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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里，國家對沙漠化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研究顯示，僅有約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治理，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局部逆轉，整體惡化”的狀態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土地沙漠化形勢依然嚴峻。在沙漠化防治工作中，我們的經驗教訓何在？我國北方沙漠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如何？什么是沙漠化防治的最優模式？
4月17日，《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國家“沙漠化”973項目(中國北方沙漠化過程及
其防治研究)首席科學家、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所長王濤。
《第一財經日報》：我國北方沙漠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如何？
王濤：沙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種主要類型。沙漠化是由于不合理的人類活動與脆弱的生態環境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土地生產力下降、土地資源喪失、地表呈現類似沙漠景觀的土地退化。聯合國《荒漠化公約》指出：“‘荒漠化’是指包括氣候變異和人類活動在內的種種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亞濕潤干旱地區的土地退化。”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沙塵暴增加與我國北方地區生態惡化、沙漠化土地大面積擴散有直接關系。我國北方地區沙漠化土地年均擴展速度，上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為1560平方公里，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增加到約2100平方公里，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則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擴展。目前，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面積已達165.3萬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從東北經華北到西北，形成了一條不連續的弧形分布帶。與此相對應，近50年來強沙塵暴年均發生的次數呈逐漸增多的趨勢。
未來，我國的強沙塵暴呈進一步發展的趨勢，有四個方面的因素是難以突破的：土地資源超載的局面短期內難以緩解；草原資源退化和減少的狀況難以根本改變；水資源短缺的矛盾日趨嚴重；氣候暖干化，地面蒸發增大，土壤干旱加劇。
《第一財經日報》：怎樣評價幾十年來，我國在沙漠化防治方面所做的努力？經驗教訓何在？
王濤：盡管我國開展沙漠化研究與防治已有半個世紀，但沙漠化一直在加速擴展，除國家投入不足和政策失誤等原因外，沙漠化發生機制不清楚，尚未建立比較完善的沙漠化防治理論和技術體系也是重要的原因。
近幾年我國繼續實施了“三北”防護林工程，啟動了防沙治沙工程和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等，但這些項目規劃決策的主導思想一直是“以林治沙、以林防風”，對不同類型的沙漠化土地沒有“因地制宜”，而是籠統地以“植樹造林”一種措施應對，基本沒有在認識沙漠化成因和過程的基礎上去制定和實施防治戰略。
我國90%的沙漠化地區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除局部水分條件較好的地方外，都達不到“植樹造林”所需的條件。
美國等一些國家都在法律中規定對重大經濟決策進行環境審議，早已將其制度化。但至今，我國尚沒有關于綜合決策的法律規定。由于全國沙漠化形勢嚴峻，沙漠化防治形成了許多部門都抓，多方領導，多頭管理，政出多門，卻無人統一的局面，也造成資金分散，不能集中，形不成拳頭效應的局面。而一些地方越權審批，開荒現象嚴重，還造成了區域用水緊缺、草場退化的不良后果。
《第一財經日報》：怎樣做才能尊重自然規律，達到人與沙漠的和諧共處？
王濤：在人類治沙的歷史中，我們有過慘痛的教訓。歷史告訴我們，人要與自然和諧相處。沙漠化地區的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的數量、分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形成了環境制約和資源約束，一旦人類的經濟活動超出了這一約束，必將導致環境的退化和沙漠化的發生與加速擴展。人類活動要根據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的承載能力來決定。要根據自然規律的要求來治理沙漠化，再也不能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搞“向沙漠進軍”和“人定勝天”那一套。
《第一財經日報》：北方地區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問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
王濤：北方的干旱主要是經濟發展，工農業用水增加，江河、湖泊干了改抽地下水，長期超采使地下水位愈來愈深，整個環境干旱化。另外，江河源頭地區水源涵養林、水源涵養草甸等綠地的破壞，使江河源頭的產水量減少，加之上下游不能統籌兼顧，上游超用嚴重，造成下游生態用水緊張，生態環境惡化和土地沙漠化。
恢復北方干旱地區的生態平衡要從各個流域的生態建設入手。目前各個流域人工水系已取代了天然水系，主要的生態環境問題也由此產生。因而，采用人工措施來協調匹配水土資源也就成了進行生態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途徑。首先應興建完善的調蓄工程，以實現對流域地表總水量的控制，并將調控權交予按流域設置的權威性管理機構。
在此基礎上，要統籌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以及各行業和各方面對水的需求，并根據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轉化規律，實行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統一管理，聯合調度，結合水費等經濟杠桿，合理分配水資源。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中游地區對水資源的過度利用并且優化保證生態環境用水，同時積極推廣使用節水技術。
（編輯：譚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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