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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幸福”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政府必須并且有能力從影響人們幸福的外部因素入手，提升人們的幸福度
有時候人們不得不質疑字典的權威性，尤其當他們與中國一同變遷的時候。比如“幸福”一詞，《現代漢語詞典》給出的解釋是，“（生活境遇）稱心如意。”還配了這樣一個例句：“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越來越幸福。”
然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調查卻顯示，2005年，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另有一項調查表明，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10年中先升后降，與經濟發展的曲線并不同步。
“發展經濟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現在的中國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致力于“幸福學”研究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不過，人們幸福與否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很多和財富無關的因素。經濟越發展，非物質因素對幸福的影響就越來越大，例如人們身體的健康、工作的穩定、婚姻狀況以及人際關系等等。”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兩會代表委員一致認為，未來五年，有助于中國人提高幸福感的外界因素將會增加，但中國城鄉居民未來對幸福的感受會如何，代表和委員們既有樂觀的預期，也有謹慎的判斷。
樂觀的預期來自中央和地方構建“和諧社會”的努力，以及“十一五”規劃對于“民生”的關注；謹慎的判斷則既出自對于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的理性考量，也出自“幸福”本身的難以把握。
“幸福本身是人們的主觀感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景天魁說，“它往往會和社會的預期不符。”
“幸福指數”折射執政觀變遷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幸福的追求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發展經濟是增強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樂，是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孫清云說。
身為西安市市長的孫清云知道“幸福指數”這個新鮮名詞才一年，就把它變成了整個西安的熱門話題，今年初西安市“兩會”期間，孫清云在西安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數”。
這還緣于2004年的一次“中國六城市幸福感測試”，測試的結果說，全國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數從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
“因為經濟落后，我們原來都有點自卑，沒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數竟然排在上海前面。”這使孫清云及許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們對政府的執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問題進行了一番研究。
“過去我們的政府工作報告通常是政府在自言自語，按政府的想法做事”，孫清云說，“現在要從老百姓的需要出發，看老百姓是不是‘稱心如意’。”
讓老百姓稱心如意，就得密切關注各項重大政策對人們整體幸福感的影響、關注城鄉居民幸福感的差異和走勢、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充分考慮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們幸福度的協調與統一。”
在他看來，衡量社會和諧與否，一個GDP指標還遠遠不夠，反映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可以彌補不足，用以標示社會的全面進步。
有西安這樣“前衛”做法的政府已經不止一家。今年北京兩會期間，北京市統計局局長崔述強也透露，今年北京將開展幸福指數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標體系，并將其納入和諧社會指標評價體系中，將“幸福感”作為衡量北京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市民對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滿意度都可能成為幸福指數。”
此前還有杭州市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力爭成為幸福程度高、生活品質優的“和諧杭州”；更早還有2005年4月，深圳市將“關愛指數、幸福指數、人文指數、安全指數、誠信指數、環境指數、廉潔指數”等指標列入到該市的“城市文明指數”中。
“這是一種進步”，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NGO研究所所長王名認為，“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標’已無法反映人們的精神需求和心態差別。提出‘幸福指數’這個概念，正在把原來追求的‘GDP至上論’轉向更多元的評價標準。”
關注民生為幸福提供外部條件
孫清云坦言，西安市目前還未制訂出一整套衡量“幸福指數”的指標體系，但“它的意義在于發展方向的轉變”，孫清云說，“我們探索的方向是努力成為真正的平民政府，將工作做得更深，更細，細到老百姓的心里。”
沒人能改變他人的內心，但至少能為他人創造良好的環境。這是西安提出“幸福指數”的出發點，也是“十一五“規劃突出民生主題的出發點。這是一個轉折。
王名認為，中央提出“和諧社會”，地方政府隨之將幸福指數納入評價指標體系，“體現了當前執政理念的變化。”
2005年，中央開始實行和將陸續出臺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和措施。包括：取消農業稅；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調整土地征用價格；積極擴大就業，加大就業培訓的力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解決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問題；加強社區建設；擴大農村養老保障的試點；制止教育亂收費；對農村困難家庭子女的義務教育實行“兩免一補”（免雜費、免書本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繼續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推進非公企業的工會建設；加強反腐敗，加強對中央和省級權力部門的審計監督；嚴格稅收監管，調整個人所得稅的起征線；等等。
“這些關系民生、民計、民權、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使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明顯進展。”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說。
景天魁認為，中央的執政理念正在進行轉變，并且轉變非常明顯。“政府的行動將為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提供外部條件。”他說。
高速發展中依然存在變數
地方政府重視“幸福指數”得到了代表委員的一致肯定，但對“十一五”末期人們幸福感的提高，一些代表和委員也保持著謹慎的態度。
“幸福本身是個主觀指標”，景天魁說，“而且許多問題積累已久，難以在一時之間解決。”
有專家提出，我國改革在不同方向的不均衡影響了人們幸福感的提升。但零點公司的調查則表明，在中國，無論城鄉，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有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來自云南迪慶州的全國政協委員和根合也是這么認為的。“從總體上看，全體人民的總體幸福度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少數民族地區而言，說要讓所有人都幸福，并不現實”，和根合說，“少數民族地區目前面臨的首要問題還是貧窮。”
“減少貧困仍是新世紀的迫切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5～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指出，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目前約2500萬人，農村的貧困線也從農民人均純收入不足200元提高到637元。但是，如果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于1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農村還存在約7500萬貧困人口。而且，近年來城鎮生活困難人口居高不下，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低于人均收入平均線1/2的“相對貧困人口”，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和低收入群體的龐大，并沒有明顯的和快速的降低。
此外，在子女教育需求和健康需求剛性增長的同時，子女教育費用和醫療價格快速上升，農村家庭因災、因學、因病致貧和返貧情況更加突出。
另一個使幸福指數下降的因素是貧富差距，這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很多時候超過了貧窮本身。
一位來自上海市的全國政協委員認為，目前，人們的不幸福感主要來自階層分化和相互之間的攀比。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經濟不發達地區。“貧富差距太大，仇富心態正在產生，有些老百姓沒法改善生活，就只能抱怨自己投錯了娘胎。”和根合說。
中國社會調查所2005年的一項調查稱，民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在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中，市民已連續4年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首。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王俊秀認為，“這顯示出貧富差距已經超越了人們可以接受的心理閾限。貧富差距已經被等同于社會的不公平。”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產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機制是社會比較，也就是說，一個人對于自己的行為評價不是投入和產出的經濟學比較，并不是因為自己的回報多于自己的付出就會有滿意感和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報與他人的付出和回報作比較，只有他認為自己的投入產出與他人的投入產出相當時，他才會覺得是公平的。
“當前中國的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提供了大量讓人們比較的情境，競爭加劇也讓人產生比較的壓力，體會到不公平焦慮的人也會越來越多。”王俊秀說。
“現在的情況下，有錢的人、沒錢的人都會覺得不幸福。”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李崇富對《瞭望新聞周刊》說。
在他看來，富有階層不愁吃穿，但面臨如何使自己精神生活充實起來的問題；白領、機關公務員等中間階層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給別人打工，心理不平衡，收入可以，但精神上受到壓抑”。這些人的不滿主要是政治參與不夠，希望能夠當家作主，有主人翁感。
而一部分農民、下崗工人和城市平民生活不穩定感增加，而且他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與中間階層以及富裕階層的差距太大。所以，“心理特別不平衡，更缺少幸福感。”
“我們現在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相當一部分群體的生活非常困難，根本談不上幸福感”，王名說，“只有首先改善這部分人的福利狀況，整個社會的福利才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政府需營造環境“為人民謀幸福”
“在當前的中國，解決人們的幸福問題，政府依然是主導”。李崇富說。
盡管“幸福”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代表和委員都指出，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政府必須并且有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從影響人們幸福的客觀因素入手，提升人們的幸福度。
而在一些專家看來，對“幸福指數”的應用還要更真誠一些。奚愷元教授提出，地方政府在運用“幸福指數”時，要特別注意避免三個傾向。
首先，避免將“幸福指數”形式化。他認為，目前，幸福測量本身還不完全成熟，對“幸福指數”應該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從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響了市民的主觀幸福感，并隨之不斷完善施政的指標體系。“如果只注重形式，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說。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為。對政府而言，讓城市未來的幸福度有長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為重要。“我們所謂的極大化幸福，并不是極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極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給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內會很開心，但是最后，從長期來講，實際上是降低了幸福。”奚愷元說。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奚愷元說，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樂、不求上進，等同于安逸，這也是不對的。主觀幸福感同樣也來源于一個人的成就感，對社會的貢獻，人際關系等等。
最低限度，“政府要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全國政協委員、作家張賢亮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政府更應該是一個環境的治理者和營造者。它需要為老百姓營造一個宜居的生活環境和投資環境，應該實施公平公正的政治舉措，財務公開，官員廉潔，解決好社會治安、醫療、教育等一系列問題。”張賢亮說，“能做好這些，就行了。”（編輯：譚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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