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收入分配呈“洋蔥型”委員建議培育中間階層

　　目前，我國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比較突出，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使社會階層結構不盡合理，形成中下階層占大多數、中間階層不很明顯的“洋蔥型”社會階層結構。而且階層之間沒有順暢的流動機制，對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有不利影響。針對這一現象，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政協秘書長趙桂英建議，應通過加強培訓、提高低收入者素質等方式著力培育中間階層。

　　九類人員構成低收入階層

　　趙桂英委員表示，根據調查，目前我國低收入者大體包括農村貧困人口、城市低保人員、在崗職工低收入人員、不能取得法定最低工資標準的城鎮職工、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企業改革中獲得低補償并與企業脫離勞動關系人員、退休較早人員、失去土地并沒有得到保障收入的農民、城鎮特殊困難人員等九類人員。這幾種人，屬于我國社會階層的弱勢群體，收入水平都比較低，有的甚至沒有收入，生活極其困難。為進一步優化社會階層結構，政府應適當加強對社會中間階層的培育工作。

　　應提高工資培育中產階層

　　趙桂英委員指出，要培育好我國的中間階層，首先應從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水平入手，因為工資是收入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地應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合理提高城鎮職工最低工資標準，確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并根據經濟的增長情況適時提高。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研究采取措施，促使企業適當提高職工工資總額在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和職工各種福利待遇，堅決抵制分配領域中的“重資輕勞”現象，抵制“以少給職工發放工資而降低企業成本”等剝奪職工勞動價值的行為。同時，要盡快解決好拖欠職工工資(生活費)、保險(含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金、集資款等問題，解決好國企改革的歷史遺留問題。

　　適當給低收入者政策優惠

　　義務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中等教育，特別是加強職業技術教育，使城鄉勞動力掌握脫貧置富的真本領。當前，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富余勞動力首先是貧困農民的培訓力度，加大對低收入職工和下崗失業人員的培訓力度，幫助他們掌握市場需要的就業、創業技能，為他們更好地就業、創業提供更多的崗位和更優惠的政策。

　　編輯點評 “洋蔥”變成“橄欖”又能怎樣？

　　針對我國中下階層占大多數、中間階層不很明顯的“洋蔥型”社會階層結構，有委員建議應通過加強培訓、提高低收入者素質等方式著力培育中間階層，以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

　　這當然是個很不錯的建議。中間階層多了，意味著多數人都進入了相對富裕的生活，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而且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橄欖型”的社會，中間階層應該是主流。因而，由“洋蔥型”社會變成“橄欖型”社會，也是進入

　　然而，委員可能忽視了，即便有那么多人進入中間階層，但是假如我們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改善，我們的社會公共產品投入還是那么可憐，那么就是進入了“橄欖型”社會，所謂的中間階層也還只是停留于名義上的概念，在一場大病面前，我們的中間階層都會被打回原形。

　　前不久有媒體報道，一個年收入近10萬元、并擁有兩套房產的、曾被人羨慕的家庭，因妻子患病住院而幾乎耗掉家中全部財產。年入10萬在目前的中國，絕對算得上是中間階層了，可是一個中產家庭僅僅因為一場病就返貧跌入社會底層，不僅折射出我國中間階層的脆弱，也意味著我國目前還缺乏中間階層發展壯大的政策土壤。

　　中間階層的脆弱是現有中產家庭的共性，它預示著我們的中間階層抗風險能力較低，用當前流行的術語“幸福指數”來衡量，只怕數值是相當地低。生場病，買套房，有個孩子上大學，這些都可以將中間階層打回到貧困階層。因而，所謂的中間階層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事實上，我們現有的社會機制不但保不了中間階層的幸福，而且還缺乏一個由中下階層邁向中間階層的政策誘導和社會通道。像委員列出的九類低收入階層，應該說在社會階層中還占有著相當大的比例，但是在如何將這部分群體培育成中間階層上，顯然并不是委員所說的那么簡單。比如說提高工資，企業利潤漲了好多倍，工人工資仍然停滯不前，這已成了慣例；再比如越來越引起人們注意的“貧富代際轉移”現象，表明由社會底層進入中間階層，還有著種種難以逾越的非人為鴻溝。

　　壯大中間階層有必要，但是增強中間階層的抗風險性也很重要。否則，由“洋蔥”變成“橄欖”，只不過是個數字游戲而已。 （編輯：李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