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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的補償論是雙重標準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3月22日 09:03 中國消費網

  張維迎發表在《經濟觀察報》上的長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認為,學者的研究和政府的政策需要以理性為支撐,不受利益的影響,而理性的思考“必須盡量超脫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須講公共理性”,按照理性,應該給因改革受到利益影響的官員予以補償。

  張維迎的說法,無疑是一種雙重標準。

  這種雙重標準是,他一方面要求人們超出自身利益的影響,用理性的方法設計社會政策,排斥公眾對自身利益的訴求;另外一方面卻又完全承認官員的既得利益,要滿足官員作為一個群體對這種既得利益的訴求。這無疑是要求人們用理性說話,卻允許官員用利益說話。

  這說明,張維迎在政治決策的利益論和理性論之間,搖擺不定,機會主義地使用標準。

  截至目前,人類社會的政治決策方式,基本上是在這樣兩種方式中進行的:一種是將決策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另一種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將政治決策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年代極為久遠,古代社會的政治決策,基本上都是利益的結果。而將政治決策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聽起來雖然很美妙,但基本上沒有得到切實的實行——即使是現代民主社會也沒有做到。為什么呢?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現實世界中,有自己的獨特身份、地位和利益,要求完全的理性和中立,是不可能的。這也正是羅爾斯在寫《正義論》,布坎南在寫《憲政經濟學》時面對的根本問題。

  羅爾斯認為,政治正義要服從理性的原則,但真正理性的正義標準只有在人們處于無知之幕背后的時候才能達致。為什么要把制定正義的人們放在無知之幕后面?因為只有把制定制度決策的人放在無知之幕后面時,他對于他的身份地位利益得失均毫不所知,排除了利益對于理性的影響,他才能做到不偏不倚,進行純粹理性的分析判斷。而布坎南在《憲政經濟學》中,對于羅爾斯的這個繁瑣的無知之幕不以為然,又提出一個“不確定性之幕”,按照他的說法,決策者處于對自己將來的處境不確定的狀況中,他就可能排除自身利益的影響,制定出相對公平的政策。

  不管是“無知之幕”還是“不確定性之幕”,都是學者進行純學術思維構想出的一種模型,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地位處境,都有對于自己未來的相對確定性的預期,都會受到這種處境和預期的影響。希望在社會政策的制定中得到一加一等于二那樣純粹的不受利益影響的結論,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正因為人們處于現實的利益網絡之中,幾乎沒有誰能夠真的超脫自己的利益而理性地決策,因此,真正的政治決策,就是利益角逐,討價還價的結果。問題在于,歷史上的專制政府,從來沒有給利益相關者的廣大百姓就他們切身利益進行討價還價的制度安排。專制者作為少數人決定多數人利害的決策,卻從來不允許多數人參與。這種決策方式當然就是以剝奪大多數人的利益,滿足少數人的利益為前提和結果的。

  因此,真正可取的政治決策,首先以承認所有人的利益為前提,以滿足所有人能夠參與利益的討價還價的博弈競賽為旨歸。這就需要一種剛性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面前,不管你是學者,是官員,還是引車賣漿的底層人士,都能夠參與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討價還價之中,為自己的利益進行博弈。這里并不需要回避人們的立場和處境,并不回避人們的利益訴求。這就需要一種人們廣泛參與的政治制度,現在民主制度,無疑為這種更多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參與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當然,如果人們的覺悟空前提高,能夠在為各自利益進行博弈的時候,更加具有理性的科學的精神和素質,那當然更為可取,討價還價的成本將更為低廉,而博弈結果的正義性將會更高。但這種理性,只有逐漸地培養,逐漸地趨近,卻決不能成為反對利益訴求的借口。讓官員、百姓等等在一個同等的機會面前就自己的利益進行博弈,這才是真正好的政治制度。

  無視政治決策中的利益影響而空談理性,只能說是書生的理想;而如果一方面承認官員可以用既得利益進行討價還價,卻要求百姓用理性態度對此進行補償,則此種說詞,到底基于什么邏輯,很難理解。

  (編輯:李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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