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青年下夕煙

　　-劉小萌/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將以其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載入人類的歷史，這中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應是一場延續時間最長的運動。它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掀起波瀾，“文化大革命”10年中走向高潮，70年代末才近尾聲，足足延續了20年之久。正是在它的浪潮席卷下，1700萬以上的城鎮知識青年走向農村和邊疆，這不僅對中國社會造成極大的震動和

深刻影響，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極不尋常的事件。自上山下鄉運動結束以來，又是20多年過去了。當年意氣風發的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輕。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從“下放”到“下崗”，就是人生的主旋。回顧這段歷史，從中汲取教訓，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知青運動的興起

　　(1962-1966年)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在1962年被正式列入國家計劃的。而它的緣起，卻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

　　1953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主要是針對當時高小畢業生升學難和城市就業難的問題，動員家居農村的青年回農村參加生產。這成為日后上山下鄉運動的先聲。

　　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指出“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里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后一句話，后來成為上山下鄉運動中最著名的口號。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針對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講的。當局最初樹立的知青典型，從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呂玉蘭、董加耕，無一例外，都是回鄉知識青年。由于進城就業道路越來越狹窄，同時也由于農民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有了明顯提高，回鄉務農就成了這批青年的必然歸宿。1962年共青團中央統計：全國農村已有小學以上文化程度回鄉知青3000萬人。

　　但真正意義上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后來是指城鎮中的初高中畢業生。60年代初，由于“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城市人口就業途徑變得空前狹窄，眾多青年中學畢業后無法升學，就業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官方從1962年起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隨即，把上山下鄉的工作重點完全轉到城市。

　　從1962年到1966年，全國有近130萬城鎮知識青年下鄉。當時的動員工作很明確，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學、就業的青年，都下鄉務農，長期安家落戶。為了鼓動更多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官方從一開始就把這宣傳為一件很光榮的事。為此還大張旗鼓地樹立了一系列“先進知青的典型”，由毛澤東親自接見他們。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被下放到農村去的青年，大部分卻是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分子、富農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資本家子女)。在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10萬上海知青中，屬于這種情況的就占70%。其它地方的情況大同小異。

　　60年代初，當血統論思潮抬頭之際，官方在貫徹“階級路線”的理由下，加強了對“黑五類”子弟在高考、就業方面的限制。每名畢業生尚未跨出校門，他們的檔案上已根據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機密單位”，“一般”，“不宜錄取”等字樣。如果是大學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錄取”，即使成績優異，也只有落榜一途(請參看最近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無聲的群落》一書，對此問題有集中的披露)。

　　當這些青年的升學、就業之途變得日益狹窄時，另外一條據說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擺在了他們面前，那就是上山下鄉。1965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政治讀物《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書中給讀者一個明確的啟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鄉的道路，才能與“反動”的或者剝削階級的家庭劃清界限，才能實現“脫胎換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大部分知青的父母，是當時中國社會中的“賤民”，而這些知青本人，實際是作為城市“垃圾”被拋到農村去的。可想而知，在“階級斗爭”的口號越來越甚囂塵上的農村，他們的處境一般都很艱難。返回城市的愿望自然也越來越強烈。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似乎使他們得到了宣泄訴求的機會。1966年11月，福建省崇安縣某農場知青邱學鋒，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權利。這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場隊干部不甘心引火燒身，轉而拿軟弱可欺的下鄉知青開刀。下鄉知青返城“造反”風潮隨之涌起。不過，大多數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還與他們時時關注的“戶口”有關。返城知青集中抨擊“黑暗的上山下鄉運動”，顯然“干擾了運動的大方向”；而全國性知青組織羽翼漸豐，又預示著這股破壞性力量益發難以控制。而且，知識青年要戶口，要工作，加重了城市經濟的壓力，也為逐年增加的待業人口提供了決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種反面榜樣。實際上，有關“造反有理”的號召，是講給那些奉旨“造反”的紅衛兵小將們聽的，至于下鄉知青為維護個人權力所進行的抗爭很快就以失敗告終，也就不足為奇了。

　　瘋狂的年代照樣可以編織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由此，1967年1月18日《文匯報》和5月4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重要社論，系統闡述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突出強調了它在三大革命、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從此，這項旨在緩解城市就業壓力，把解決城市剩余勞動力問題和改變農村落后面貌、開發邊疆的事業結合起來的重大措施，被進一步曲解為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運動。

　　知青運動的高潮

　　(1967-1976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勃然興起，打斷了上山下鄉活動的正常進程。11月，河南省鄭州市一批中學畢業生抵達西藏高原軍墾農場安家落戶，北京市900余名知識青年赴山西華北農墾兵團參加農業生產。這成為持續多年的上山下鄉活動的尾聲。以后將近一年里，動亂迅速波及全國城鄉，各級黨政機構幾近癱瘓，已無法著手知青下鄉的動員和組織。

　　1967年秋，北京市的紅衛兵主動申請到邊疆插隊落戶，從而拉開了“文革”10年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序幕。1968年底，毛澤東一聲令下，將運動迅速推向高潮。

　　紅衛兵吹響進軍號

　　由于紅衛兵的積極參與，上山下鄉運動被賦予了激進的政治意義。它似乎不再是將城市“剩余勞動力”無情地向鄉村傾泄的一種手段，而是成為革命青年在紅色祭壇前奉獻赤膽忠誠的極端形式。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為先導的。

　　1966年夏季，隨著“炮打司令部”一聲令下，文化教育、工農業生產和其它各行各業，都受到猛烈沖擊。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紅衛兵運動和尾隨其后的“大串聯”，將“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國。

　　1967年1月，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策劃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組織奪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領導權，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一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風暴”所至，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被揪斗，“靠邊站”，甚至“被打倒”，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陷入癱瘓和半癱瘓狀態。伴隨各地“造反派”奪權任務的實現，“文革”的領導者著手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控制下的新秩序。針對教育部門，首先向全國發出了停止外出串聯，大、中、小學開始“復課鬧革命”的號召，促使桀驁不馴的紅衛兵們回到學校，置于紀律的約束之下。3月7日，毛澤東在給《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并且參與關于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構和實行斗批改的工作。批示和有關材料經中共中央批轉，要求各地參照執行。軍訓團(有些地方又稱軍宣隊，即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進入學校，師生陸續返校，解散了為數眾多的跨班級、跨部門、師生混合的群眾組織，實現按教學班為基礎的大聯合。接著開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組建學校的臨時領導機構，即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軍訓團進校，對結束學校的混亂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時也把林彪在軍隊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風帶入學校，助長了空頭政治、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和極“左”思想理論的傳播。許多學校撤銷教研室(組)，取消班級建制和班主任制，將師生按班、排、連的軍事建制編隊，設立連隊委員會，政治指導員。“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講用會”等等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風行大、中、小學校。這對“文革”期間的學校教育和歷屆學生分配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

　　中共中央宣布“復課鬧革命”后，各地的形勢發展大多一波三折。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許多學校遭到破壞，秩序開始穩定下來的學校，重新陷入混亂狀態。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聯的學生以及其他人員，立即無條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單位。此舉最終使遷延一年之久、已完全處在“無政府”狀態的紅衛兵大串聯銷聲匿跡。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復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在此以后各地學校陸續復課。

　　中學普遍復課后，一個嚴峻的問題很快凸顯出來：“文革”爆發不久，所有大專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時中斷，使畢業生的升學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發的大動亂造成1967年生產大幅度滑坡，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9.6%，其中工業產值減少13.8%。各地工礦企業大多苦于派性爭斗，生產步履維艱，接納新工人入廠的工作尚無從談起。這樣，中學畢業生就業之路也變得異常狹窄了。

　　當時全國中學積壓的1966年、1967年兩屆初、高中畢業生多達402萬人，大批畢業生分配無門，終日無所事事，成為學校恢復教學和招收新生的障礙。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關于復課鬧革命情況的材料中，將畢業生分配作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指出：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今年畢業和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還需要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 盡管畢業生分配問題迫在眉睫，但全國許多地方還為嚴重動亂所困擾，一些地區因不斷的武斗處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狀態。當許多地方還未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的情況下，像中學畢業生分配這樣一項涉及面很廣，需要不同地區和單位協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計劃、布置的工作還不可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因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關教改問題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學校繼續將“教育革命”作為學校工作的中心，復課鬧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搞好本單位的斗、批、改。進入1968年，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積壓在校的畢業生除1966、1967兩屆，又加上1968屆的598萬人，三屆畢業生(以后習稱“老三屆”)共達1000萬人。

　　如此眾多的畢業生積壓在校，他們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學停止招生，升學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個國民經濟又呈現繼續衰退的形勢，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在上年已經下降9.6%的基礎上，再降4.2%，只相當于1966年的86.2%。在這種令人沮喪的形勢下，對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單位而言，招收新職工根本提不上議事日程。“老三屆”畢業生實際上已經成為城鎮的剩余勞動力。于是，一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嶄露它的頭角。

　　真誠的探索者

　　“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活動，最初并不是政府動員組織的結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屆”中學生自發倡始的。

　　“文革”10年，與“老三屆”中學生息息相關的有兩場運動。即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運動曾如摧枯拉朽的颶風掃蕩全國，震驚世界。它將一批年輕氣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學生推上政治舞臺。1967年8月18日，當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帶紅衛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將高呼“我支持你們”時，年輕的紅衛兵們天真地認為，自己似乎已成為決定中國前途乃至世界之命運的主宰。但是，隨著10月3日《紅旗》第13期社論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而把群眾運動的矛頭進一步引向各級領導干部，以干部子弟為中堅的紅衛兵運動便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此同時，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控制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結束了對老紅衛兵(為與爾后興起的“造反派”紅衛兵、又稱新紅衛兵相區別，將這一時期的紅衛兵稱“老紅衛兵”)的利用，轉而扶持運動初期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造反派”學生，并以他們為核心重新組建了在各級革命委員會有效控制下的紅衛兵組織，即所謂“造反派”紅衛兵(新紅衛兵)。

　　在此基礎上，建立跨學校、跨地區的“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中學紅代會的建立，標志著“老三屆”學生領袖的“改朝換代”。然而，無論是老紅衛兵，還是新紅衛兵，是所謂“保守派”還是“造反派”，他們的政治取向、思想觀念大都如出一轍。1967年9月發韌于北京的上山下鄉活動，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紅衛兵頭頭率先組織起來的。他們天真地認為，自己在發動一場“繼續革命”的新長征。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發初，在全國每一所大、中學里，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聲討會，批判會，通宵達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級的幾十名學生率先提出：“徹底砸爛整個舊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她們認為，舊的高考制度“突出業務，突出分數，貶低政治標準”，“排斥工農子女”，“擴大三大差別，和封建社會考狀元沒什么兩樣”。最嚴厲的批判莫過于“它助長個人奮斗的資產階級思想，引誘青年走白專道路，實際上是為復辟資本主義服務!”于是，義憤填膺的女學生們決定給毛主席寫信，請求廢除舊的高考制度。信中寫道：高中畢業生應該到工農兵中去，和工農相結合，在三大革命運動的風浪中鍛煉成長。……這是一條新路，是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新路。我們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這條無產階級自己的路。親愛的黨啊，敬愛的毛主席，最艱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邊的青年去。我們整裝待發，就等著您一聲令下。

　　6月7日，湖南長沙一中的一個共青團支部向全國高中畢業生發出倡議，徹底摧毀“升學考試”這個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并列舉了它的21條罪狀。6月10日，北京男四中畢業班的學生也寫出一份題為《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倡議書。他們更加鮮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學生要“大量從工農兵中吸收在階級斗爭中經過考驗的革命者入學”。并且無比自豪地宣布：“我們打碎的決不僅僅是一種考試制度，我們打碎的是幾千年來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鋯，我們打碎的是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青年學生的倡議得到了領導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改革高考制度。

　　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只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一個環節，隨之而來的，是更廣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謂“反動的招生路線”，“封、資、修的教學內容”，“束縛學生思想的教學方法”，“冗長的舊學制”均在掃蕩之列。

　　1966年下半年，當紅衛兵運動正處在“破四舊”、“大串聯”的如火如荼階段時，已有一些“老三屆”學生，在意識到原先考大學、當專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熱衷于腳踏實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學校教育的大量灌輸，這條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對他們并不陌生，那就是“與工農相結合”。他們從一踏入中學校門起就經常被組織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大約在1965年以后，許多中學在每個學期都要組織一次下鄉勞動，時間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時，積極開展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宣傳，尤其是電影《軍墾戰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知青先進典型，給予“老三屆”學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朝著這個方面進行探索。

　　“文革”初期學校停課，“奪權造反”熱火朝天，中學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動自由。應該看到，在當時卷入“大串聯”的學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熱衷于到各處參加運動，“煽風點火”；有的乘機免費旅游，寄情于青山綠水之間；還有一些學生，真誠地想利用這一機會，摸索與工農相結合的途徑。

　　探索的方式多種多樣。有些人的興趣是在鄉下從事社會調查，有的則嘗試創辦像毛澤東青年時代那樣的自修大學和農民運動講習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識青年自發組織的湖南共產主義戰校將校址設在漁縣七里湖農場。戰校的《宣言》聲稱：這是一所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以抗大和解放軍為榜樣，面向工農，培養共產主義戰士的新型學校。

　　通過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批判，許多“老三屆”學生對17年教育制度產生很大反感，希望盡快投身于農村、邊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過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紅衛兵發起組織了紅衛兵農墾戰斗團，曾與長期在廣東省擔任領導職務、“文革”初調赴中央工作的陶鑄聯系到海南島去。在此前后，幾批北京紅衛兵自發前往云南、河南、東北等地的農場和農村。還有些學生，把“文革”前的下鄉知識青年，當成了社會調查對象。如北京一所中學的學生曾數次到河北省寶抵縣(今屬天津市)去訪問邢燕子和侯雋，并與那里的下鄉知識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時期。有的學生在深入到河北易縣等老革命根據地時，對當地的插隊知青產生了興趣，便進行了調查并寫出調查報告。還有些學生更直截了當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學生利用“大串聯”機會前往新疆，要求留在當地參加軍墾；有些學生串聯途經某個山鄉，便不想再回學校，要求留在那里與農民一起“戰天斗地”，如后來被廣為宣傳的北京長辛店中學的蔡立堅，就是串聯路過山西一個小山村時決心留下務農的。雖然不久就被學校召回，但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還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雙版納安家落戶的北京知識青年，也曾有過到該處串聯的經歷。

　　“飛向草原的雄鷹”

　　在再度掀起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充當了開路先鋒的北京25中學生曲折等人，實際上就是上述那些熱情、單純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們也曾想創辦紅衛兵大學，進行有關教育革命的嘗試，后來學習了毛澤東有關青年運動的論述后，認為：學生的階級屬性是沒有進行徹底思想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必須實現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于是申請到條件艱苦的內蒙古牧區插隊。為此，當時的《紅衛兵報》把他們譽為“飛向草原的雄鷹”。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這一步，是與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分不開的。“文革”爆發，曲折帶頭成立了全校第一個學生造反組織“東風”。不久，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人決定派工作組進入各校，以期穩定日趨動亂的局勢。在各個中學，數目不詳的一批應屆高中生被工作組打成了“反黨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學李冬民(后來的北京市中學紅代會主要負責人)也在其內。他們在校內被批斗達40余天。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嚴厲指責派工作組的做法，指出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即，全國形勢陡然一變。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掃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則從天而降。這段起伏跌落的經歷無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戰友對毛澤東的虔誠、熱愛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解放了曲折。”這的確反映了他發自肺腑的呼聲。1967年3月，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學生躋身于它的領導機關。李冬民擔任紅代會的主要負責人，曲折作為紅代會政治部負責人，主管紅代會的報紙《兵團戰報》。以后，因為對學生中曠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厭倦，曲折等人于7月發出了關于創辦紅衛兵大學的倡議書，進而認識到實現思想革命化，只能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在選擇“與工農相結合”的具體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樹立的上山下鄉先進人物的影響。而廣大農村缺乏知識，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識青年的現狀，也促使他們做出走上山下鄉道路的決定。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動員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農村而開展的有關上山下鄉偉大意義的宣傳，對曲折等人的選擇也產生了直接影響。5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強調“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廣大的知識青年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開辟了最廣闊的道路”。當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會提出自己到邊疆插隊的志愿時，就是以這篇社論為依據的。

　　曲折等人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會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會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座談會中贊揚他們是“開路先鋒”，預祝他們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經驗寫回來，“發動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足見官方對他們的支持，是與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棘手問題聯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國各大中城市已經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屆中學畢業生大批滯留學校造成的壓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動，能夠帶動更多的畢業生到農村和邊疆去。另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考慮，就是希望通過這次行動，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們)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把那股歪風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的講話中，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們展開的斗爭被夸大為“兩條路線的斗爭”。

　　當時，毛澤東尚未發表那段關于必須由貧下中農給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對上山下鄉的提法上，側重的仍是發揮知識青年的主觀能動性，改造社會的積極作用，而不僅是消極、被動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開的座談會上，有的負責人希望知青把毛澤東思想帶到牧區去，把所在之處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改造落后的東西，并強調向牧民灌輸集體經濟思想的必要性。他們將這次行動比喻為一次新的長征，勉勵知青像革命前輩那樣，經受住長征的考驗，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做可恥的逃兵。毛澤東在闡明紅軍長征的重大意義時，曾將它形象地比作“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高度評價長征對中國革命做出的巨大貢獻。“老三屆”學生，通過革命傳統教育，對長征的歷史、尤其是紅軍戰士跋山涉水輾轉二萬五千里歷盡艱辛的光輝業績，無不耳熟能詳。將上山下鄉比作又一次長征，增強了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堅定了他們經受艱苦環境考驗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念，使他們有理由相信，這是繼紅衛兵運動之后，又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9名同伴啟程離京。臨行前，他們曾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上千人的歡送隊伍前，向著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毛澤東像莊嚴宣誓。誓詞說：“為了毛澤東思想赤遍全球的偉大事業，上刀山，下火海，我們心甘情愿!”“我們遵照您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指示，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將循著這條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頭!”曲折10人在掀開上山下鄉歷史嶄新一頁的同時，還創造了這種獨特的政治儀式。如果不是有過親身經歷的知識青年，未必能夠理解在一篇由頌譽之辭和豪言壯語編織的誓文中，會凝聚著那么多虔誠、真摯、圣潔的情感，那么強的自信與盲從。從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農村和邊疆以前，都必須到天安門廣場上舉行這樣一場儀式。

　　曲折等人動身前往內蒙古牧區時，聲勢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及時進行了專題報道，充分肯定了他們選擇的道路。《北京日報》的短評號召一切可以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向他們學習。中學紅代會機關報《兵團戰報》高興地預言：“在他們的帶動下，全市、全國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正在轟轟烈烈地興起。”實際上，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不可能存在純自發的行動。而曲折等人在當時，也并非全然沒意識到自己行動的意義。

　　“老三屆”學生上山下鄉熱潮的序幕就此拉開了。從這時起到1969年“老三屆”學生離京，這場運動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帶有自發形式的上山下鄉階段；第二個階段，1968年夏到當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區開始有組織地動員畢業生上山下鄉階段;第三個階段，從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時“老三屆”剩余的畢業生大部分已被送到農村。在前兩個階段離校的，大多是對上山下鄉方向持積極或比較積極態度的學生，特別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幾批。“做一顆紅色的種子”

　　北京市革委會的期望并未落空，確有不少中學畢業生在曲折等人行動的影響下，主動申請上山下鄉。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學畢業生啟程奔赴內蒙古草原和東北“北大荒”等邊疆地區安家落戶。在這批學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帶頭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中學紅代會常委、北師大一附中的高中畢業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學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從奮起造反，到帶頭上山下鄉，她的經歷在“老三屆”學生中不失為一種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時加入共青團。“文革”爆發前為師大一附中高三學生，擔任班里的共青團書記，她與同班同學陳永康，是學校領導培養的學生骨干。“文革”風暴襲來，校領導很快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何、陳等人順理成章地受到株連，被斥為“黨支部的紅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苗子”，不斷受到大批師生的圍攻和有組織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澤東回到北京，何方方等人才重見天日。

　　其后，何方方擔任了學校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中學紅代會常委、市革委會委員等職。但她不安于充當拋頭露面的“學生領袖”，招搖過市，而是奔走于內蒙包頭、山西太原等地，積極參與當地的造反派活動，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聽說曲折等人籌備往內蒙草原插隊落戶的消息，立即行動起來，著手本校上山下鄉的發起和組織工作。她認為，當紅衛兵造反的使命光榮結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到邊疆插隊落戶，是擺在自己面前的一條最為革命的道路。在學校的一次會議上她明確告訴大家，準備到內蒙古牧區插隊落戶。在校內不進行公開動員，完全依據自愿原則，誰愿去誰報名。同時強調草原條件非常艱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準備，要在那兒插隊落戶扎根一輩子。她說：“我們要做一顆紅色的種子，在內蒙古大草原生根、開花，永遠同草原上的貧下中農同戰斗，共呼吸。”

　　在何方方這樣一批學生骨干的帶頭下，北京中學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鄉的熱潮。在短短幾個星期里，各校報名人數達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準到內蒙牧區和東北落戶的有1200人。未獲批準的學生中，有的是因為家庭確有困難，有的是因為本人身體有病，有的則因為家庭存在政治問題被淘汰，理由是邊疆地區“不適合”。

　　據當時的《紅衛兵報》報道:這項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和北京市革委會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計劃組和有關省、區的安置辦公室派人進行了組織。這表明，當一大批畢業生自愿申請到邊疆地區安家落戶之際，一場方興未艾的上山下鄉運動已鍍上鮮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屆中學畢業生前往東北、內蒙等地插隊、插場(國營農場)。這在中國，的確先聲奪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從中學生中脫穎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們的發起帶動下，上山下鄉運動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

　　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萬以上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就意味著，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鎮人口在這種形式下被送往鄉村和邊疆。

　　知識青年到農村，首先要求他們實現“徹底的農民化”，用當時的官方話語：“實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毛澤東把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為“資產階級”的，號召青年學生到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這樣，知青上山下鄉被當做一場大規模的改造人的運動。

　　知識青年到農村，還被要求參加軍事活動、政治活動(首先是“階級斗爭”)。這樣，本來是為減輕城市就業壓力而推進的上山下鄉運動，被夸大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縮小三大差別”(農村與城市、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培養無產階級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從具體做法上講，“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帶有更明顯的強制性質。許多地方對中學畢業生采取強迫做法，完全不顧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體情況和困難，給全社會帶來了嚴重消極后果。

　　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在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因為被迫中斷了學業，原本學到的一點科學文化知識走向退化。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視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艱苦環境，因無節制的繁重勞動、營養不良而罹患各種病癥并累及終生的青年，不可勝數。

　　上山下鄉運動不僅觸動幾乎每一戶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廣大農村，幾億農民受到它的影響。知識青年給農村帶來的一些新氣象，不足以彌補農民的實際損失。知青下鄉，在許多地方不過是壯大了當地剩余農業勞動力的隊伍。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國家花了許多錢，卻沒有真正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識青年大舉返城。國家不得不為他們重新安排就業，以前的開支全部浪費。1978年，有人將上述問題歸納為“四個不滿意”，即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

　　知青運動的尾聲

　　(1977-1980)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最后一個階段也即“文革”后階段(1977-1980)，即上山下鄉運動的落潮期。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捕，預示著持續10年之久、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以后三年中，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逐年銳減。在這四年中，盡管還有100多萬知青并不情愿地搭上了上山下鄉的末班車，與此同時，卻有多達700萬以上在農村的知識青年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途徑回到城市。1980年，新的國家領導人明確指示停止讓城市青年下鄉種地的辦法，終于為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劃上了一個句號。

　　上山下鄉運動的終結，既與中國政局的巨變有關，也是知識青年、農民和全社會長期抵制和抗爭的結果。其中，最驚心動魄的是發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2起歷史事件：一起是1979年云南生產建設兵團(在邊境地區成立的軍事化國營農場)知青為返城舉行的請愿、罷工、絕食運動。一起是1981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知青為返城舉行的請愿、罷工、絕食運動。這兩場運動，現在被稱為中國民間維權運動的先鋒。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雖然被劃上了一個句號，但它留下的嚴重后遺癥卻至今沒有消弭。

　　“文革”結束后，下鄉青年陸續返回城市或留在當地就業，但在以后的歲月里，他們中的許多人繼續被運動造成的后遺癥所困擾：許多人找不到比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沒有住房。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為了返城與配偶離了婚(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官方不允許農業戶口的配偶一同進入城市)，導致家庭破裂；而極少數留在農村的，雖然保全了家庭，卻注定要過一輩子遠離城市文明的貧寒生活。

　　80年代以來，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大批當年的知青成為企業大刀闊斧裁減的對象，淪為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一位在美國的中國年輕學者陳意新，寫過一篇很有影響的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史的論文，題目就叫作《從下放到下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過的坎坷人生歷程。

　　上山下鄉運動留給一代知青(在多數情況下，還包括他們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體的創傷也永遠不會痊愈。中國有句古話：“不平則鳴”。20多年來，始終有一些老知青在為自己的基本權益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和頑強的抗爭。這中間，影響最大的有80年代中葉留在山西等地的原北京知青為返城進行的請愿上訪活動，這場活動幾起幾落，前后持續數年之久。直至今天，仍舊有一部分北京、上海等地的老知青，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不斷請愿上訪。他們的聲音是微弱的，他們的訴求是合理的，他們的請愿得到社會上廣泛的同情與支持也是必然的。

　　如今，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輕。但他們在日常交往中，仍往往以“知青”相稱。作為一個早已融入社會各階層的群體，他們之間仍舊保持著許多有形無形的聯系。

　　千千萬萬的普通知青，以他們集體的努力，保持了“知青”話題的長久不衰。20多年來，知青個人或集體撰寫的以上山下鄉運動為背景的小說、回憶錄、口述史、圖片集、史學著作至少也有幾百部。它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文革”中知青的坎坷經歷，通過不同的形式傾訴了知青強烈的心聲。

　　正是通過“知青”的話題，一個被人為扭曲的上山下鄉運動史逐步顯露出真相；也正是通過“知青”的話題，過去幾十年中許多觸目驚心的事實被永遠地定格在歷史。

　　如果說上山下鄉運動在釀造出諸多嚴重惡果的同時，也有什么積極意義的話，那只有一條：即曾經被寄予厚望的一代“共產主義事業的可靠接班人”，正是通過上山下鄉的曲折經歷，較早地開始反思，并成為幾代中國人中最具獨立意志和叛逆精神的一群。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知青史——大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中國知青口述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