”對很多讀者而言，這還不如萊亞德對幸福的主張真實。

　　對于古希臘人的天性，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哲學教授尼古拉斯•懷特(Nicholas White)在《幸福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Happiness)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比較平衡的觀點。懷特的書(令人不快地枯燥)最重要的價值是，他試圖揭示解釋有關幸福的思考，如何從古希臘先哲的觀點轉變至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19世紀的“最大數量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功利主義思想。不幸的是，他的歷史很少提到近年關于幸福的思想。但他承認，當提到給別人幸福方面的建議時，哲學家或許不是最好的來源。

　　“哲學家的幸福建議比常人還不如”

　　“哲學家們有關如何幸福的具體建議，并不比平常人的建議好到哪兒去(事實上，有可能更糟糕)，”懷特表示。“他們一般不知道足夠的相關事實，而且，他們沒有合適的性情。”

　　此外，古希臘人對幸福生活的“處方”，往往計劃得很生硬。懷特表示，這是因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從根本上講是私人教育家，“他們做的買賣，是說服雅典紳士們把孩子交給他們接受職業訓練”。這意味著他們看到了計劃和教育的實際價值。而現實生活可能復雜得多。

　　更為全面且文筆更為優雅的、對幸福思維的演變的描述，來自佛羅里達州里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歷史教授達林•麥克馬洪(Darrin McMahon)，在《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一書中。麥克馬洪對一些新近的幸福思想家有所警惕：“或許可以認為心理學家們近年給出的‘啟示’，沒有他們或他們的宣傳者原本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具有啟迪作用。”

　　即便如此，他承認，許多新的研究“的確對追尋幸福的過程發出了經驗主義光芒，大約2500年以來，人類一直以一種不太嚴謹的方式跟隨這一過程的旋律”。

　　(待續)

　　譯者/陳家易 梁鷗

　　來源：FT中文網-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