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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律師王令稱其3月28日與當事人在天津南開區法院辦理立案手續時，在該院的立案大廳遭到該院行政庭庭長的毆打。此事經報道后，即受到各級法院領導和黨組的關注。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專門就此做出批示，要求實事求是地處理。4月13日，天津市高級法院新聞發言人透露，天津市高院成立了聯合調查組，即日起展開對3月28日北京律師到天津南開法院立案一事的全面調查。調查結果將在近期向社會和媒體公布。（4月14日《新京報》）
筆者以為，這次各級法院對此事的關注，并承諾予以調查并公布調查結果、實事求是地處理的態度，體現了法院在社會民主法治建設、在尊重律師工作的意識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在過去對于一些法院法官不尊重律師甚至污辱律師的事件，我們沒有看見人大代表的態度，這次仍然沒有看見。相比各級法院在此事上的態度，人大代表，特別是天津南開區的人大代表對此事的失語，讓筆者深感失望。筆者以為，南開區人大（常委會）有義務對南開區法院法官毆打北京律師一事的真相進行調查，這不僅僅是對律師負責的需要，更是對法官和人民法院形象負責的需要。
雖然肖揚院長指示天津市高級法院對此事進行調查處理，天津市高級法院也作出了相應的承諾。但是筆者以為，天津市高級法院的調查是無法替代南開區人大（常委會）的調查的。因為，天津市高級法院與南開區法院畢竟屬于同一地區的法院系統，相互間存在著或明或暗、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因此，對于調查者應有的中立性，在社會客觀心理方面，難以為律師一方當事人以及關注此事的老百姓所認同。而人大作為監督機關介入調查，可以使監督機制顯得更加完備。
其次，根據我國《地方組織法》的第44條、第52條的規定，地方人大（常委會）負有監督人民法院工作的職權；組織“特定的調查委員會”的職權。因此，筆者以為，除了法院系統自身要調查并公布結果，從法律規定的層面看，南開區人大（常委會）也應當組織“特定的調查委員會”對此事件進行調查。（編輯：盛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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