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滯和拖延是改革最大的風險

　　中國的改革再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進是退令輿論憂思。

　　退，決無出路且是死路；進，疑惑重重而缺乏階段性有效抓手。

　　畫一條杠杠，本輪對改革的質疑、爭論始發于2004年夏天的“郎顧之爭”，隨之發展為對“國資改”、醫改、教改等一系列改革的責難。

　　不可否認，“國資改”、醫改、教改等確有問題，引發了社會中下層群體的強烈不滿。但某些人卻利用群眾的不滿，借機對整個改革發難。而且，這種企圖全盤否定改革的思潮還挾持著一股股跟著起哄的輿論。

　　春節前后，圍繞改革爭議的輿論戰，在經歷了前數個月的力量整合后再度開打。這一波輿論戰，堅持改革、支持改革的聲音越來越呈現強勢。頗有力量且較具代表性的聲音包括：皇甫平發自《財經》雜志的評論《改革不可動搖》；《中國新聞周刊》采訪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的文章《政治體制改革決定所有改革成敗》。

　　1991年的皇甫平與2006年的皇甫平是同一個人。“改革不可動搖”———時隔十幾年，皇甫平的聲音依然擲地有聲，立場仍然毫不妥協。我支持皇甫平主張堅持改革不動搖的鮮明態度。

　　中國的改革決非乏善可陳。揀最關鍵的說，在經濟領域，沒有持續性地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孕育出如今民營經濟如此壯觀的經濟板塊。倘若失缺了如此經濟板塊的支撐，中國人的日子遠比現在難過得多。至少，失卻了民營經濟為國家提供的稅收和就業崗位，國內的社會矛盾還要尖銳得多。

　　中國的改革的確又矛盾重重，否認它就無從解釋為什么貧富差距變得如此懸殊，兩極分化持續擴大，社會不公日甚一日，腐敗、侵吞、掠奪、剝奪、失衡、弱勢、邊緣化等成為人們議論或質疑改革的關鍵詞。釋疑解惑、辨析原委，需要對中國改革的進程和動因作客觀的歷史分析。

　　改革的最初動因在于“十年浩劫”結束后，國家必須滿足民眾要求改善基本生存條件的最低要求，否則，民氣難順，民心難聚，“體制”繼續缺乏說服力，并最終導致“體制”難以為繼。

　　既要堅持“中學為體”，又要盡快使民眾的

　　然而，“市場化”是條不歸路，改革一旦啟動，不但致使改革本身不可逆轉，而且因過程之中的力量積聚、思想多元、價值觀多樣、利益訴求不一，直接和間接地令改革沖撞和突破原先劃定的政治底線，影響到對“中學為體”的堅守，反映為改革動作的遲滯與搖擺。

　　改革一經推開，通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個完整而可能成功的改革，絕對不可能只在經濟改革范疇內單輪前行，相應的政改和社改無法回避。幾何圖形里，三角形是最穩定的，穩妥推進的改革在走過了最初的“熱鬧期”之后，必須以經改、政改、社改三足鼎立的布局和態勢齊頭并進。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開始呈現群眾“一面吃肉、一面罵娘”的趨勢，改革因不配套而生成的矛盾及對原有深層次矛盾只能選擇繞道走的窘困，使改革的決策者和推進者看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政治體制改革決定所有改革成敗”———下此結論的正是鄧小平。時間是1986年6月28日，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主題是聽取端正黨風、糾正不正之風的工作匯報。聽完匯報，鄧小平突然話鋒一轉，將話題引向了政治體制改革。

　　然而，限于當時和今天國內國際的客觀條件約束，改革的配套問題至今仍難以獲得突破。

　　一晃又是20年，為改革提供配套的時機一再錯失，越往后拖，啟動配套的難度越大，越復雜，而留給中國“從容配套”的時間也越來越短。

　　綜上所述，無論是破解改革中新出現的矛盾，還是化解“歷史的積累”，都只能靠進一步改革。也就是說，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對改革糾偏，才能校正改革中出現的“偽市場化”傾向。

　　迄今為止所有具體改革所造成的對民眾利益、尤其是社會中下層民眾利益的“階段性”傷害，決非改革本身有錯，而是不到位的改革所致。

　　當今世界，并非只有中國在改革道路上孤行。縱觀同樣在為國家轉型經受著陣痛、探索著改革路徑的國家的發展態勢就不難發現，只要敢于深化改革，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完全可以化解，改革的困惑理當可以擺脫。

　　皇甫平還是那個皇甫平，可今天的中國與十幾年前已大不相同。我不太憂心中國的改革會開倒車。因為，計劃經濟的生存土壤和社會生態已經消失掉大半。

　　真正值得憂心的是，改革可能繼續遲滯和拖延。因此，繼續營造深化改革的輿論就顯得極為必要。（編輯：李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