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計”直面民生 9大指標勾畫百姓生活

　　2006年3月，“兩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作為“十一五”的開局之年，民生話題成為舉國關注的熱點和焦點。

　　“兩會”召開之前，人民網、新華網等媒體紛紛對老百姓最關注的“兩會”熱點問題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貧富差距、住房難等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都獲得高額票數；

　　今年“兩會”代表的提案和議案中，有關民生話題的占了相當高的比重，內容也更為具體和翔實；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則更具民生色彩。

　　3月5日，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35頁、2萬余字的篇幅，緊扣國計民生，彰顯政府責任，傳遞了以民為本、科學發展的新信號。如報告提到“投入”的有20處、“支出”有8處，主要涉及新農村建設、教育、醫療、就業、環保、生態、安全生產等與人民生活有著最為直接聯系的相關話題。而人民網的專題策劃——《解讀政府工作報告》，列出了《報告》中關系中國未來五年的八大關鍵詞，其中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詞就有五個：新農村建設、物價調控、社會保障、教育、醫療。

　　審查和批準“十一五”規劃綱要是今年“兩會”的一項重要議程和會議內容。作為中國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節奏的“治國大計”，從“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不難看出，與普通民眾利益攸關的醫療、教育、養老等民生問題首次被濃墨重彩地提了出來。中國“國計”開始直面“民生”。

　　3月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副主任朱之鑫在人民大會堂一樓新聞發布廳就“十一五”規劃綱要回答中外記者提問。馬凱指出，“十一五”規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規劃，因為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別是要著力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一些問題。

　　對“十一五”規劃當中確定的指標，馬凱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馬凱指出，《綱要》第三章描述了九個方面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全篇定量的指標一共有39個，其中最主要的指標是在第三章的專欄二，一共有22個指標。這22個指標非常有特點，反映經濟增長的只有2個，反映經濟結構的有4個，反映人口、資源、環境的有8個，反映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的有8個。指標設計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和“五個統籌”的要求。

　　以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這兩大戰略思想為指導的“十一五”規劃的實施，在未來的五年里，是一個廣泛惠及民生的進程，它將與我們每一個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關。

　　九大“民生指標”

　　勾畫五年后百姓生活

　　2006年3月5日，“十一五”規劃綱要提交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查和批準。在這本厚達90頁的草案文本里，一個個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數字，構成一個個閃亮的“民生指標”，勾勒了五年后中國百姓的生活前景。

　　讓1億農民喝上干凈水

　　[民生指標] 解決1億農村居民飲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蟲病區、微生物超標等水質不達標及局部地區嚴重缺水問題。

　　百姓出行更便捷

　　[民生指標] 建設鐵路客運專線7000公里，公路里程達到23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5萬公里。

　　天更藍，水更清，環境更優美

　　[民生指標]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森林覆蓋率達到20％。

　　沒錢的孩子也能上學

　　[民生指標] 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從8.5年提高到9年。努力降低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學生特別是女性學生、少數民族學生和貧困家庭學生的輟學率。

　　就業：惠及9000萬百姓的大目標

　　[民生指標] 城鎮新增就業和轉移農業勞動力各45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

　　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將有較大提高

　　[民生指標]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5%，到2010年分別達到13390元和4150元。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縣

　　[民生指標]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從目前的23.5％提高到80％以上。

　　不能再要“帶血的煤”

　　[民生指標] 到201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5%，工礦商貿就業人員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25%。

　　約束性指標凸顯政府責任

　　[民生指標] “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的22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中，有8個是約束性的。人大代表指出，這些約束性指標是政府的承諾，凸顯了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責任。這8大約束性指標集中在人口資源環境和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兩大類別中，分別是：

　　——“十一五”時期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6億人；

　　——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

　　——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

　　——耕地保有量保持1.2億公頃；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

　　——森林覆蓋率達到20％；

　　——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達到2.232億人；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提高到80％以上。

　　（本刊編輯部據新華社報道整理）

　　代表委員暢想2010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黃樂楨

　　這是一個很好的規劃綱要，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達到新的階段，我國工業化的步伐將更快。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聞世震

　　預計到2010年，江西的國民生產總值將翻一番，人均GDP也將翻一番，財政收入也要翻一番，高速公路能夠增長一倍，由1500公里增張到3000公里。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常務副省長 吳新雄

　　5年之后中國的芯片，從普通的計算機，到服務器，到高性能計算機，這些大家最熟悉的芯片，我們的國產自主品牌將有機會跟國外做的一樣。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李國杰

　　在IT界上，大家對家電的國產的品牌認知比較高，在中低端上也比較認可國產品牌。5年之后，我認為在高端的產品上，應該說品牌的認識度比現在更強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的技術水準、質量、產品的水平，應該說與國際一流產品是相近或相當，大家才可能認可你。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有限公司總裁 孫丕恕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普遍偏低，對于弱勢、困難群體，國家需要推出一個國家醫療救助體系。我想在5年之后，80％的人應該納入這個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 梅冬

　　我們是個農業大國，而新農村建設的提出，對于農民而言是個喜事，對于我們從事農業服務的企業而言也是大事，而對于種子業，我可以預計，5年后將在中國出現一個世界級的種子公司。

　　——八、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神農大豐種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培勁

　　隨著國家加大對醫療的投入，5年之后，預防將大于治療，人們將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更科學、節約，心態也轉變了，只有與生態和諧發展，身心才會更健康，屆時，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是可以相應的得到解決。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腦康復醫院院長 郭新志

　　第一次把發展航空業寫入規劃，中國的航空業將大有作為。新型的支線飛機將在5年內投入生產與運營，中國將會形成自主的大品牌，我們的大飛機戰略也將在“十一五”期間啟動，15年后將造出自己的大飛機。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沈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李方勇

　　“以藥養醫”是體制造成的，而改變這個體制又是個系統工程，如果未解決好，藥品的價格仍會非理性增長。隨著國家對醫療投入的增加，5年之后希望能達到“醫不藥養”這種現狀。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余克建

　　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實施，標志著政府將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職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通過公共財政的傾斜對貧困地區加大扶持力度，由此我們廣西將解決輟學問題。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廣西貴港職業學院副院長 周桂英

　　5年之后，國內零售業和國外零售業差距在變小，在市場份額、經營水準方面達到國外的先進水平。雖然本土零售商與外資零售企業競爭很激烈，但我認為塊我們還是有機會的，機會在中小城市、在食品生鮮這個領域。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步步高商業連鎖公司董事長 王填

　　未來五年，規劃于紙上；未來五年，更活躍在每一個人心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而每一個夢想都肇始于自己的現狀。普通人的切實感受、具體而微小的夢想，更值得我們關注。

　　五個普通人的“十一五”心愿

　　校長趙生杰：農民工子弟學校不再有生存危機

　　★ 文/《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偉

　　2006年2月28日，教育部部長周濟在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十一五”時期教育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普九”人口覆蓋率接近100％。“十一五”期間，國家力爭把教育經費的財政投入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到4％的水平。

　　城鄉教育軟硬件差距懸殊，東西部教育資源嚴重不均衡，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的投入結構不合理……教育資源“倒掛”引發的教育公平問題，成為“兩會”期間一些委員代表關注的話題。

　　浙江省新光集團董事長周曉光代表認為，國家應該認真研究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讓每個孩子都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對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出臺規定，便于各地從實際出發制定具體的解決辦法。

　　作為城鄉教育的交點——農民工子弟學校（下稱子弟學校）正處于尷尬的位置。北京市石景山區樹仁學校是一所子弟學校，校長趙生杰正在為新學期的生源發愁。開學快一個月了，學生還不到900人。“自1999年以來，學校的生源第一次出現下降，上學期我們的學生將近一千名。”

　　農村免費義務教育的推行，是生源下降的大背景。“好多地方上學不掏錢了，家長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讀書了。”近年來，北京市財政不斷撥出專款，鼓勵農民工子弟到公立學校讀書。“我們離豐臺區近，附近的打工子弟好多都去了豐臺的公立學校。”

　　而日益飽和的子弟學校，使得對“30%”的爭奪戰更為激烈，“辦學缺少規范，誰都能辦，不比教學質量和理念，就比外表。許多人不是校長是老板，以純贏利為目的，跟做買賣一樣。”

　　而生源是樹仁學校賴以生存的唯一保障，“我們的一切開支都來自書學費（書本費和學費）”。趙生杰為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學期學生的書學費大概有30萬元，加上每人50元的交通費，進項為30多萬元。每學期學校的水電費和地租為7萬；40名“包吃住的”教職工的工資都在1000元左右，一學期需15萬元。7輛接送學生的校車（其中四輛是租用的公交車）“和老師的開銷差不多”。總體收支基本平衡，“也就是在維持”。

　　建校6年來，樹仁學校共接收捐款捐物13次，其中捐款總金額為人民幣2000余元。

　　樹仁學校的辦學資格至今并未得到當地教育部門的批準，屬于“黑學校”。據趙生杰介紹，石景山區18所子弟學校中，通過審批的只有一家。“平時，教委和衙門口村大隊主要就抓抓安全，防火什么的。只要家長不告狀就行。”

　　對于無人監管的“默許”現狀，趙生杰已經非常滿意。“辦學5年，學校因受到種種干擾，曾多次搬遷，這已經是第5個校址了。”

　　2005年冬天，趙生杰招聘了一個校長，然后瞞著老師們到北京某報社做了校對。“偷偷去的，一周做兩天，其中一天是周日，所以老師們發現不了。”校對的月工資是800元，趙生杰本來還想兼職做記者，“再寫稿子的話，一個月估計能拿到2000元左右”。但新校長“不太勝任”，“學校有事老叫我，沒辦法，干了兩個月就回來了”。無奈之下，趙校對只好當回了趙校長。

　　趙生杰這次偷偷的“不務正業”，至今學校里只有極個別教師知情。“不敢讓大家知道，要不然影響很大”。

　　“我有時候想，要不就在這片地上蓋上房子，搞出租會不會好些？”萌生退意的趙生杰很矛盾，“做了這么多年，不干吧，舍不得，也對不起孩子們。干吧，整天就在維持”。

　　心愿：城里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肯定會有一個顯著的萎縮狀態，至少減少30%，而存活下來的學校，我想在政府管理和學校軟硬件上，都會有明顯的改善。至于我個人，一顆紅心兩手準備，我當然想把學校辦好，辦下去，但5年后是什么情況，很難說。

　　醫生李靜江：我想辭職

　　★文/《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偉

　　3月7日，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部長高強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醫療衛生聯組討論會上坦言，目前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普遍減弱，“公立醫院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它的運行機制。

　　上到政府，下至百姓，醫療問題無疑是一個持續的熱點。醫生，因其處于醫療衛生服務的最前線位置，更是被送到了風頭浪尖，飽受議論。

　　李靜江（化名）最近有些郁悶，因為他辭職的想法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他們想不到（我想辭職），更想不通。”45歲的李靜江，是北京某知名醫院的骨科副主任醫師，在醫院和所屬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力，“還算得上有名有利”。

　　《中國經濟周刊》：在許多人眼中，您有一份很不錯的工作。為什么起了辭職的念頭？跟收入有關系嗎？

　　李靜江：做醫生，我活得不坦然。雖然我現在的收入相對不錯，但我的價值、我的知識并未得到應有的尊重。

　　我的收入在北京市屬于中等吧。但目前的狀況很復雜，有的醫生一個月只有一兩千元的收入，有的醫生買別墅、開名車，你說醫生收入低還是高？大多數醫生的收入都在中等水平，甚至有的中等偏下。我希望醫生可以通過自己好好工作，獲得應有的、合法的收入。大多數醫生還是很清高的，我們有我們的職業操守。

　　舉子例子吧，比如一個村子，我覺得有三種人應該收入最高：村長、教師、醫生。他們都是為這個村子作了很大貢獻的人，應該過上好日子。北京市公務員“三五八一”的工資政策，為什么就不能給醫生？如果這樣，我相信絕大多數醫生都會很滿意的。

　　我的辭職與收入高低無關，我憑本事可以過一個很好的生活，但我不愿意被別人扭曲（人性）地活著。醫生為什么不能要求自己有一個好的收入，過上很好的生活？任何職業的任何人都一樣，都不是只為了奉獻而工作的。我們為什么只能救死扶傷不能談錢！選擇職業，經營醫院，患病，都是一個市場行為，是經濟行為。好多人，方方面面的，只是在道德層面爭論，整天說醫生道德敗壞，只知道賺錢，不顧病人的死活。低估醫生的勞動價值成了這個社會的需要。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同醫院市場化嗎？現在許多人對此有異議。

　　李靜江：應不應該市場化，根本不需要再討論，我們沒有必要再去爭論體制問題。政府當然要投入，但要適當，全包下來不可能，這是個無底洞。政府主導，主要是投入，但不是養著醫院和醫生，應該是提供購買服務，誰的醫療服務好就給誰，或者由保險公司來做，規范、監督醫院的服務。現在，大家好像覺得市場化就是醫院掙錢，患者掏錢。非市場化就是國家掏錢，老百姓不掏錢。都不對。

　　至于醫生收紅包，開除就行了。他手里握著人命，當然要嚴格監管。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就醫環境、資源配置、政府投入，誰來監督呢？我有個同事，經常說，“你們就會罵醫生，新藥審批，醫藥招標，那么亂，怎么沒人管？”你說他黑，他會說別人比他還黑。這種道德趨下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從高層開始，都不拿良心當回事。要做好，就一定要從高層做起。

　　況且，許多事情和道德無關，只是技術問題。醫療資源有限，大家都來看病，肯定會有先來后到，輕重緩急。用道德來為自己謀利，是很可恥的。

　　心愿：醫療問題是全世界的難題，只要是往正確的方向走，走一步是一步。急功近利是有害的。至于我2010年有什么心愿，我只希望能夠坦然、體面地活著。

　　“的哥”譚旭：養老不再擔心

　　★文/《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劉永剛

　　“兩會”期間，社會保障問題，特別是人們的醫療、養老問題成為委員們關注的熱點。澳門團副團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賀一誠指出，今年，國家在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方面作了很大的突破，一方面，改革了養老金的計發辦法，進一步做實了個人賬戶的試點工作。另一方面，還提高了各類所有制企業的參保率，統一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辦法，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

　　2006年3月5日下午6時，一輛紅色夏利出租車停在了記者的面前，司機譚旭做了一個上車的手勢，“門沒關緊，再關一下”，他說。

　　作為一個快50歲的中國男人，譚旭從來不在外人面前表現出自己所承擔的壓力。僅有的一次，是跟的友們在酒過三巡之后所吐的真言。“那個時候突然覺得自己有些撐不住了。”面對記者，譚旭顯得有些不知所措，更像是在談別人的事情。不過，長時間的奔波勞苦已使蒼老的痕跡過早的出現在了他的臉上。

　　“我和媳婦兩班倒”，這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說起和自己的媳婦兩班倒替開車時，還有些不好意思，“我們也沒什么文化，就會開個車。”

　　5年前，譚旭和媳婦雙雙下崗的時候，他們的兩個兒子剛剛上高中。沒有了生活保障的一家人頓時陷入了困境。隨后的幾天里，譚旭失眠了，想著兩個兒子一年幾千塊的學費和老人的醫藥費，這個北方漢子頭一次和媳婦在屋里哭了。為了節省開支，譚旭總是不把出現在自己身上的小毛病當回事兒，他總是說，“沒事兒，只要老人孩子好就行！”

　　2000年年底，譚旭做了一個決定。他從親戚朋友那里湊了幾萬塊錢買了輛夏利開起了出租車。5年過去了，家里的生活改善了許多，大兒子譚杰大學畢業高找到了工作，二兒子高中畢業后也找到了活干。“身子骨不行了，現在我最擔心的就是我們的養老問題。”譚旭說，這兩年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以前的小病小痛現在都成了經常的醫療開銷，雖然公司給上醫療保險，“但那點錢根本不夠用。”譚旭告訴記者，照自己目前的身體狀況，頂多再干個三四年，可是之后呢？沒有了收入來源指望誰來養老呢？兒子嗎？

　　“他們這代人更是讓人頭疼。”在譚旭眼里，大兒子譚杰雖然找到了工作，但所在單位的做法讓他感到特別窩火。原來，譚杰是北京一家報社的記者。2004年8月大學畢業，他被招聘進了這家報社。人事部門的管理人員告訴他，試用期三個月，合格后簽正式聘用合同，不合格走人。

　　試用期三個月過去了，人事部門給他的答復是他“被正式聘用，不久就可簽勞動合同”。可“不久”這話到今天依然沒有下文。剛開始，譚杰挺著急，因為沒簽合同，自己同報社之間的勞動關系隨時都有可能被解雇。后來，他在報社內部一打聽才曉得，原來報社里“沒簽合同、沒上三險”的不止他一人，他也就懶得管了。他說，大環境都這樣，自己干著急也沒用。譚杰的不滿情緒還不敢表露出來，因為現在大學畢業生多、就業形勢嚴峻，“你不滿就走人，報社不愁找不到人干活”。但有時譚杰也覺到挺窩火，記者在外人看來還算個響當當的職業，其實社會保障境遇卻同民工一個樣。現在，自己年輕、身體好，生病、住院一類事好像離自己還很遠，但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年齡大了肯定是個麻煩事。

　　二兒子現在在一家裝飾公司給人跑業務，公司沒有給他上任何保險，拉到一分活兒給一分錢。“將來養活他自己都夠嗆，也指望不上他什么”譚旭說。

　　最讓譚旭頭疼的還是老人的醫療問題。譚旭的父母今年70歲，母親前段時間剛做了乳腺癌手術，雖然醫保給報了80%，但每次一萬多的化療費還是把自己這些年來辛苦攢下來錢花得所剩無幾。“不是說給老母親花點錢心疼，而是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實在是承受不起啊。”說這話的時候，譚旭還時不時注意著窗外的行人，看有沒有打車的。

　　心愿：我最希望的就是，到2010年公司能夠把養老保險給交了，每個月的份錢減少點；醫療保險報銷的額度再大些，兒子能夠找到一個有保障的單位，老人的身體能再結實點；給出租車司機定個休息日吧，再這樣跑下去肯定廢了。

　　山西農民范二小：地沒了咋掙錢還債

　　★文/《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劉永剛

　　“兩會”期間，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特別是收入分配的秩序問題，引發了代表、委員和會外專家的議論。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指出，一方面國家要在收入調節上采取措施，對高收入者適當加大調節力度，同時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服務投入，減少低收入者醫療教育等相關支出，間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引發的矛盾。

　　根據財政部3月5日提交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2006年度財政預算報告草案，中國政府今年將投入數千億元，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救助社會弱勢群體和經濟困難的城鄉居民，直接受益者逾億人。

　　山西農民范二小無疑將是其中一人。

　　今年60歲的范二小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全家共有9口人，兩個已經成家的兒子雖然還和自己住在一起，但早已不用他操心了。“我們各吃各的，他花他的錢。”范二小說，2005年，他總共掙了7千多元。

　　在村子里，很大一部分農戶家里的房子都是自己蓋的大院房，一般一個院子里最少有5間房。所以在當地，人們一項重要的收入便是靠出租房屋所得。“我們這一間房每月能掙個七八十塊錢，一年能掙個1千多塊錢。”范二小告訴記者，他們家總共有9間房，出租了3間。

　　在村子里，范二小是一個不服老并且比較“有想法”的老頭兒。自從土地被征用后，范二小并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坐吃老本，而是主動出擊。2000年，老頭在村子附近承保了十幾畝果園，干起了蘋果生意。他和老伴兒每天起早貪黑得張羅著，兒女有時看著心疼也會過來幫忙。老頭說，“種蘋果比種地輕松多了，土地雖然少了，但錢不能少！”

　　自從2003年免了農業稅后，老頭的干勁也上來了，除了種果園外，還給人看管鍋爐。“晚上看上幾個小時，一個月下來能有400塊錢呢！”雖然干勁大，但兒女們畢竟不想看到老人這樣不辭辛苦的勞動。

　　“娃們說得對，畢竟我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范二小說，現在讓他最頭疼的有兩件事兒，一件是過去農業稅的欠款問題；二是今后的養老問題。

　　原來，在農業稅全免之前，村子里曾經征用過他的幾畝地，但是在征地的時候并沒有和范二小簽任何文件。隨后的幾年時間里，土地一直被村里用著，但農業稅費還是由范二小來交。“我當時覺得不公平，就和村長鬧了意見，到現在也沒有交。”

　　2003年，全國開始免征農業稅，不知什么原因，村榜上“欠款”一欄里竟然出現了范二小的名字，他認為冤得很，就有和村長吵了一架。事情就這樣一直拖了起來。“前幾天還和村長說了，但一直沒啥反應。”范二小告訴記者。

　　范二小和老伴兒的身體雖然都還硬朗，但時不時地會有些小病小痛，他們就自己去衛生所看看。“我們這兒好像還沒有什么醫療保險，得了病都得自己掏錢。”雖然已到了“退休”年齡，但范二小整天還想著怎樣多找些掙錢的門路。采訪中，他問記者：“你們報社缺不缺看門、打掃衛生的？他媽整天在家閑著，得給她找個事做。聽人家說，你們城里看門的一個月也要掙一千多呢。”

　　心愿：2010年衛生所的醫生水平應該比現在高很多吧？不然讓人不放心。我個人好像沒有什么心愿，只有擔憂，人們都說在農村，再怎么也不用擔心自己的養老問題，但我那些兒子幾斤幾兩我清楚，指望不上他們，又沒有什么養老保險，真要是干不動了，斷了收入來源，咋辦？

　　藝人郭德剛：讓更多的中國人喜歡相聲

　　★文/《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偉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話題，成為“兩會”代表委員討論的熱點之一。

　　全國政協常委馮驥才呼吁，要對各民族杰出傳承人盡快普查、摸底與認定。民間文化的活態保護，主要靠傳承人的口頭傳授。如果傳承人消失，就意味著文化的消亡。故而，對傳承人的保護的關鍵，是要保證代代有傳人。

　　安徽省文化廳副廳長李修松代表認為，我國的文化產業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實力還較薄弱，路子還在探索。若要加大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處理好民族文化資源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民族文化資源是有生命力的，能夠成為文化產業的支撐點。而我國目前民族文化資源流失嚴重，民族文化創造力在急劇下降，如此狀況怎么談得上發展民族文化？沒有民族文化資源作基礎，以什么發展文化產業？

　　而民族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堅守。

　　33歲的小郭是天津人，生長在雙職工家庭的他，小的時候，因為沒人管，就被當警察的父親放在轄區內的紅橋俱樂部玩。俱樂部里常常有戲曲、曲藝等演出，小郭就看，然后就喜歡上了。

　　8歲那年，小高拜天津評書藝人高祥凱學習評書。后來，小郭還跟天津相聲藝人常寶豐學說相聲。小郭很高興也很刻苦。不管刮風下雪，他每天四五點鐘起床練習基本功。評書、戲劇、曲藝、相聲，什么都學，什么都練，直到太陽出來才結束。

　　天津相聲界的常寶霆先生曾對小郭說：“學相聲最主要的有三點，天賦、興趣、刻苦，缺一不可。”小郭一直沒忘。

　　1995年秋天，為了自己的相聲夢想，小郭第三次來到北京尋求機會。“我會說相聲、說書、寫東西、唱京戲、唱梆子、唱評戲，就憑這幾樣，我有自信。哪怕在北京頭破血流、折條腿，這輩子不冤。如果等到八十了，打開電視，我只能跟孩子說，瞧見沒有，上邊這孫子當初還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強。孫子要問我：你早干嘛去了？那太沒勁了。”

　　剛到北京時，小郭的日子過得很苦。因為沒錢，他住過平房、橋洞，經常會為幾毛錢而認真算計。有時下班太晚，沒了公交車，小郭便徒步從城里走回郊區的住處。有一次發燒，小郭沒錢，只好把尋呼機賣了看病。最窘迫時，小郭一個人在荒郊野外眼淚嘩嘩地流。

　　后來，小郭偶然認識了一位電視圈的人士，于是憑關系在些影視圈找點活兒干，才解決了基本生活問題。再后來，小郭注冊了文化公司，寫劇本，寫書，當電視節目主持，制作影視節目，出版音像制品……為了生計，小郭什么都干，但他一直沒有忘記相聲。

　　1996年，小郭開始在北京的小劇場里演出。小郭說，哪怕只有一個觀眾，我也要演出。有一年冬天，天上下著大雪，很冷，小郭和同事們在劇場門外的街上打著板，招攬觀眾。“天氣很冷，路上除了我們幾個，連條狗都沒有。”小郭說，自己沒有想過什么時候能熬出頭，小車不倒只管推，不管怎么艱難，想做就做。

　　10年來，小郭把做文化公司賺的錢都投在了劇場相聲里。04年之前，他的小劇場相聲一直賠著，一個月動輒賠個八九千，上萬的時候也有。小郭不后悔，他說：“我可以為相聲去死。”

　　10年來，小郭的觀眾從沒有人到一個人，再到七八人，再到三四十人，艱難地壯大著。有一次，臺下來了99個人，小郭在后臺都樂瘋了。

　　在小劇場里，小郭認真而自由地享受著相聲的樂趣。在小劇場里，小郭有一股子“草莽氣”，生猛、鮮活，無所顧忌。他的《論50年相聲之現狀》，對相聲的幾十年的興衰作了認真的思考和諷刺，許多人都聽哭了。當然，大多數時間，他的相聲讓大家發出了久違的會心的笑聲。

　　有人說，小郭的活兒擱到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是一普通說相聲的。現在老一輩相聲演員走得差不多了，就顯著他了。有人說，小郭就是盡了一個相聲演員的本分。

　　2005年底，小郭火了。火的速度和程度，一點不亞于“超女”，有人稱他為“超男”。他演出的小劇場常常一票難求，開始出售站票，10元一張；據說，現在小郭的劇場開始“掛號”，甚至出現了“號販子”。據說，一個月之內有100多家媒體采訪過他，還不包括采訪不上的。除了小劇場，小郭開始在各大電視臺和各大劇院說相聲，出場費據說上了幾十萬。

　　堅守了10年的寂寞后，小郭在幾個月之內，火得一塌糊涂。全國人民都知道有個說相聲的小郭，郭德剛。

　　心愿：能坐五六百人的小型劇場多一些，能認真說相聲的演員多一些，在中國能欣賞相聲的地區，觀眾多一些。這就是我心目中相聲的幸福生活。

　　前十個“五年”：那時的百姓在想啥？

　　“一五”期間（1953-1957）

　　吳大芝，男，73歲，農民。

　　當時我剛結婚。結婚那天，中午家里吃了一頓菜飯，平時早晚都喝稀糊糊。因為還沒入社，所以租著別人的田種，很想多打一些糧食，將來好讓媳婦吃上一頓干飯。那時剛解放不多久，對以后的日子也沒有太多打算，也不知道會是什么樣，只是蒙著頭皮過。當時家里住著草房子，也穿不暖，很希望將來可以穿暖吃飽。

　　“二五”期間（1958-1962）

　　梁月英，男，71歲，農民。

　　“那時應該是剛剛入社。但是，入社了，日子反而更難過了。食堂里的“粥”更稀了，吃飯都不用筷子，就像喝水一樣。每天隊長一吹哨，就趕緊上工。那時每天大概可以掙到1毛錢，從來不敢偷懶，希望可以多掙一些工分，這樣秋天可以多分一些糧食。后來三年自然災害，周圍有人開始餓死，那會兒總感覺很可怕，幸虧平時經常挑野菜，家里沒有餓死人。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到盡頭，當時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要自家里不餓死人就好。”

　　“三五”期間（1966年-1970年）

　　張衛國，男，53歲，私企老板。

　　三五的時候，我正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農村插隊當知青。每天凌晨2點就起床去干農活，6點多回來吃飯，冬天也這樣。很多人挑沙子的時候肩膀都壓出了血，有的扁擔都壓折了。開始的時候不適應，覺得很苦，但是干活是掙工分的惟一途徑，不干就沒有口糧。一開始，最大的愿望就是趕快學會農活。后來都學會了。從頭到尾，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頓飽飯。年輕，干活累，所以老是吃不飽，每天晚上都夢見回城在家里吃飯，一大桌，可豐盛了。

　　“四五”期間（1971-1975）

　　吳洪林，男，48歲，工人。

　　那時候，我該上初中了。可學校老師說，我們家有地主關系不能上。我只能每天哭著站在墻外面聽，幸虧父親說服了老師，我才有機會繼續上學。后來上高中，有人來學校招飛行員，我也跑去。各項檢測都過關了，我很高興地告訴家人我快要當飛行員了。可是上面忽然說我舅舅家是地主，成份不好。我當時就想，如果可以換一個舅舅，我的生活一定在另一個軌道。

　　“五五”期間（1976-1980）

　　陶駿，男，48歲，公務員。

　　1978年時，剛開始恢復高考，我就一心想考大學當“國家人”。本來想到學校參加復習班，可家里農活多。我只好在家里白天干活，晚上看書。那時候，勁兒可大了，一點也不知道累。我媽老是怕我考不上，惹別人笑話，有事沒事的就和我說，誰誰誰家的姑娘不錯，要不托人給你介紹介紹。我不理她，只管干活，看書。當時，四鄉八里，和我年紀差不多的男女青年都結婚了，有的都有孩子了。有時候，夜里躺在床上，我就想，一定要考上大學，要不然連個老婆都找不著了。

　　“六五”期間（1980-1985）

　　啟凡，男，45歲，私企老板。

　　我當時是待業青年，家里沒門路，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我讓自己成為一個做服裝生意的個體戶。這個舉動給了媽媽巨大的打擊，媽媽當時還哭了好久。那個時候，“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在哪”個體戶，大多被看作不務正業、不守本分的“二流子”，媽媽不忍心讓我與他們為伍。

　　每周我都要去200公里以外的省城去上貨，早上坐很早的火車去，8點多到了省城就去服裝批發市場上貨，晚上再坐最末一班車回來。為了省錢，除了托運以外，我自己還要扛一包衣服回來。冬天在火車上凍的要死，夏天又要忍受蚊蟲的叮咬。等下車挪到了家，都已經是半夜12點了。當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讓媽媽為我自豪，而不是當媽媽的同學問我做什么工作的時候，媽媽張不開嘴，覺得丟人。

　　沒多久，我就成了“萬元戶”。

　　“七五”期間（1986-1990）

　　楊大美，女，40歲，公司白領。

　　1986年，我剛參加工作。雖然是個學經濟的大學畢業生，可我對現實經濟活動一無所知。“七五”計劃更是一點印象都沒有。這可能就是時勢造“英雄”吧。但工作后的工資收入我記得十分清晰——月工資32元。第一個月拿到工資后，我將其中的20元郵寄給了遠在上海的養父母，并在“附言”中寫道：“你們養的雞下了第一個蛋”。

　　當時，我只有一個愿望：結婚，并把我患有哮喘病的養母從悶熱的上海，接到氣候宜人的大連。后來，我就結了婚，嫁了個國有企業的總經理助理。“七五”結束時，我丈夫已經有了自己的

　　“八五”期間（1991-1995）

　　劉衍，男，41歲，國企職工。

　　1992年，被公司派到荷蘭去進修，平生第一次知道了

　　我當時想買一臺29寸的日本“畫王”電視機，在別人家看見過，當時大概要一萬多塊錢。

　　“九五”期間（1996-2000）

　　王小娟，女，54歲，下崗職工

　　1995年我和我愛人都下崗了。剛失業時，我聯系了不下8家單位，但人家都不要，非常痛苦，不知道生活的道路在哪里。后來，我做鐘點工掙點工資維持生活，每月全家的收入只有500多元，困難是可想而知。我最渴望的是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每月能有1000元的收入，苦點累點都沒有關系，我都能忍受。

　　“十五”期間（2001-2005）

　　張萌，男，28歲，農民工。

　　我18歲就出來打工了，在城里待這么多年，要說也是個城市人了。這幾年一直都是干工程，也沒啥想法，就是圖能賺個辛苦錢。老板欠錢的事也碰見過，咳，在外邊這么多年能一個壞人也碰不見？開始也挺費勁，一起出來的幾個爺們兒，還有哭的哪，我就不信邪，咱有理啊！最后還不是要回來了，這天下還是有說理的地方，不是咱總理都過問了。也想過回家，回鄉下，咱老家這幾年也越來越好了，可咱在城里還是掙得多，你說是不，趁著有勁多干幾年唄！（編輯：譚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