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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25年奪去全球2000多萬人生命 專家估計中國感染者約84萬
自1981年世界第一例病毒感染者在美國發現以來，“艾滋病”已成為讓全人類聞之色變的詞匯。僅僅25年時間，艾滋病已蔓延全球，奪去了2000多萬人的生命。截至2005年底的統計數據，全球共有4000多萬人感染艾滋病。艾滋患者，成為人人退避三尺的邊緣人群，不但身體要忍受病魔的折磨，心靈更要忍受被社會遺棄的煎熬。整整25年了，艾滋患者的生
存現狀有無改善？人類與艾魔的斗爭又有無勝算呢？
自1981年世界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發現至今，短短25年時間，艾滋病在全球肆虐流行。為了提高公眾對艾滋病危害的認識，更有效地喚醒人們采取措施預防艾滋病的傳播和蔓延，世界衛生組織1988年1月確定每年的12月1日為世界艾滋病日(World Aids Day) ，號召世界各國在這一天舉辦各種活動，宣傳和普及預防艾滋病的知識。
艾滋病就是人體的免疫系統被艾滋病病毒破壞，使人體喪失了抵抗能力，從而發生多種感染或腫瘤，最后導致死亡的嚴重傳染病
艾滋病的醫學全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 AIDS)，是人體感染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又稱艾滋病病毒）所導致的傳染病。通俗地講，艾滋病就是人體的免疫系統被艾滋病病毒破壞，使人體對威脅生命的各種病原體喪失了抵抗能力，從而發生多種感染或腫瘤，最后導致死亡的一種嚴重傳染病。這種病毒終生傳染，破壞人的免疫系統，使人體喪失抵抗各種疾病的能力。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免疫功能受到病毒的嚴重破壞、以致不能維持最低的抗病能力時，感染者便發展為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毒的傳播途徑主要包括血液傳播、毒品注射、母嬰遺傳和性接觸等。國際醫學界至今尚無防治艾滋病的有效藥物和療法。
艾滋病病毒在人體內的潛伏期平均為12年至13年。在發展成艾滋病病人以前外表看上去正常，他們可以沒有任何癥狀地生活和工作很多年，便能夠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仍然是艾滋病感染最嚴重的地區，感染率超過25％，該地區9個國家的平均壽命甚至低于40年前。
自美國1981年診斷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來，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速度驚人。該地區疾病不僅在毒品使用者、色情從業者等高危人群中蔓延，還已擴散到普通人群中。目前，只有全球人口10%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有2500萬名艾滋病毒攜帶者，占全球總數的70%。另外，亞洲目前正處于控制艾滋病蔓延的關鍵時刻。一方面，大部分亞洲國家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人數不到總人口的1%，病毒的傳播仍主要局限于高危人群中；另一方面，該地區已成為疾病傳播最快的地區之一。中國自1985年報告首例艾滋病以來，至2005年9月底，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例。專家估計，中國現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約84萬，其中艾滋病病人約8萬。
在中東、北非和東歐等地區，也沒有跡象顯示疾病蔓延有所減緩。在歐美等高收入發達國家，隨著抗逆轉錄病毒療法的普及，艾滋病死亡率已大為下降。但因為一些人放松警惕，參與吸毒、色情交易、同性性交等高危行為，許多發達國家的新增染病人數又呈現反彈趨勢。據美國疾控中心估計，美國平均每年新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萬人左右。在加勒比海地區，艾滋病已經成為15歲至44歲年齡段人群的主要死因；在北美地區，女性感染人數在不斷上升。
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公布數據，2005年度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9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總人數已達4030萬。報告指出，2005年以來，全球已有310萬人死于艾滋病，使自1981年以來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亡的總人數達到2500萬。
目前，婦女、青少年已成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容忽視的兩大群體。在全球4030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達1750萬，15歲以下的兒童230萬。
親歷艾滋 她選擇說出故事
做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艾滋病重災區之一，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案例最多的國家，至少有500萬人——也就是說南非九個人中就有一個——都感染了艾滋病毒。另外，據一家美國研究機構估計，每天約有600人死于由艾滋病引發的疾病。自從25年前發現第一個艾滋病病例以來，至今在南非社會生活中，“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等詞匯仍然是人們諱莫如深的禁忌。艾滋病患者常常被家人朋友嫌棄，還被社會放逐，有時更會因此丟掉飯碗，在一些極端案例中，他們甚至被毆打或謀殺。
南非前副總統扯上艾滋丑聞，對艾滋病的認識也嚴重缺乏
南非對艾滋病的態度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初，南非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僅為0.7%，當時南非卻不認為艾滋病問題非常嚴重，在國際醫學界已經有了公論的情況下，南非政府一些科學家還在研究艾滋病毒是否會導致艾滋病，一些醫院拒絕給孕婦提供藥物以降低母嬰垂直傳播的危險。由于南非在預防艾滋病蔓延的關鍵時期缺乏應對措施和對高危人群的干預，不但使控制病毒蔓延的活動難以開展，許多患者也難以接受恰當的治療，使得當地的情況惡化，在短短10年內終于釀成了惡果。
去年底爆出的南非前副總統祖馬的強奸丑聞也與艾滋扯上關系。祖馬被視為南非“未來總統”，但去年底有關他涉嫌一起強奸案的消息轟動了整個南非。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面前，祖馬承認他的確強奸了好友——31歲的費澤卡·庫扎瓦約。更驚人的是，受害人庫扎瓦約已被查明HIV病毒陽性，祖馬很可能因為“強奸丑聞”而感染上艾滋病。而身為副總統的祖馬對艾滋病認識的嚴重貧乏更是激怒了抗艾志愿者。祖馬竟然聲稱，在沒有保護的性愛之后，只需要洗個澡就能降低患艾滋的機率，而他自己就是這么做的。
男友死于艾滋，她慌了，到醫院一檢查發現自己也是ＨＩＶ陽性
19歲的Thembi Ngubane來自南非開普敦市郊外的一個棚戶區，她是南非500萬艾滋病患者中的一員。在過去一年里，Thembi用錄音機記錄下了自己與病魔抗爭的掙扎與痛苦。就在上個月，通過南非國家公共電臺，她將自己的經歷公之于眾。在被問到為什么愿意向世界公開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時，Thembi表示希望讓人們對艾滋病群體有更多的認識，最終消除人們根深蒂固的偏見。
四年前，Thembi的前男友突然生病去世，這讓她產生不祥的預感，“我也希望他是因為其他病去世的，可是他的那些病征的確很像是染上了艾滋病，”Thembi說道，“最后我鼓起勇氣，去醫院做了一次測試。”
不出所料，測試結果顯示她的HIV病毒曾陽性，面對醫生Thembi還能盡量顯得滿不在乎，可當她匆忙逃出醫院，她覺得街上所有人都在用怪異的目光瞅她�！拔矣X得在那瞬間自己好像虛脫了一樣，每個人都能看出我有病。我覺得又羞又怒�！盩hembi說道。測試后的一段時間，Thembi都不敢出門，她不想讓別人對著自己指指點點，“他們就像在那兒說：‘天啊，你看她有多瘦’，我覺得很羞辱�！�
外人可以躲著不見，可怎么面對朝夕相處的家人呢？Thembi選擇了先告訴母親，“她肯定得知道，因為如果我生病了，只有她照顧我，如果我死了，也只有她肯安葬我。可是開口真的很困難，我覺得我讓她失望了，而且讓她傷心�！睕]想到，Thembi的母親卻表現得異常堅強與平靜，“雖然她也很受打擊，但她最終還是接受了現實�！�
檢查結果也讓Thembi的男友感到非�？只牛麄冞�有一個年僅一歲的女兒。Thembi說：“當時我男友不管是對HIV還是AIDS都沒有任何概念，所以他非常害怕，他說：‘天哪，你有艾滋病，那肯定馬上就要死了�！笨只抛屇杏岩欢认肱cThembi分手，因為他覺得只有劃清界限他才會安全。“我能理解他當時的想法，” Thembi說，“后來他也去醫院做了測試，開始是陰性，可后來還是被確診為陽性�！�
現在，Thembi每天早上、晚上都要吃三片藥，而且絕對不能停藥�，F在她已經很少出門，以前的朋友也都不再和她來往，“我不能再在晚上出去玩了，也不能讓自己染上流感，不能喝酒，必須保證充足的睡眠�！闭劦綄�，Thembi承認有時想到死亡也會感到害怕，不過她說更讓她害怕的是病發，“如果哪一天我快不行了，我會告訴自己這就是命。最讓我難受的是發病的時候，因為真的非常痛苦�！�
選擇公開身份，呼吁直面艾滋，隱滿病情絕無好處
和其他地區的艾滋病患者比起來，Thembi說自己算是幸運的了，因為現在她所在的社區在免費為患者發放抗艾滋病的藥物，而且關于防治艾滋的宣傳工作也日益普遍。
Thembi說，現在已有許多醫療團體進駐當地的醫院、學校和社區，幫助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在她所在的社區，幾乎每天都有針對學生們的健康知識講座，教導年輕人如何正確使用避孕套。不過，Thembi認為孩子們似乎對講座并不以為然，“認真聽的人并不多�！彼f。
說到南非艾滋病群體的現狀，Thembi 還有另外的擔憂。她說現在仍有許多人還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就算他們去接受了測試，許多人也不愿或不敢承認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因為害怕被家人和社會遺棄，他們通常都會選擇隱瞞真相，這樣就會增加更多的感染機會。Thembi 說，在她們社區，不時有人被艾滋或因其引發的疾病奪去生命，可他們的家人總是努力掩飾病因，裝作他是因為其他疾病去世的。
“過去如果有人被發現患了艾滋的話，鄰居可能會把他的房子燒了，以把他趕走。不過現在這種現象少很多了�！盩hembi 說道，“隱瞞病情絕對沒有好處，尤其是艾滋病，因為有些東西你是無法隱藏的。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就應該勇敢地站出來。”
現在，Thembi已經成為南非對抗艾滋病志愿者中的積極分子，她不僅用自己的故事警示別人，而且還加入了一個名叫“治療行動”的組織，專門向政府施壓，要求提供更多針對艾滋病患者的治療和艾滋病防范宣傳。
艾滋獵手25年追蹤路
如果現在是星期六， 一定已經到了內羅畢。彼得·皮奧特醫生眨眼望著眼前的肯尼亞大草原，陽光很好，草原上一片明媚。這個57歲的比利時人剛剛下了來自日內瓦的班機，一整夜的飛行讓他全身的筋骨幾近散掉，現在他已穿行在肯尼亞工業區貧民窟馬熱戈中，對這里，他有著外人難以理解的親切感。
皮奧特醫生此行原計劃在一周內對兩個非洲國家進行正式訪問，明晚他就該到達盧旺達會見該國高官，今天的旅行只是搭個便車，并非計劃之內。
在皮奧特醫生眼中，在人類發現艾滋病病毒25周年之際訪問這里更像是朝圣。作為現今全球抗擊艾滋病工程的負責人，皮奧特就是在這里學會了如何與艾滋病毒作戰，從某種程度上說，回到這里就如同回到了家。
馬熱戈不是什么醫療圣地，這里有的只是破舊的泥磚小屋、混亂的露天集市、以及眾多兜售二手T恤衫的街頭小販和等著嫖客光顧的廉價妓女。這個被世界拋棄的地方還有另外一個名字普瓦尼。二十年前，這里也曾“紅極一時”，就在此地一個專治性病的小診所里，醫療研究者第一次發現了HIV病毒正在東非傳播，而診所簡單的割包皮手術以及性病治療手段就可以降低這種致命病毒傳播的速度。同樣是在這里，科學家發現有些人天生對艾滋病病毒免疫， 即便在幾年中長時間與艾滋病病毒接觸，HIV測試依然顯示為陰性。最重要的， 還是在這里，著名抗艾滋病護士伊麗莎白·恩谷吉把眾多艾滋病受害者變成了健康行動宣傳者，開啟了人類抗擊艾滋病疫情的新途徑。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馬熱戈的性病診所剛剛開張時， 幾乎沒什么人來。繼而由于里面醫生的歧視和專橫，眾多病人更難以忍受心靈上的傷害，這一地區2000多名性工作者就此停止了尋求治療梅毒、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努力。另外，許多性工作者還不得不接受嫖客拒絕使用安全套的要求，因為競爭十分激烈，如果誰對嫖客說不，誰就會失去生意。
皮奧特記得恩谷吉曾對他解釋說：“從沒人去和這些婦女說， ‘你也是人’。”恩谷吉致力于改變這種狀況，于是逐個造訪那些諱暗場所，在小巷中與這些性工作者坦承交談，她會告訴她們，無論是誰，什么時候有了關于性傳播疾病的問題，都可以找她幫助解決。她還會告訴她們，她不會看不起她們，因為她們也是上帝的孩子。
恩谷吉的坦承和友好也得到了這些性工作者的信任，找她幫忙的人逐漸多起來，而光提供青霉素幫助她們遏制病情顯然不夠。恩谷吉猜測，如果當地所有性工作者聯合起來保持同一立場，嫖客們一定會接受在所有性交易中使用安全套， 實踐證明她是正確的。由于性工作者最終站到了同一立場，當地性交易中避孕套使用率從原先的不足4%增加到超過90%。從那以后，每年防止了大約6000到10000例艾滋病病毒感染。恩谷吉最后總結經驗說，僅僅告訴她們做出更好的選擇絕對不夠，還必須給她們以力量和工具。
所有這一切發生時，皮奧特都在當地，正是這些經歷，使他成為了聯合國艾滋病防治委員會（UNAIDS）主任，負責協調全球防控艾滋病疫情。講到25年來的感受，皮奧特說：“如果說25年中我們學到了什么的話，那就是惟有依靠社區的力量才能控制艾滋病的傳播，我們扮演的角色不是去拯救艾滋病患者，而是給他們以支持�！�
但是，如何支持？問題從未如此緊迫。全球每年有500萬人成為新的病毒攜帶者，另有300萬患者死去，其中90%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如何糟到這種地步？依靠什么才能發生逆轉？皮奧特的經歷提供了觀察這兩個問題的窗口。
作為醫生兼科學家，二十年中，他目睹了世界一些國家領導人如何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作為宣傳者，他最近為防控愛滋疫情籌得了一些善款，并使這些問題得到更多關注。但作為作為聯合國專門負責艾滋病防治的官員，他現在面對著更大的挑戰，他稱之為“如何讓金錢發揮應有的作用”。
80億美元的巨資和數之不盡的好意善心能夠結束艾滋病擴張的歷史嗎？雖然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但皮奧特從未像現在一樣滿懷希望。
皮奧特看起來絲毫沒有聯合國副部長的派頭，他總是一副學者樣，臉上掛著溫和的笑容，聲音則十分優美。他最愛穿牛仔褲和熱帶人喜歡的花襯衣。雖然經常與總統和總理之類的國家領導人打交道，但他更習慣與科學研究者和基層社會活動家呆在一起。皮奧特在比利時農業小鎮基爾博根長大，最崇拜將非洲從歐洲幾世紀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革命者。
18歲時，皮奧特離家到比利時根特大學學醫。他回憶大學時代說：“我的教授告訴我，學習傳染病防治根本沒前途，而這恰恰就是我選的專業�！睆尼t學院畢業5年后， 皮奧特結了婚，并接受了一份在比利時安特衛普熱帶疾病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如果沒有意外，他將在研究院終老一生，但就是在這里，皮奧特遇到了決定他一生的命運的小包裹。
那是1976年的秋天，一個醫學研究包裹從扎伊爾首都金沙薩寄到皮奧特手中， 扎伊爾曾是比利時剛果殖民地的一部分，因此兩國民間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系。包裹內是一個扎伊爾修女的肝臟醫療切片，顯然，郵寄者希望熱帶疾病研究院幫助檢驗切片中病毒的類型。
修女死于致命的出血熱。當時，這種傳染病正在扎伊爾邊遠地區傳播，而且發病癥狀非�？�，最先是發燒，不久就會出現腹瀉癥狀，然后是休克和器官功能喪失， 而它的起因卻還沒有搞清楚。正當皮奧特和他的同事們忙于肝臟醫療切片的病因分析時，世界衛生組織來電詢問誰愿加入聯合醫療調查組，到扎伊爾調查疫情爆發的根源。
27歲的皮奧特自告奮勇，沒幾天，他就和其他醫務調查人員來到了中部非洲的雨林里，對傳染病患者進行檢疫，同時也不斷擔心自己是否很快也會傳染上這種疾病。皮奧特回憶說：“我們起初知道的只是，人們生命垂危正一個個死去，傳染來自于食物、水、性、蚊蟲還是其他，我們對此沒有線索�！�
調查小組最終發現了一種全新的病原體——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而后，他們調查出了這種病毒傳播的途徑——性。皮奧特也因此在傳染病研究領域獲得了一定的榮譽。在對出血熱發病最嚴重的村莊的調查中，工作人員不得不上門采集村莊里男人的精液樣品，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因為調查小組中沒有人懂得當地的語言，不得不用手勢告訴他們自己的意圖，而不是所有的手勢都能讓當地人明白正確的意思。不過，研究者最終還是成功認定性是這種病毒傳播的途徑之一。如果性能傳播這種致命病毒，還有什么其它不能傳播的?皮奧特對性傳播疾病的研究有了很大興趣。
上世紀70年代末期，性傳播疾病在全球都呈上升趨勢，皮奧特很快找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他隨后在美國西雅圖幫助華盛頓大學追蹤一切與性傳播疾病有關的研究，包括淋病、梅毒、皰疹等。研究發現，性傳播疾病在同性戀之間感染的機會更大，感染的情況也更復雜，研究者甚至在公共浴室里發現了這些有關的病毒。
1981年，更奇怪的事發生了。在返回比利時后不久，皮奧特看到一份來自洛杉磯的報告，描述5個有明顯同性性行為的年輕人死于肺炎前幾個月內，身體遭受了嚴重破壞的情況。他們全身不斷生瘡、發燒不退、體重劇減。醫生認為是什么破壞了他們的免疫系統，但沒有具體的概念。他們推測，“這種病與同性戀的生活方式關系很大”，最終這些病人被定義為HIV檢測陽性，也就是艾滋病病毒。
有關的疫情擴散很快，美國和歐洲無一幸免。很快，醫學研究者發現，這不是同性戀者的專利，吸毒者、血友病患者和接受輸血者都有感染的機會。在法國和比利時，許多艾滋病早期患者拒絕承認自己得了這種見不得人的病，他們大多來自普通中產階級中的同性戀群體，同時他們全都來自赤道非洲地區。
為了搞清真相，1983年秋，皮奧特、一個比利時同事和另外四個美國人，前往金沙薩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調查。顯然，當他們看到金沙薩的醫院內躺滿了行將死去的病人時，他們明白發生了什么。
在對三名病人的癥狀進行了三周的監測后，皮奧特的調查小組證實，艾滋病也可通過異性性接觸傳播。幾個月后，他們的調查結果發表在了著名的英國醫學雜志《柳葉刀》上。另一個在扎伊拉爾鄰國盧旺達進行的研究所作的報告有相似的內容。研究結果無疑表明，中非正在發生的事情表示著一種新流行病正向全球擴散，而它可以通過性接觸傳播。不幸的是，隨后的15年里，一個又一個國家設法否認這種疾病的存在。
到1983年底，全球已有28個國家發現了艾滋病例，新一輪的醫學淘金熱也開始了。整個80年代中期，皮奧特都穿梭在安特衛普和金沙薩之間，并幫助美國和扎伊爾的醫療專家發起了著名的艾滋工程（Project AIDS）。
同一時期，世界研究艾滋病的氣氛也活躍起來。但在隨后幾年的攻關中，法國和美國研者在查找艾滋病病毒方面一無所獲，僅僅發現病原體的一種逆轉錄酶病毒來自非洲靈長類動物體內，這是關于HIV血液研究的第一份面世報告。1986年前，科學家還發現了一種失敗的抗癌藥AZT，能幫助檢查出患者體內的艾滋病毒。
同時，科學家發現HIV病毒相當聰明，經常發生變異，僅使用單一品種的藥物無法實施有效治療，這些發現也促進了生物醫學領域的革命。
在醫學界興奮起來的同時，政界對艾滋病的關注卻看不到什么進展。曾與皮奧特一同參與金沙薩研究的美國人約瑟夫·邁考密克，是這群人中第一個撞到了南墻的。
當結束為期3周的調查回到美國后，邁考密克的上司非常重視他的研究結論，并立即在亞特蘭大總部向當時里根政府衛生部的一個副部長做簡報。
邁考密克在1997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說：“我設法盡可能簡單和清楚地說明所發生的一切，但當我解釋完后，聽報告的人沉默了很長時間。”隨后，衛生部的官員為此爭論了20分鐘，認為邁考密克關于艾滋病可通過異性性接觸傳播的研究結論一定有錯誤，并建議他改為研究蚊子在艾滋病傳播中的角色。邁考密克試圖解釋，蚊子傳播不可能如同性傳播一樣造成如此集中的發病區域，但毫無用處�？磥恚氚寻滩〉那闆r說明白，僅僅依靠醫學證據還不夠，必須從政治和社會的角度接受它。美國前總統里根也直到1987年才首次公開使用“艾滋病”一詞，他主張人們節欲，并禁止艾滋病病毒檢測呈陽性的外國人踏上美國領土。
其他國家的反應也令人沮喪。雖然烏干達由于在上世紀80年代經歷了艾滋疫情大爆發而采取比較開放的宣傳和防治態度，但大多數國家對一浪接一浪的壞消息視若未聞并保持沉默。
當皮奧特于1985年來到內羅畢的馬熱戈區時，肯尼亞還沒聽見多少壞消息，但該國的狀況對于抵抗艾滋病來說明顯十分脆弱。而馬熱戈就象一塊磁鐵，吸引著鄰國坦桑尼亞喀格拉河（盧旺達與烏干達交界處）地區的貧窮婦女前來淘金，馬熱戈是中非地區最繁忙的卡車運輸中轉站，而坦桑尼亞當時已不斷傳出新艾滋病例，潛伏的HIV病毒會在這樣一個地方大爆發嗎？
帶著這樣的疑問，研究者對當地90名性工作者做了血檢。結果發現，HIV呈陽性反應的比例高達66%。另外的抽檢中，8%在附近性病診所里看過病的男人以及周圍醫療機構中2%的公共衛生工作者的HIV檢測呈陽性。
1986年2月，新英格蘭醫學學報刊登了這一發現，并促進馬熱戈的性工作者開始了艾滋病歷史上最著名預防努力。但是，當皮奧特和一個加拿大同事與一家英國報紙的記者正談論他們的工作時，肯尼亞政府拘留了他們。皮奧特回憶說：“他們把我們關在屋子里，官員們則爭論著是否要把我們驅逐出該國，聽起來就象是我們泄漏什么國家機密。”
當疫情逐漸蔓延開時，世界衛生組織預見未來的可怕情形，必須有人站出來讓整個世界明白事態的嚴重，而該機構當時還沒有合適的人選推動有關的宣傳，因此立即著手尋找能擔此重任的人物。后來，他們請來了年輕的美國流行病學家喬納森·曼，當時就是他牽頭組織了扎伊爾艾滋工程，他的經歷正是世界衛生組織所需要的。
“喬納森是全球衛生健康領域第一個搖滾明星式的人物，”世界著名的艾滋斗士、哈佛大學醫師李金勇（音譯）博士說，“在該領域，還從來沒有人象他那樣觸動人們的心。”
喬納森·曼1986年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并在短短的三年內建立一個全球性抗艾滋病工程，該工程有400位職員，專門為各國主動抗擊艾滋病疫情者提供支援。不過，曼的隕落和他出名的速度一樣快。由于認為防治艾滋疫情的實際成果不可能如同他宣傳的一樣快，為他提供每年9000萬美元的捐款人逐漸失去了興趣。
1989年，世界衛生組織為艾滋病防治工程任命了一位新主任——高橋中島，這個沉默寡言的醫生實際上對艾滋病沒什么興趣，因此也不支持喬納森·曼為籌集資金大張旗鼓的努力，他們的關系很快就糟得不得了，兩人的爭斗最終以曼于1990年3月11日遞交辭呈打道回府而結束。八年后，曼乘坐的瑞士航空客機在從紐約飛往日內瓦的途中墜落，他不幸罹難。
上個世紀80年代期間，皮奧特曾與曼一同工作，十分敬佩他的能力和理想主義。但是，在對抗艾滋病的戰斗中，兩人在戰略上有一個根本的區別。
曼認為制訂標準化的制度是推進全球對艾滋病作出有效反應的關鍵，許多專家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夢想有朝一日建立一個追蹤、預防和治療HIV感染的有效模式，并把該模式完整移植到艾滋病疫情嚴重的國家，作為緊急反應手段。
但是，皮奧特懷疑在日內瓦憑空構思出的模式能夠起多大作用，畢竟各個國家有各自不同的國情，疫情蔓延的途徑不盡相同，因此僅僅來到這里張貼宣傳畫不會起什么作用。他認為，改變觀念才是最重要的，必須先說服人們為抗擊艾滋而戰是他們自己的權利，惟有這樣一切才能成行，只有那時，檢測、宣傳畫和安全套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
皮奧特在馬熱戈見證了該模式的成功，1992年前，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多次驗證了自己的觀點。在歐洲和美國，同性戀者主動走上街頭，宣傳更安全的性活動以及接受更好的預防治療。在烏干達，當地一個名為TASO的支援小組組建了一個全國性的網絡照料患者和艾滋孤兒。在印度卡爾科塔，一樣貧困的妓女也象內羅畢的性工作者一樣團結起來，爭取更安全的性交易。
世界衛生組織能夠把這些成功的模式推廣到全球各地嗎？曼的接任者請來皮奧特負責艾滋病防治工程的工作后，皮奧特收起了做研究用的試管和工具，來到日內瓦看能否實現自己的設想。
1992年，皮奧特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后，艾滋病防治工程依然沒什么進展，但人們開始討論一個大膽的新想法。當時，每年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已增加到100萬，聯合國中有數個不同的機構都在推行各自的抗艾努力，但還沒人協調他們的工作。新想法就是把世界衛生組織的防治努力擴展到更廣的范圍——組建專門的聯合國防治艾滋病工程（UNAIDS），該組織不隸屬于任何機構，但能領導所有的防治艾滋病機構，以協調各方的努力。
曼的繼任者邁克爾·梅爾森醫生努力推行該計劃，并于1994年尾得到了聯合國的批準。在理論上，全球防治艾滋病的努力進入了一個新時代�，F在擔任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梅爾森說：“我想我們能調動整個聯合國大家庭的努力，合理安排對性工作者的宣傳、藥物使用以及防治計劃�！逼W特對該工程也十分熱心，在對當時6個比較著名的抗艾滋病斗士進行選擇后，聯合國最終任命他為該工程的負責人。
但是，開頭的好局勢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阻力來自四面八方。支持新工程的國家對如何控制防治艾滋病的成本比如何讓該工程的展開更感興趣，提供主要援助的美國和英國尋求把預算控制在4000萬美元之內。聯合國內的氛圍也毫無友好可言，聯合計劃的參與組織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的艾滋病款項被削減。
1996年，聯合國艾滋工程正式開始運轉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都大幅度削減了他們的預算投入，而且在整個90年代期間都沒有增加。
皮奧特當時依然是高層決策圈的局外人。后來，他認為自己也許應該更大膽和主動些，但他當時真不知道該做出何種努力。最終，皮奧特還是回到了防治艾滋病的努力上。
他竭力尋找出那些實際可行的方法，譬如，在吸毒者中開展更換注射針頭計劃，在醫療條件差的地區探索可行的醫療方法，并給類似的項目提供小規模資金支持。此外，他還派遣科學家幫助地方政府和救濟機關展開防治艾滋病的活動。通過這些活動調查出的證據更可怕。1997年，UNAIDS估計全球有3000萬人攜帶有艾滋病毒，單比1993年就增加了800萬人；1993年，230萬人死于艾滋��；疫情正迅速向南亞地區擴散，目前該地區已經有300萬病毒感染者。
數字讓醫療專家們感到震驚，卻對政客和媒體不起任何作用。格雷戈·貝爾曼在他2004年出版的《隱形人民》（The Invisible People）一書中描述說，上世紀整個90年代，美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艾滋病預算資金平均為每年1億美元，而其國內艾滋病防治預算卻高達每年100億美元。
僅僅把艾滋病問題限制在衛生防治領域絕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好辦法，皮奧特不得不考慮政治領導人如何看待艾滋病問題。
到新千年到來時，皮奧特終于警醒，政客們關心的不是健康衛生，而是經濟和安全，健康話題只是他們辦完手里的事還有余錢時才會談論的。為此，皮奧特改變了策略。
他頻繁與外交人士、商業領袖和對外政策機構會晤，告訴他們，艾滋病不只是人道主義危機，如果僅僅把它交給窮國的醫療學校、衛生系統和民事機關來處理，它將抵消人類二十年來的一切經濟成果，并威脅全球安全。
突然，皮奧特發現自己開始有了聽眾。2000年1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和副總統戈爾把艾滋病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安理會為此舉辦了第一次關于艾滋病的峰會。2001年，聯大召開了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代表參加為期5天的艾滋病特別會議。在會后做出的20頁聲明中，以前對艾滋病問題持否認態度的國家此次也公開承認艾滋病是目前世界上對人類生命和尊嚴的最大挑戰，并承諾努力采取合適的措施控制其蔓延。
此后，事情有了轉機。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制藥者研制了雞尾酒療法，美國和歐洲的艾滋病死亡病例已大大降低。雖然這些藥物的成本已經大大降低，但發展中國家95%的艾滋病患者依然負擔不了，沒有機會得到治療。2002年，局面有了更新的突破。全球50個國家共同創建了全球抗艾滋病、肺結核、瘧疾基金。
2003年，美國總統布什宣布美國將單方實施一個為期5年、150億美元的防治預算計劃。世界衛生組織也與UNAIDS共同發起了一個全球性的治療艾滋病運動，計劃到2005年使300萬艾滋病患者可以接受治療，雖然最終的目標沒有完全實現，但兩年內接受治療的人數從40萬人增加到了130萬人。
沒有人否認艾滋病患者迫切需要治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特別派往非洲執行防治艾滋病計劃的加拿大人史蒂芬·萊維斯說：“到2006年，非洲只有不到10%的艾滋病孕婦接受了如何防止將病毒傳染給胎兒的教育，只有20%需要藥物治療的人可以得到相應的藥物，現在需要的不是無休止的會議和爭論，而是盡快把有效的措施落到實處。
然而，當醫療機構和社會活動家大聲呼吁引起社會關注艾滋病的同時，他們忽視了一個更大挑戰。艾滋病治療可以拯救生命帶來希望，但卻不是結束這種疫情的根本途徑，尤其是每年有500萬人成為新感染者的情況下。
國際艾滋疫苗行動主任塞斯·伯克利醫生說，如果我們不嚴肅對待這個問題，對醫藥的過度需求會寵壞了人類。疫苗、殺菌劑和其它新技術也許某天會使預防更加容易，但今日的工作一點也不比伊麗莎·恩谷吉發起第一次艾滋病防治運動時樂觀。當看到一個艾滋兒童需要治療時，人們很容易達成道德上的共識，但根深蒂固的偏見和信仰卻難以改變。
不過，皮奧特相信，可行的一致意見終可達成，關鍵在于找到所有人都贊成的立足點，他以呼吁夫妻之間的性生活要使用安全套為例指出，“愿意去爭論安全套和戒欲是否有效的人本身是熱愛生命的，如果我們都同意性不應該成為傳播死亡的途徑，我們就能互相體諒，并阻止傳播事情的發生。如果安全套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拯救生命，那么這種功能應該也可以推廣到其他情況�！�
對目前艾滋病擴散的嚴峻情況來說，這種態度或許太過溫和。但皮奧特認為這一態度來源于實踐，而成功的種子也到處都是。烏干達、泰國和巴西防治艾滋病的行動是成功的個案，但東非和中非某些地區的艾滋病傳染率確實也在下跌，其中肯尼亞的艾滋病感染率比以前降低了一半。
皮奧特說：“事情正在改變，無論我走到哪里都看到，越來越少的男人和女人們感到無助和羞恥，整個社區伸出手來把他們的命運交還到自己手中掌握，如果我們能把這種態度和富國的資源結合起來，我想我們能在未來幾年獲得更大的進步。”如果這些進步能在馬熱戈出現，也能在任何地方出現。
1981年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報告稱發現首例罕見肺炎和皮膚癌。同年7月，《紐約時報》發表第一篇關于艾滋病案例的報道。
1982年 反映同性戀與艾滋病關系的詞匯ＧＲＩＤ開始出現在媒體上。
1983年 首個為艾滋病患者舉行的燭光守夜在紐約舉行。
1984年 科學家分離出導致艾滋病的病毒，將其命名為ＨＩＶ。右圖為發現ＨＩＶ的專家之一加洛博士。
1985年 不幸罹患艾滋的男孩賴安·懷特被學校隔離，從此他發起全美反對歧視艾滋患者運動。
1986年 美國外科醫生埃弗雷特將軍呼吁加強艾滋病知識宣傳及使用避孕套。
1987年 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宣布ＡＺＴ為首個抗艾滋藥物。
1988年 美國舊金山一抗艾基金會創造出的卡通人物，旨在提醒吸毒者清潔針頭。
1989年 美國著名攝影師Ｍａｐｐｌｅｔｈｏｒｐｅ死于艾滋。當年美國艾滋病案例達到10萬起。
1990年 賴恩·懷特死于艾滋病，年僅18歲。美國人發起抗艾大游行。
1991年 ＮＢＡ球員約翰遜宣布ＨＩＶ檢測呈陽性而退役；紅絲帶開始作為愛滋標識；
1992年 艾滋病成為美國25至44歲成年人的最大殺手；
1993年 好萊塢上映《費城故事》，講述一個艾滋病患者用法律維護自己權益的故事，標志著好萊塢不再逃避社會現實，正式向泛濫美國的艾滋病宣戰；
1994年 美國公共衛生機構推薦愛滋孕婦服用藥物ＡＺＴ，防止將病毒傳染給胎兒；
1995年 克林頓舉辦第一屆白宮艾滋病大會；美國ＦＤＡ批準蛋白酶抑制劑為治療艾滋病藥物；美國奧運會跳水運動員格雷格·洛加尼斯承認感染艾滋病毒；
1996年 美國ＦＤＡ批準ＨＩＶ病毒尿檢和家庭用檢測工具；美國新發現艾滋病病例首次低于往年；
1997年 世衛組織統計表明全球大概有3600萬人攜帶艾滋病毒；美國艾滋病死亡病例比往年降低40％；
1998年 第一次大規模人類測試艾滋病疫苗開始；調查發現非裔美國人占美國艾滋病患者的49％；
1999年 研究者在非洲黑猩猩體內發現艾滋病病毒；
2000年 第13屆國際艾滋病大會在南非德班召開，這是該會議首次在發展中國家召開；美國和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宣布艾滋病威脅人類安全；
2001年 治藥商制造出治療艾滋病的基因藥物；美國艾滋病患者人數達到頂峰70萬；全球有3600萬艾滋病患者，每天新增16000名感染者；
2002年 艾滋病成為全球15－59歲年齡段人群的最大殺手；ＵＮＡＩＤＳ報告指出成年艾滋病患者紅女性占了一半；
2003年 克林頓總統基金促進全球艾滋病藥物降價；
2004年 因為發現大批演員感染艾滋病病毒，美國色情電影業停業60天；
2005年 美國ＦＤＡ授權美國之外的制藥企業生產治療艾滋病的藥物；曼德拉宣布兒子死于艾滋�。�
2006年 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增加到4000萬，死于艾滋病的人數有2500萬；美國正式把艾滋病納入體檢項目。（編譯 艾丹 阿哲）（編輯：譚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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