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樂山革命紀念館門票價格該不該漲？

　　江姐、許云峰、華子良、小蘿卜頭……小說《紅巖》中這些家喻戶曉的人物，以1949年解放前夕被關押在重慶歌樂山“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共產黨員與國民黨較量的真實故事為素材，影響教育了新中國的幾代人，也使“紅巖精神”走向全國。包括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等景點在內的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因此成為全國100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每年接待國內外觀眾達200萬人次。

　　但是，現在到歌樂山緬懷“紅巖”先烈的觀眾卻得掏更多的錢了。經過紀念館門票價格聽證會前后的多方博弈，有關部門近日批準，將歌樂山革命紀念館的門票上漲一倍。因此，許多人心里不由在問：對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群眾為什么不能免費或低收費？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該堅守“公益性”原則還是走“市場化”的道路？

　　 紀念館館長：門票過低已影響正常運行

　　歌樂山革命紀念館館長厲華說，目前過低的門票價格已經嚴重影響和制約了紀念館的正常運行和今后的發展；而要打造“紅色旅游經典景區”，紀念館還需要投入大量的配套資金。2004年，紀念館包括財政撥款、門票收入和書刊、光盤收入在內的總收入為1595萬元；全年的總支出為1821萬元，收入資金缺口達200多萬元。

　　財務收支狀況不佳給紀念館的發展帶來了諸多問題。據厲華介紹，紀念館的文物收藏和維修狀況亟待改善。現有的陳列館系上世紀60年代初修建的干打壘木石結構建筑，面積僅為1000平方米，建筑破損嚴重，地基下沉，已不能適應展品陳列的要求。近年來，由于展廳簡陋、面積過小，紀念館征集的大量珍貴文物資料無法向觀眾展示，現有的文物庫房系由原“中美合作所特訓教室”改建而成，只有3間，面積66平方米，使文物的保護和安全都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

　　同時，歌樂山的文物資源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在重慶市人民政府1999年批準的2.1平方公里保護區范圍內，散布著文物遺址近40處。因土地權屬、房屋產權、資金等方面原因，目前尚有江姐殉難處——電臺嵐埡、囚禁葉挺將軍的蔣家院子、囚禁楊虎城將軍的秘密囚室——楊家山、為軍統集中營提供作戰計劃的軍統氣象臺、中美合作所“四一

　　厲華認為，在全國同類紅色旅游景點中，重慶市歌樂山革命紀念館的門票價格處于最低水平。有關部門提供的調查顯示，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通票156元/人；江西上饒集中營40元/人；貴州息烽集中營20元/人；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實行單點購票，白公館5元/人、渣滓洞5元/人、松林坡5元/人。

　　聽證交鋒：堅守“公益性”原則還是“市場化”？

　　為聽取各方意見，重慶市物價局召開了“歌樂山革命紀念館門票價格聽證會”。參加聽證會的有來自重慶本地和四川、北京等地各行各業的20名代表；聽證會上爭論的熱點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應堅守“公益性”原則還是要“市場化”？

　　重慶沙坪壩區童家橋街道干部雷太蘭在聽證會前征求了不少群眾的意見，絕大多數群眾都反對漲價，認為“革命紀念館是讓人接受教育的，最好不收費，要收費也要實行低票價”。雷太蘭說，為了紀念館的運轉和下一步發展，適當提高票價可以理解，但應該放寬減免門票的范圍，讓更多的人享有了解歷史、接受教育的權利，比如對下崗職工、低保戶等困難群體就應該實行免票。

　　重慶中國國際旅行社國內部經理王印強卻認為，作為紅色旅游的重要景點，歌樂山革命紀念館應該走“市場化”的道路，按市場規律辦事。常年與游客打交道的王印強說，目前歌樂山革命紀念館的旅游配套設施不足，甚至可以說相當簡陋，如停車場連休息室都沒有，夏天只有讓游客暴曬在烈日下。這都需要加大資金投入，提升服務水平和檔次，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四川經濟管理學院英語系學生高歆也持應“適當漲價”的觀點。來重慶之前，她廣泛聽取了同學們的意見，大家認為5元/人的門票在全國比起來確實偏低，不利于文物保護，應該適當提價。

　　重慶江北區米亭子小學教師羅曉鸝指出，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歌樂山革命紀念館應該處理好公益事業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漲不漲價，漲多漲少，都不能違背其公益性原則，要有利于弘揚“紅巖精神”，有利于讓更多的人接受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因此，不僅應擴大免費參觀的范圍，還應增加免費開放日的數量，不能一年只有一天供免費參觀。

　　 紅色歷史資源開發該由誰來“埋單”？

　　重慶對紅色歷史資源有著驕人的開發史。上世紀90年代，《紅巖魂形象報告展演》將一人主講的傳統報告會變為多人演講配合情景表演的新形式，展演創下新時期戲劇演出場次之最，最長一次謝幕達1個多小時。有人為了買票甚至要“走后門”；為請演員簽字，排隊的觀眾最多時達500多人。當國內3000多個革命紀念館多數還在因“門庭冷落”而四處爭取財政撥款時，以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和紅巖革命紀念館為依托的重慶紅巖聯線卻實現觀眾年平均參觀人次200多萬、年經濟效益1000多萬元的驚人成績。

　　歌樂山革命紀念館館長厲華認為，革命歷史紀念館如今面對的不再是靠發一張紅頭文件就來的“文件觀眾”，而是有選擇權的“市場觀眾”。革命文化作為精神產品，必須抓住市場熱點，服務社會。

　　但是，紅色歷史資源開發該由誰來“埋單”？這是一個令人無法回避的問題。

　　北京市消費者協會投訴與法律事務部副主任郎丹柯說，一般企業的虧損和企業發展，可以通過抬高產品價格、增加企業利潤來獲得。但作為革命紀念館，其原始投資非自身固有的，也非企業投資，而應歸屬于國家，也就是“官辦民用”。紀念館的日常維護和進一步發展資金應來自于國家撥款；國家應該是負擔革命紀念館運行費用的主要力量。即使在一切以經濟利益為主的商業社會，政府也不應模糊其自身責任所在，更不能試圖通過漲價來解決所有問題。

　　專程從北京趕到重慶參加價格聽證會的郎丹柯表示，目前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希望通過調整門票價格來獲取更多的利潤，進一步投資發展。同樣負擔這一費用的消費者也處于一個類似股東或

　　郎丹柯說，紀念館發展所需的資金實際上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取得，而并不是只能通過調整門票價格來實現。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