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國涌/文
長江文藝出版社差不多同時推出兩本新書，智效民的《八位大學校長》和鐘叔河等編的《過去的大學》，喚起的都是老大學的記憶，前者把目光投射到八個辦學有成的校長身上，帶研究性質，著眼點放在“他們怎樣當校長”上面，旨在為當今的教育改革提供一個參照系。后者則是當事人的回憶文字，讓我們回到當年的校園，感受那逝去的氛圍，仰望曾經
的精神高度。
遙望60年前，1946年1月29日，風清云朗、溫暖如春的昆明，西南聯大，那還是“學本位”占上風、教授們意氣風發之時，為研究生王遙畢業論文初試一事，聞一多寫信給梅貽琦和教務長潘光旦，將有關事項開列在信上，包括要“文書科辦通知”，“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請其他教授等。第二天，梅貽琦就作了批復，只有兩個字：“照辦”。在信奉“官本位”的今天看來，儼然老爺的“文書科”、“事務組”竟然都能勤勤懇懇地為教學、為教授服務，校長對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難免大跌眼鏡。可是，放在當年這只是平常不過的小事，早已形成慣例。
大學總有一些普世公認的基本準則，比如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這早已是常識。在我們歷史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這些準則也已成為傳統，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試圖推行黨化教育，將權力的意志滲透到高校的圍墻內，許多國立大學校長也竭盡所能進行了抵制，小心而堅定地守護著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的那些傳統。哪怕外邊是連天的硝煙，外強的鐵蹄，內戰的炮火，此起彼伏的學潮，都未能動搖他們的信念。在他們看來，大學校長不是官員，至少也有別于一般的行政官員，校長之下，行政后勤人員，一是數量并不龐大；二是不可能凌駕在教授之上，干預教學、學術事務；三是他們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時的高校還是奉行“學本位”，以學術為本，以教學為本，以教師為本，以學生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員乃至校長都是為“學本位”服務的。當然，他們在人格上沒有尊卑高下之分，在太陽底下，他們和教授有著一樣的尊嚴，只是扮演的職業角色不同而已，如果專業上有造詣，他們一樣可以成為教授，走到教學和科研的第一線。
前不久，《新華每日電訊》曾刊出一篇專稿《高校“官本位”：中國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觸及了當今高校最大的病根所在。據記者調查，目前“官本位”意識已滲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學、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資格的認定，幾乎都是由行政官員主導。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對科學與學術的敬畏和虔誠，剩下的只是對“行政權威”的仰視、順從和無奈。連一些學有所成的學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誘惑，放下學術的身段競聘系主任、所長、校長等行政職務。一位參與過國家863科技項目的資深教授，先后參加后勤處處長、保衛處副處長的競聘，兩次落選，“只好很失落地繼續做教授”。
面對“官本位”對高校的侵蝕，記者發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嘆。雖然他在下筆之時那么小心翼翼：“近年來部分高校出現行政化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識在增強”，但我們知道行政化傾向既不是近年才開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現象，而是普天之下，莫不如此，1949年以來，或者說是上世紀50年代初院系改造以來都是如此，“官本位”意識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滲透到了大多數人的靈魂深處。既然院校被定為部級、副部、廳級，校長甚至教授也按局、廳、部等不同行政級別來排列，“官本位”意識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識的全面攻勢下，今天的教授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轉而對當官趨之若鶩，究其原因無非也想分一杯羹。趨利避害是人類的動物性本能，大多數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無可厚非，值得譴責的是以“官本位”為運行法則的高校體制和整個社會體制。首都師范大學一位教師說得很清楚：“當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資源，包括學科建設資金、研究經費、教學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靜靜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專心做學問的學者，在學術資源占用和待遇上會遠不如那些當官的同行。為此，不少教師對教書育人已徹底失去了興趣，他們或以‘學問’作為叩開仕途的敲門磚，或干脆弄虛作假以取得‘成果’。”另有一位教師更是概括說：“目前，高校體制的一個重大的矛盾就是，越來越多涌進高校的資源和落后的資源配置體系之間的矛盾，而行政主導的方式無疑是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一切以官為本的“官本位”意識，乃是皇權社會殘存的余孽，是與文明社會相背離的陳腐意識，從“官本位”回到“學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無疑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此刻，我們回望歷史，重溫老大學的舊夢，我們畢竟有過“學本位”的傳統，即使是日本人的刺刀也不曾削去它的光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