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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5月中旬以來，京廣滬等地傳出消息，旅行社集體封殺“大理游”。
起因是大理捆綁銷售景區，旅行社認為侵害他們和消費者的利益，但大理旅游部門則認為，大理是在規范自身的旅游市場秩序，剛好是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觸動了那些“不誠
信旅行社”的利益。
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來的是旅游市場“賠錢接團”下的惡性競爭之弊如何根除的難題。
今年5月中旬，京廣滬一些旅行社紛紛加入了一場封殺大理游的行動中。
有媒體報道，上海青年旅行社從4月開始，已有40％至50％的團隊在走“昆明－大理－麗江”線路時，繞開大理景點。
中國旅行社總社公民總部國內游運營總監郭衛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北京不少旅行社已經采取避開大理，直飛麗江的做法。”
原因是，他們得知大理將洱海、索道、蝴蝶泉、三塔四個景點捆綁銷售。郭衛華認為，“這不符合市場規律，對于這種做法，我們既不歡迎也不支持。”
對于外界的指責，大理州旅游局局長何義章的看法完全不同。在何義章看來，大理旅游從來就不是一個壟斷者的強勢形象，相反它是處在整個旅游利益鏈中的末端，并日益成為了低價旅游的犧牲品。
對于大理旅游的一些新做法，何義章把它上升為“是旅游業的一場革命。”出現封殺，是因為改革觸及一些利益再分配，“我們的做法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會逐步調整，但方向是正確的。”
25元大理游的惡劣形象
讓大理旅游集團副總經理徐聯彪擔憂的是，廉價旅游背后衍生出惡劣的服務，一些旅行社會在住宿、餐飲等方面“動腦筋”，導致大理旅游市場極度混亂。
大理一日游只需25元。這樣低廉的旅游形象讓徐聯彪一直很擔憂。
一日游的具體做法是，游客被安排坐一趟位于蒼山的感通索道。在纜車上，游客們能遠觀三塔，眺望洱海。下山后，游客在大理古城用餐，并游覽古城。之后，游客被旅行社發往麗江。
“大理沒什么好玩的。”徐聯彪，大理旅游集團副總經理，這是他長久以來聽到的最多的說法。
而讓徐聯彪擔憂的真正原因是，廉價旅游背后衍生出惡劣的旅游服務。“每人25元，對旅行社根本無利潤可言。”出現這樣的局面，是當地旅行社為爭取客源大打價格戰的結果。徐聯彪知道，敢于25元游大理的旅行社不擔心自己虧錢。
從索道下來，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帶著游客去旅游市場購物。有人進入商場，旅行社就要從商場收入人頭費。如果有人購物，商場還需向旅行社支付一定比例的傭金。
為了增加利潤空間，一些旅行社還會在住宿、餐飲等方面動腦筋，于是導致大理旅游市場的極度混亂。
“一般正規旅行社發現其中利潤空間不大，甚至沒有，就會主動退出。但一些不規范的旅行社會這樣做。”徐聯彪想改變這個現狀。
大理旅游集團駐昆明辦事處主任劉思熠說，只要有游離在規范管理之外的景點和旅行社存在，就有可能發生類似25元游大理的情況。
徐聯彪發現廉價游大理的源頭和景點感通索道有關。乘坐感通索道可仰望蒼山十九峰，俯瞰洱海、古城、三塔，遠眺玉龍雪山。而蒼山感通索道公司為旅行社提供的優惠團價是20元/人。
蒼山上共有兩條索道。蒼山索道修于1996年，設施陳舊，當地人說，“它就是一個木板座椅。”而2000年建成的感通索道，是奧地利進口6人座全封閉索道。
蒼山索道的散客價格是每人60元，感通索道則是80元，但是對于團隊，它的價格迅速降為20元/人。
此種情況下，“感通”也就吸引了一大批小型的不規范的旅行社，“25元游大理”也成了一個并不好聽的旅游口號。
緊跟著，蒼山索道公司迅速衰敗了。
事情的另一方面，大理官方一直很難對“感通”的優惠團價進行有效約束。感通索道公司是中外合資企業，中方出資人是一位抗日名之后。
“他在外關系廣，客源多。”當地一名旅游業人士說，索道公司有辦法可以直接和許多團接觸。無論大理方面采取什么措施，依然有25元游大理的現象發生。
捆綁還是規范？
“你如果選擇遠觀，還不如看一看地球儀。”在徐聯彪看來，大理有豐富的旅游文化資源，游客要么不來，來了卻讓他們帶著失望而去，這對他們是傷害，對大理也是種傷害。
4月1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大理旅游集團以8400萬的價格收購了感通索道公司。對于徐聯彪而言，收購的成功意味著廉價游大理的現象也就此消失。
“你如果選擇遠觀，還不如看一看地球儀。”在徐聯彪看來，大理有豐富的旅游文化資源，1000多年的歷史文化，他很希望讓人真正認識大理。
“游客要么不來，來了卻讓他們帶著失望而去，這對他們是傷害，對大理也是種傷害。”徐聯彪說。
大理旅游集團收購感通索道公司之后，開始向旅行社提供各種可供選擇的旅游“精品線路”，被外界稱為“捆綁銷售”，其中共有14條精品旅游線路供團客選擇，內容包括風光游、民俗游、文化游等幾大類，費用也從100元-300元不等。
其中，以古城、洱海游船、崇圣寺三塔、蝴蝶泉一線為例，給團客的報價是180元。如果單點各景點，價格分別是10元（古城維護費）、84元、121元、32元。
所有的景點優惠都融入了景點的組合中，所以對于既要享受優惠，又要坐索道的團客，必須同時消費其他景點。
但徐聯彪不認為這是捆綁銷售，“我們也允許單去某個景點，但那樣，就享受不到優惠。”事實上，大理也從推出線路組合上得到了實惠。拿三塔景區來講，2003年接待25萬人，2004年接待127萬人，2005年接待158萬人。
盡管大理對外界指責的“捆綁銷售”不予承認，但上游旅行社還是感受到了壓力。
昆明一家旅行社負責人表示，安排在線路中的景點，有的是游客不愿意去的，但同樣還得為此買單。
昆明市旅游業協會副會長劉萬成認為，大理規定旅游線路已經使旅行社和商家失去了選擇的權利，這種背離市場規律的做法肯定會引起矛盾。
對此，大理旅游協會秘書長李志剛的說法是，把所有的景點組合成一定的線路，是經過充分調研的，這其實是旅游產品標準化的過程，必然對一些游客的個性化選擇帶來一定傷害。
鏈條末端的虧損
“有效管理不多，整個旅游行業誠信不足，具體表現是三角債，互相拖欠，互相欺詐。”大理旅游局局長何義章介紹，上游社欠大理旅行社三角債已達8000多萬。
大理旅游部門對旅游資源的整合并不只局限于景點，而是將酒店、交通等各個旅游資源都集中到一起。更嚴重的是，大理試圖改變一種“先旅游后支付”的行規。一位業內人士說，“這是觸發封殺大理的根本原因。”
徐聯彪說，大理當地的旅行社是在整個利益分配的末端。他打了個比方，如果一名游客從上海到大理旅游，中間要經過三個地區的旅游社，一般是在上海旅行社報名，然后將業務移交給昆明某家旅行社，昆明再安排大理當地的旅行社具體接待。
上海旅行社通常稱為上游社，掌握著大量的客戶，昆明只是一個中游社，起到承上啟下、打通資源的作用，大理本地旅行社就是地接社，只為客戶提供服務。
而按照行規，上游社收齊客戶的費用，在轉交客戶時，通常只付一定比例的費用給中游社，比如50％，而中游社又只付其中的50％給地接社。
“一般是一個月結算一次。”徐聯彪說，理由是，上游社只有確定所交付的客戶得到完滿服務后才支付余下的錢款。
到了月底或者年終，地接社找到上游社，收取欠款，但實際上，欠款往往都不能如期還上，于是，全行業的三角債雪球越滾越大。
“整個旅游市場，很多有效管理不多，整個行業誠信不足，具體表現是三角債，互相拖欠，互相欺詐。”在大理旅游局局長何義章看來，當地作為地接社，提供旅游產品的地方，也是受害最深的地方，收錢的時候收不到。
大理州旅游局提供的數據是，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4年，上游社欠大理旅行社行業的三角債已達8000多萬。
在大理旅游集團外聯營銷部經理楊超看來，上述現象在整個旅游行業并不鮮見，“三角債問題的嚴重性，已到了刻不容緩應該解決的時候了。”
“上中下游旅行社一層層相欠，已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國家旅游總局曾多次要求解決問題，但沒有強制性措施解決。”大理旅游集團副總經理徐聯彪說。
梁其邦的破產
“別人欠了你的錢，你還得做孫子。”三角債的受害者梁其邦說，2003年，他自己旅行社的上游社倒閉，100多萬巨款收不回來，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名司機。
“旅游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誠信危機，其中最慘的數三角債問題。它已使一些旅游企業舉步維艱，甚至破產。”字旭東說。
梁其邦就是三角債的一位受害者。作為大理三塔景區的電瓶車司機，6月7日，梁其邦領到了上班第一個月的工資，扣除伙食補貼后所得450元。而在3年前，他是大理一家旅行社的老總，他給自己的司機開的月薪是2000元。
最讓梁其邦得意的是1999年昆明世博會期間，他接下了當地沒人敢接的一個500人的大團。2003年是梁其邦的轉折點。這一年，在他身上發生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年幼的兒子患腦癱去世，第二件是130萬債款無法收回，經營了10年的旅行社倒閉。
為了追回債務，梁其邦曾遠赴貴州，欠債人找到了，法院也判了，卻沒有財產可執行。而此時，大理的景點、酒店、旅游車公司都在向梁催債。無奈之下，梁變賣了房子，加上原先的存款共50多萬，還清了債務后，他開始一無所有。
此后三年，梁其邦住進了租來的房子里，開始酗酒。如今，梁其邦已決定振作起來，談起所受三角債之苦，雖然會嘆氣，但臉上已經綻出自信。
在旅游業，組團游客從當地到景點，一般需要通過組團社，上游社（中轉社）和地接社三個環節。
現行的普遍做法是，組團社在收取游客的費用后，在發往上游社時，往往不付款或者只付部分款項，上游社在發往地接社時，往往又不付款或者只付部分款項，當游客在景點旅游時，費用一般由地接社全額墊付。
“別人欠了你的錢，你還得做孫子，上門請客吃飯玩樂，希望能收回欠款。”梁其邦說，2003年，他所在旅行社的上游社倒閉，所欠100多萬巨款隨之消失。
一卡通的爭議
“為了規范市場，我們希望有一套好的游戲規則。其中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是，先付款后接待，按原來的簽單制是行不通的。”大理旅游協會秘書長李志剛說。
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在大理，景點、酒店、旅行社之間相互拖欠旅游款項的“三角債”問題愈演愈烈，不僅各旅游企業虧損嚴重，也使整個旅游業陷入困境，僅2001年，大理全行業虧損額達1000多萬元。
鑒于混亂的形勢，在大理州旅游局的推動下，2004年4月1日，大理“一卡通”系統誕生。
大理旅游集團副總字旭東介紹，當時大理的旅游業各方代表聚集一堂，花了半年時間，最終推出了“一卡通”系統。而眾多旅行社封殺大理，其潛在的目的就是拒絕這個系統。
因為這張電子支付IC卡成了改變整個行業利益分配秩序的關鍵。上游社必須將所有費用打入這張卡中，地接社才能接團。然后所有景點門票，餐飲開銷和住宿費用都通過劃卡來支付。
大理州旅游局局長何義章說：“目標很明確，結束大理旅游市場無序競爭，行業混亂，債務糾結不清的局面，因為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勢必會損害到消費者和旅游企業的合法權益。”以大理為例，上游（主要是昆明）社交團過來，必須預存全額團款到一卡通的賬戶，然后再輸單，資金審核通過以后，地接社才開始接團。然后，所有款項（包括酒店，景點，交通等費用）通過一卡通劃撥到各消費點。
在運行之初，一部分意見認為，一卡通行政色彩太濃，在制定保護價、成立結算中心、出臺先款后游政策上對市場干預過多，市場競爭機制不靈活，一些旅游成本價格并沒有按市場規律辦事而是行政定價，這讓與大理旅游有關的從業人員很不適應。
“為了規范市場，我們希望有一套好的游戲規則。其中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是，先付款后接待，按原來的簽單制是行不通的。”大理旅游協會秘書長李志剛說。
然而，當“一卡通”遭遇過現實時，卻遇到大理未曾預見的困難。為了爭搶客源，一些大理的旅行社在昆明設置平臺，或者大理的旅行社在昆明設置平臺為上游旅行社輸單，以至最后發展為所有的團隊都是大理的旅行社自己給自己輸單，然后再自己接團制卡。
另外一個現實是，一卡通實行以來，對酒店及餐廳都有最低保護價，但酒店和餐廳從實施之日起就開始出現私下“放水”返錢給做團人的現象。
面對錯綜復雜的市場和糾纏不清的債權債務，“一卡通”系統并未完全達到目的。
云南省旅游局局長羅明義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一卡通”是旅游業走向規范和成熟之前的過渡性產物。
整合旅行社規范市場
“政府管理旅游的力度不夠，對旅游市場秩序，沒有更多有效的辦法，整個社會誠信建設不足，行業自律也亟待強化，政府必須高度重視這塊工作。”大理旅游局局長何義章說。
今年4月1日，作為“一卡通”系統的一個完善舉措，大理20家旅行社又走到一起，成立了大理旅行社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一個最大的變化是：嚴格執行先付款后接待。
大理旅行社經營管理公司常務副總白云松說：原來是22個老總開會，現在是3個老總來開會。總是比原來好協調，制定的自律公約也更容易執行。
白云松在旅行社業干了10多年，他用“水深火熱”形容這些年的工作感受。他說，1999年以前，旅行社好做，1999年昆明世博會后，行業沒有門檻設置，旅行社一下子冒出來很多。
“老的旅行社憑感情還能接到一些團，那些新開的旅行社靠什么接團，無非是削價競爭。”白云松說，那時亂了，發展到后來，零團費，負團費也有了。
此時，地接社的利潤也從200降到10元，甚至是虧本，完全靠帶團走購物線路、劣質線路來賺錢。
另一個現實情況是，部分旅行社把部門承包給個人，一部電話，一部傳真，夫妻二人就可以開始接團了。
這種現實的一個結果是，低價競爭，服務質量下降。
“成立旅行社經營公司，可以解決旅行社之間低價無序競爭，大理市場就這么大，要提供有效服務，必須規范市場，讓消費者安全、透明、放心消費。”何義章說。
“2004年推出一卡通，把大理當地的欠款問題解決了，但解決不了上游的問題。今年我們在管理上了一個臺階，這才真正觸動了上游一些旅行社的利益。”徐聯彪說。
據白云松介紹，大理上游社昆明旅行社已經成立誠信聯合體，聯合起來跟客源地旅行社要求利益。
“大理的混亂是跟昆明、全國的混亂同步的。旅游行業發展很快，但管理和政策永遠滯后于這個行業。”徐聯彪說。
“政府管理旅游的力度不夠，對旅游市場秩序，沒有更多有效的辦法，所以我們在探索一些措施，此外，整個社會誠信建設不足，行業自律也亟待強化，政府也必須高度重視這塊工作。”何義章說。
云南省一些業內人士表示，在市場競爭缺乏規范的前提下，大理此舉實屬無奈，但也容易得罪旅行社，其成效需要時間來檢驗。
中國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德謙認為，地方和旅行社作為合作伙伴，應該多溝通，從消費者角度出發，找到利益平衡點。
今年4月，國家旅游總局已經公布研究課題招標，其中第一個課題就是關于旅游法，課題名稱為“旅游業綜合性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整體思路、基本框架和重點內容研究”。
劉德謙提供的信息是，旅游法有望進入人大立法視野，對整個行業規范起到一定的作用。（編輯：盛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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