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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深夜，記者撥通了陳久霖電話，此時他已經在新加坡等待第二天的審判。陳久霖電話中聲音很平靜，但嗓子有點啞，而且在不停地咳。
對于中航油事件和第二天的審訊，陳久霖稱不便發表意見，但是他忍不住提起已故去的母親以及給同行們留下的慘痛教訓。陳久霖稱，在承認了6宗罪的時候心里就很清楚肯定要坐牢了。
《新京報》：您怎樣評價您的個人性格？中航油虧損事件您個人有什么遺憾？
陳久霖：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敢于承擔責任的人，事情出來之后，目前的境地也不是沒有預料到，但我沒有跑也沒有辭職，而是一直在奔忙解決，包括配股的目的也是為了拯救公司，我覺得我盡自己的能力去負責任了。
2005年7月16日，我的母親過世了，當時我還在新加坡。2005年6月我在新加坡地方法院首次出庭聆訊前最后在醫院見了我母親一面，當時她已經病入膏肓，我心里知道這將是最后一面，但是為了配合案情的盡快審理，將中航油事件盡快解決，將這個責任負到底，我放棄了陪在她老人家身邊最后的時間如期出庭，直到7月29日母親去世十多天才回去。這也留下了我一生最大的遺憾。
《新京報》：您能總結一下中航油事件的經驗教訓嗎？
陳久霖：我首先強調一點，中航油從事石油衍生品虧損并不是違規操作，是經過董事會以及相關部門批準的。慘敗的主要原因是風險管理措施和危機管理措施的失誤，事實證明公司選擇挪盤作為風險管理措施是錯誤的。
同時我認為相關部門不要放大了中航油事件的影響，從而束縛了中國海外上市公司在海外發展的手腳，而是應該加強風險管理和危機管理。
中國石油期貨交易是遲早要做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目前國際油價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石油市場上的期貨、期權的影響，但是世界石油期貨市場的規則是由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中國不參與就永遠沒有參與制定規則的話語權，也只能永遠追隨別人制定好的游戲規則，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沒有發言權，只能跟隨，追隨是要付出代價的，早一天參與，付出的代價就越小。
《新京報》：您能否給中國公司在海外發展提供一些建議？
陳久霖：中國在海外的發展應該受到政府更多的關注，尤其是中國能源行業的發展。我另一個最深的感受是中國海外企業還沒有形成合力，顯得勢單力薄，像日本企業在海外發展都很抱團，但中國企業仍然像一盤散沙，某一家公司出現困境的時候如果大家相互支持一下也就過去了。（編輯：王彥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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