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之家：疾病摧毀住房夢

　　租房——奮斗——買房、　入戶——患病——賣房——租房——掙扎，一個白領家庭生活的真實記錄

　　●多年打拼，傾其所有購得新房

　　●一場疾病，幸福生活突然終結

　　●四年一夢，一切似乎又回到從前

　　多年以前，楊明新、劉曉艷和跟他們有類似背景的人一起，被稱作外來廣州的“打工仔”、“打工妹”；跨入21世紀，經過個人奮斗，他們成了令人艷羨的白領，他們傾其所有在番禺大石鎮一個知名社區購買了商品房，喜結連理。因為買房，他們擁有了廣州戶口，奮斗多年，終于被這個大城市接納了。

　　2003年底，丈夫楊明新患腦垂體腺體腫瘤，這個原本光鮮溫馨的白領家庭迅速墜入崩潰邊緣。2006年5月8日，負債累累的他們不得已賣掉房子治病，不久將重返出租屋，像從前一樣，苦苦尋覓在這個社會里上升的階梯。短短的4年，凝聚了一個白領之家的努力掙扎，以及夢想的破碎。

　　四年輪回　天上人間

　　已經負債6萬多元的他們沒法再向親戚朋友開口，只能賣房子救命

　　“4年前的5月8日，我們是買房；今年5月8日，我們簽下合約，賣了房。”

　　2006年5月13日晚9時多，丈夫楊明新剛從河南老家乘火車回來，疲憊地靠在沙發上。劉曉艷試圖控制情緒，眼淚還是忍不住流淌出來。她說，4年經歷的事情，就像是一場夢，一個他們束手無策的輪回。

　　劉曉艷的家是66平方米的兩室一廳，

　　他們是在今年4月底找中介公司放的盤。“五一”期間來看房的人絡繹不絕，前前后后獨自面對20多個買家，劉曉艷每次都心如刀割，價錢也很難談攏。畢竟住了4年、還差不到9萬元就能供完的新房，到底還是舍不得拱手讓人。而且他們知道房子的升值潛力：年底地鐵三號線開通、新光快線馬上建成，加上還可以改造利用的樓頂，如等到年底再賣至少可以比現在多收入七八萬元。

　　丈夫楊明新的病不能不治，女兒和母親又遭遇飛來橫禍，已經負債6萬多元的他們沒法再向親戚朋友開口，只能賣房子救命。想到黃金周后就很少有人看房了，她忍痛在5月8日簽了售房協議書。

　　當晚，劉曉艷徹夜未眠。4年前的一幕潮水一般沖擊著她的腦海。

　　——2002年5月8日，劉曉艷一家從石牌東狹小昏暗的出租房搬進了番禺大石鎮寬敞明亮的新家。搬家公司的貨車上，大大小小的家當中間，擠坐著30歲的楊明新、27歲的劉曉艷和她年邁的父母。楊明新嗅到充斥在周圍的搬家工人們的汗味——這些年在廣州打拼無比熟悉的味道。他并不留戀這味道，他覺得自己正在加速奔向一個新的世界，遙遠的番禺，不僅有他的新家，還有他們嶄新的生活未來。

　　小區的環境很好，空氣清新，非常安靜，處處是綠樹鮮花，一條人造小河橫貫小區，上面還有吱呀作響的木橋。

　　當晚，一家四口在新家里把酒言歡，憧憬著新生活的開始。楊明新還記得當時在心中勾畫的藍圖：“我們終于安了一個家，就像鳥兒有了一個窩；我們要去辦結婚手續，這就是我們的新居；我們要有一個孩子，我們愛情的結晶；我們要共同做一份事業，我們會有更好的生活。”

　　艱苦打拼　柳暗花明

　　憑借自己的努力，她從打工妹一直做到了番禺區區域經理

　　楊明新原籍河南南陽，1997年5月來到廣州，最開始在一家小型市場服務公司做市場推廣的業務員，他拿到的第一份薪水是1500元。2001年來到廣州一家大型廣告公司，擔任客戶經理的他月薪為4000多元。

　　劉曉艷原籍湖南邵陽，1993年9月來到廣東。那時她本該在高中一年級的課堂里繼續自己的學業，但是貧寒的家庭已經交不起她的學費了。作為家中的老大，她只身來到廣東打工。

　　最開始她在東莞一家臺灣人開的鞋廠里做工，月薪只有1000元。沒做多久她就因為受不了老板的歧視，在保安眼皮底下跳窗而逃。

　　隨后她在一家香港人的制衣廠里任職總經理助理，本來有一次調往香港工作的機會，卻因為不會英語最終沒能成行，這件事深深傷到了她的自尊。最終她選擇離開，上學深造的念頭也又一次萌生出來。

　　1995年，她來到廣州市，在一個小公司從事銷售工作，舉目無親的她住過立交橋底，住過華南師范大學里8元一天的“又一村”地下室，早年的艱辛落下了如今風濕的病根。輾轉幾次，她最終在1999年底進入聯通黃頁信息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憑借自己的努力一直做到了番禺區區域經理，管理著十多個手下，招人培訓都是她一手操辦，這時她的月薪到了6000多元。

　　生活漸趨穩定的她終于在這期間圓了上學的夢。通過成人高考她重新回到課堂，并于2003年7月拿到了暨南大學夜大的市場營銷大專文憑。

　　愛情的收獲此時也不期而至。1999年11月，在同一座寫字樓上班日久生情的楊明新和劉曉艷，最終墜入愛河。那時楊明新住在同德圍鵝掌坦的出租屋中，劉曉艷住在石牌村，在廣州獨自打拼多年的兩個人，終于有了互相的依靠。

　　2002年2月，遷新居、結婚，然后便期盼新生。

　　兩次流產　工作受挫

　　買房之后，全家只有楊明新4000元左右的月薪，生活日漸拮據

　　然而在生孩子的問題上，他們開始遇到挫折。

　　2002年3月，劉曉艷第一次不幸流產。當時她白天要工作，晚上要上課，還要照顧體弱的母親。流產之后，她覺得再沒有力氣這樣滿負荷地運轉下去，和丈夫商量之后，她辭掉了工作。當時只想著一心拿到學位，對于工作，他們都不覺得擔心，覺得可以繼續再找。

　　2002年5月，他們拿出了所有的積蓄在番禺買下了自己的新居。總價24.9萬元，首付9.5萬元，月供800余元，開始計劃供20年。后來在2002年底和2003年提前還款兩次，總計5萬元，目前的月供已經降到了500多元。

　　買房之后，全家只有楊明新4000元左右的月薪，生活日漸拮據。劉曉艷開始有些后悔買房用掉了所有的積蓄，開始隱隱擔心此時這個變得脆弱的家。她開始尋找新的工作，然而繼續找工作的路并不平坦。

　　2002年5月，她加盟了一家連鎖洗衣店，做了一系列前期籌備工作，其間那家洗衣連鎖公司每月還給她3000元的薪水。但是令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籌備工作一完成，店內工作轉入正軌，這家連鎖公司就另外找人頂替了她。當年10月，她無奈退出。

　　2003年12月，劉曉艷在小區邊上某村村民的出租屋里開了一家美發店，10多平方米，請了兩三個人幫忙，連

　　病魔突襲　禍不單行

　　雖然他在單位有

　　這一年，病魔降臨到楊明新頭上。

　　2003年，楊明新的視力在半年內急速下滑，看東西的視野越來越窄。短短半年，他的視力從1.5下降至0.03，連近在眼前的妻子也認不出了。除了視力下降外，楊明新還經常感到頭痛，呼吸困難，情緒出現極大的波動。2004年12月，他由于視力急劇下降去中山三院神經外科檢查，核磁共振檢測的結果是：腦垂體腺體瘤，直徑達到了6厘米左右，癥狀非常罕見。據悉，這種病是可以治好的，但需花費大筆錢。

　　楊明新用“五雷轟頂”形容自己當時的震驚，同時也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么大的病，對這個新生家庭的打擊肯定會沉重而深遠。2005年3月，他接受了手術并住院1個月，總計花費4萬余元，借債2萬余元。

　　那時，流產兩次的妻子已經又有了兩個月的身孕，還要每天來回奔波照顧丈夫，經常挺著肚子一個人擠公交車。隨著腹中的孩子一天一天成長，她打算回湖南老家生產，這樣可以比呆在廣州省下很多錢。她又不能回到故鄉的老屋，那里缺醫少藥，不能保證孩子的平安。最后她一個人在湖南邵陽租房住了下來，房子在城中村里，月租只要100元，每天只有早晚的幾個小時能照進陽光。懷孕的最后幾個月正值酷暑，堅硬的床像是一塊燒紅的鐵板，躺在床上，她的眼淚就忍不住流下來。

　　從那時起，她堅持給腹中的孩子記日記，每天都在日記中鼓勵孩子：你要堅強，一定要好好的生下來。2005年9月，女兒平安降生。

　　由于楊明新的腫瘤位置復雜，一次手術不能完全切除，今年2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總計花費5萬余元，這次的錢則全部是跟親戚朋友借的。而今年8月前后還有手術后的電療，預計又要花費數萬元。如果再要借錢，根本借不動了，劉曉艷無奈地說。

　　雖然他在單位有醫療保險，但是實際上幫助并不大。只有在醫保用藥范圍之內的藥品才能夠報銷，但腦垂體腫瘤這么大的手術，無論是手術用藥，還有后期康復用藥，基本上都是昂貴的進口藥品，根本不能報銷。

　　楊明新估計了一下，如果之前購買了商業保險或能報銷80%以上的費用，那樣的話現在的情況可能會好些。“但是沒有后悔藥吃的，誰都想不到看著好好的會生這么大的病。現在才明白什么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今年3月20日，楊明新第二次手術后出院，劉曉艷準備把孩子和母親先送回老家，然后可安心照顧丈夫。就在楊明新出院的第二天下午3時30分左右，劉曉艷和老人、孩子乘坐新穗巴士有限公司的234路公交車前往廣州火車站。公交車開到天河立交路口時，司機因避讓一輛突然出現的人力三輪車踩了急剎車，坐在后排最高位置上的母親和女兒因慣性滾落在地，一老一小都仰面朝天摔倒，后腦著地，診斷報告指出孩子有腦積水及輕度腦萎縮的危險，老母親多處軟組織損傷。

　　交警認定公交車司機負全部責任，于是劉曉艷要求其承擔住院費等4000元、后續治療費、營養費、誤工費等共9000元，醫生說最佳治療時間在一周歲內，并提出對其女兒觀察一年，一年后根據鑒定如有任何遺留問題，則要巴士公司承擔責任。雖然她多次主動與巴士公司交涉，但至今巴士公司仍未支付其4000多元住院、治療的前期費用。

　　在最無助的4月底，劉曉艷坐在一個公園的大樹下，哭了整整一個上午，看到隨風飄落的樹葉，這個18歲就只身來到廣州闖蕩、一心想在廣州生根發芽的女子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死。

　　骨肉分離　心系兩頭

　　她獨自一人在廣州奔波，女兒跟著外婆在農村吃苦，丈夫回老家養病

　　女兒苗苗出事后，睡覺一直很不安穩，時時受驚，總愛用小手抓腦袋。說起孩子的癥狀，劉曉艷的眼淚忍不住就流下來了：“我跟女兒心意是相通的，每次她抓腦袋，我就好像聽到她在說：‘媽媽，我好難受……’。”

　　劉曉艷的妹妹小時候曾經被剪刀戳傷了眼睛，大人都沒當回事，好了之后也沒放在心上，結果20年后眼壓升高，導致一只眼睛失明。每每聯想到這里，都讓她非常擔憂，不知道多年以后，女兒受過創傷的大腦會不會發生意外。

　　3月30日，劉曉艷還是把母親和女兒送回了湖南老家，幼小的女兒顛簸了一夜，下車就開始發燒，持續了四五天。她心疼女兒，在家鄉停留了近半個月，最后還是狠下心來回到廣州。而丈夫在3月22日，女兒摔傷的第二天，也被她“趕”回了河南老家休養。

　　丈夫和孩子都離開了家，在一個又一個失眠的夜晚，她坐在空蕩蕩的房子里，常常忍不住想：這個家要是自己再垮了可怎么辦？越想越辛酸，她一邊咽下苦澀的淚水，一邊給自己打氣：撐不下去也要撐，這個家就靠自己了。

　　她獨自一人在廣州奔波的同時，女兒正跟著外婆住在農村老家吃苦。60歲的父親為了幫助他們，去了株洲一家小工廠為人做飯，幾間瓦房里就住著一老一小兩個人。家鄉交通閉塞，女兒的營養很匱乏，連水果都要走十幾里的山路到鎮上才能買得到，每次打電話回去，女兒不是在睡覺就是在自制的座籃里坐著。女兒走后，女兒用的小澡盆被她拿來洗衣服，但常常洗著洗著就會流下淚來。

　　想女兒想得傷心的時候，劉曉艷就動手給女兒做玩具。她收集了一些廢棄的泡沫塑料，用刀裁出各種形狀，再用碎布把它們包好縫起來，她要給女兒做一套柔軟的積木。累的時候，她就對自己說，這對女兒的智力發展有好處，于是就又有了新的動力。

　　節衣縮食　別是滋味

　　現在他們開始記賬，每天的生活費都在10元左右，買東西總貨比三家

　　從農村打拼出來的他們，從小就養成了節儉的習慣。他們從來不追求名牌，在超市里看到要買的東西時，也會權衡一下品牌，往往是選擇最便宜的那種。劉曉艷在聯通黃頁公司的時候，由于工作需要常常要會見客戶、參加會議，花50余元買了一個皮包，毫發無傷地用到現在。

　　以前的節儉完全是錦上添花，但現在的節儉已經成為他們的生存之道。家庭逐漸惡化的經濟狀況迫使他們更加節儉。這種節儉的滋味，讓劉曉艷覺得非常辛酸，但也別無他法。從楊明新第一次手術之后，感覺到隱隱危機的他們就開始記賬。在楊明新的辦公室里有一本“每日支出一覽表”，每天的交通費、餐費、購物費、應酬費都一一記錄在冊，如果前一天沒時間，第二天就要提前去辦公室，仔細回憶之后補起來。劉曉艷則在家里記賬，每天的生活費、交通費等也都一一記在一個筆記本上。去年7月25日的一頁上詳細地記著：給小David買衣服26元，車費3元，買手提包10元，打電話0.5元，買蘋果12.3元，南瓜餅2.3元，給鄰居譚老師的女兒買一套裙子15元，合計69.1元。

　　而去年7月24日的記錄基本代表了她的正常花銷：蛋卷3元，粉絲1.8元，蔥0.3元，早餐1元，合計6.1元。現在她每天的生活費都在10元左右。記者看到，幾乎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的早餐支出都在1元多。

　　好心的鄰居幫了劉曉艷，她就幫鄰居帶孩子、做飯，有時就在鄰居家吃，“多少可以省下一點煤氣錢吧。”她說。

　　而劉曉艷的手機在她離開聯通黃頁之后就停掉了，白天給上班的丈夫用，晚上兩個人一起用。即使她一個人在邵陽的幾個月間，她都沒有下決心買一個。

　　買東西的習慣也隨之改變。如今，他們不僅僅是在一個超市里選擇最便宜的品牌，而是貨比三家，在多個超市中選出最便宜的。楊明新為了給女兒買奶粉，就曾經跑過4家超市。而以前看過一眼就隨手扔掉的超市促銷廣告也被他們用心地收集起來，作為他們在超市里尋找方向的地圖。后來沒有時間去遙遠的超市購物，他們就在小區周圍本地人開的士多里買，劉小姐這樣評價士多的好處：“去一趟超市，總會花幾十元錢，在士多里就不會亂買東西，而且還可以講價。”

　　今年整個春節他們的開銷僅僅只有200余元。沒有新衣、沒有喜慶的裝飾品、沒有鮮花，采購年貨的時候他們只買了30余元的糖果和瓜子。農歷大年三十傍晚，他們花了20余元買了些家常菜，自己做了一頓兩葷兩素的年夜飯。

　　房產易手　物是人非

　　內外交困的家庭走到了最后一步，賣房是他們辛酸但不得不走的路

　　“對于人生，我們現在有很大的困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們要賣房，然后重回出租屋。”楊明新說。這個內外交困的家庭走到了最后一步。面對現實，賣房是他們辛酸但不得不走的路，他們要考慮如何能多賣一點錢，如何盡可能地削減日常開銷。銀行里還有9萬元貸款要還，6.5萬元的債，馬上要拿出的數萬元后期治療費，楊明新和女兒的檢查、康復費用……

　　其實他們賣房的念頭并不是今天才有，楊明新在2003年就向妻子提起過。但那時的打算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換房。那時他覺得住在番禺每天到市區上班交通不便，以后對小孩的教育也不方便，不像這個小區里絕大多數比他們收入高的“高級白領”，別人有私家車，而自己家短期內是買不起的。他想賣了之后買一套更適合自己的房子。

　　但他所說的“高級白領”的提法讓劉曉艷非常不舒服，那時她這樣反駁丈夫：“我們也是白領啊，也不比他們差多少啊。”于是在賣房的問題上，她始終堅決反對。后來楊明新看到地鐵三號線即將開通，周邊交通逐漸便利，房子也在升值，才安下心來不再提賣房的事。

　　討論換房的情景似乎就在昨天，但眼下殘酷的現實推著他們走著最不愿意走的一條路。

　　對于一個剛剛開始幸福生活的白領之家，疾病仿佛一個“魔咒”，它令人失去主要收入；而對于一個每天必須有現金流轉而積蓄不多的家庭來說，疾病無疑一步步將他們推向深淵。

　　5月13日晚，廚房里沒有半點油煙，冰箱里是一條黃瓜、幾根芹菜和一小袋雞蛋，案板上還放著楊明新昨天在火車上吃剩的幾個饅頭，“他說家里的饅頭好吃，舍不得扔掉。”劉曉艷說。今年5月8日，他們簽下了賣房合約，約定一個多月后交房。5月15日，房子已經公證完畢，接下來就是拿著買家的錢去銀行還款、拿他們從未觸摸過的房產證過戶，然后他們就要考慮之后去哪里租房了。

　　這個白領之家呆在一個房子里的最后時光，處處是惹人傷感的黯然。

　　楊明新隨手拿起一個釘得密密實實、只涂了一層清漆的小板凳說：“這是我們結婚不久岳父親手做的，雖然放在這里很不協調，但這是老人的一份關愛和祝福，現在要搬出去了，每次看到都很難受。”

　　當初買房的時候，他們趕上了一趟政策末班車。那時有一項政策，每20平方米就能拿到一個本地戶口的名額，66平方米的新房，讓兩人都有了番禺戶口，成了地道的廣州人。劉曉艷還記得拿到戶口簿時的欣喜，她覺得在廣州奮斗多年，終于被這個大城市接納了。而如今，他們將拿著廣州戶口，重回出租屋。

　　劉曉艷說，現在這個房子里最留戀的東西是他們的結婚照。掛在臥室里的結婚照上，意氣風發的丈夫抱著小鳥依人的妻子。這間房子見證了他們的幸福婚姻，是他們唯一的家。

　　“將來在出租屋里，我都不想把它掛出來。”她說，“我希望有一天能緩過來，有一天能把它重新掛在大房子里。”她的手里一直拿著一本相冊，上面凝固著他們初入新居時幸福的笑容。

　　-白領之家

　　楊明新

　　原籍河南南陽，1997年5月來到廣州，最開始做市場推廣業務員，第一份薪水1500元。2001年到廣州一家大型廣告公司擔任客戶經理，月薪4000多元。

　　劉曉艷

　　原籍湖南邵陽，1993年9月來到廣東。最開始在東莞一家臺灣人開的鞋廠里做工，月薪1000元。輾轉多次，1999年底進入廣州一家公司，任番禺區區域經理，月薪6000多元。后因病辭職。

　　相識相戀

　　1999年11月，在同一座寫字樓上班的楊明新和劉曉艷墜入愛河。

　　買房結婚

　　2002年5月8日，兩人從石牌東狹小昏暗的出租房搬進了位于番禺大石鎮的兩室一廳新家，隨后結婚。新房總價24.9萬元，首付9.5萬元，月供800余元，計劃供20年。后來在2002年底和2003年提前還款兩次，總計5萬元，目前月供已降到了500多元。

　　病魔來臨

　　2004年12月，楊明新被診斷為腦垂體腺體瘤。2005年3月，他做手術并住院1個月，總計花費4萬余元，借債2萬余元。今年2月第二次手術，花費5萬余元，全是跟親戚朋友借的。

　　女兒摔傷

　　今年3月，劉曉艷的母親和女兒乘坐公交車時摔傷。診斷報告指出孩子有腦積水及輕度腦萎縮危險。

　　賣房治病

　　銀行里還有9萬元貸款要還，還有6.5萬元債，馬上還要拿出數萬元后期治療費及楊明新和女兒的檢查、康復費用……2006年5月8日，負債累累的他們不得已只能賣掉房子治病。

　　-評論

　　白領，你的背影為何這么蒼老？

　　曾看過這樣一首詩，“中國人，你的背影為什么這么蒼老”，如果不把它理解為歷史文化的詠嘆，而是還原成當下普通白領的生存處境的白描，也是相當貼切的。

　　南方都市報今天《白領之家:疾病摧毀住房夢》的報道，為我們提供了經典的分析標本:一對從農村進入城市追求個人幸福的白領，因為丈夫的疾病，無力支付昂貴的醫藥費，只好賣掉自己的供房，搬回幾年前告別的出租屋，孩子也因為意外受傷被迫送回老家農村養——我們說的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醫療、教育全部在這個不幸而又極具代表性的家庭身上體現無遺。

　　一句話，看似光鮮的白領，在他們摘下領帶或脫下高跟鞋后，隨之而來的，怕都是令人扼腕的一聲嘆息。

　　作為同樣在寫字樓的格子間里討生活的動物，看了這則報道，真是有點悲從中來的感同身受，誰敢說明天的自己就一定不是報道中所說的那個樣子？

　　上班要打卡，卡是電腦控制的，遲到一分鐘意味著孩子少了半罐奶粉；工作要搏命，要搏到“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牲口用”的程度，否則，老板的臉色會比你的業績更難看；要處理好同事和直接領導的關系，不要隨便得罪人，這是顛撲不破的處世金針；要審時度勢，不做人事斗爭的犧牲品，因此，大部分的時候要裝孫子，必要的時候也得充老子；別忘了，過年過節，老家的茶葉也要給領導帶兩斤。

　　相比起令人咬牙切齒的住房來，辦公室的那些破事簡直就不值一提。要從“城中村”的“一線天”解放出來，以下幾個步驟是少不了的:東拼西湊東挪西借交完首期；疲憊不堪和包工頭作持續斗爭的裝修；不合理卻不得不交的這費那費；好不容易住進去了，還要繼續維權，說不定會被保安莫名其妙地打一頓。當然，這仍然還算是小事。想想二十多年后，房產證可以被我牢牢地攥在手里，貸款徹底還清，我還有一些折騰的動力。畢竟，比起后來的年輕人，據說，他們買房馬上要付四到五成的首期，我真要感謝我媽，幸虧她沒把我晚生幾年。

　　生病是大事。一生病，就不能打卡，一不打卡，孩子的奶粉恐怕就要吃質量差一些的了，“再窮不能窮干部，再苦不能苦孩子”，坊間的格言都實在地說了，看來這是大事，也是頭疼的事。如果我只按社保要求買份醫保，大病的話，我就會出局；如果我是個充滿危機感的人，還買了份商業保險，也不見得能保證，得病就一定得按照保險條款上列舉的按部就班地來，看得人眼花的免責條款對我也不會網開一面；也就是說，祈禱自己身體健康，萬一得病，盡量得常規的，否則，只有從新房里搬出來，保命。這還只是說自己呢，家里的老小如果都算上，我的不幸感就悲從中來。

　　還有很多的概率大得多的骨頭等著我去啃:孩子上學的贊助費；眼看也降不下來的學費以及在遠處高興地等著我的磨刀霍霍的大學學費；父母養老的費用………太多了。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考上大學，以為徹底地洗腳上田，翻山越嶺了，其實有更多的大山等著我呢。

　　前段時間，看到法國的青年人因為對政府某個促進企業活力的條款不滿而鬧事，我非常庸俗地想:不用上班，吃穿住行無憂，還折騰，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還能說什么呢？覺得人生真他母親的有些悲壯，簡直可以套用里爾克的詩來作結: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三季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