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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范圍內，迄今為止，北京可能是對外來人口控制政策最嚴的地區。但是今年的北京市兩會，傳出了最為溫婉和諧的聲音，雖然在人口規劃上仍有一個參考性的上限目標，但在具體對待外來人員問題上，無論從話語環境還是具體政策，都顯得寬厚緩和了許多。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公開表示，北京不能限制農民工進入，北京也離不開農民工。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張欣慶說，無論何種群體，無論本地人、外地人，在就業權方面都將一視同仁。
思想決定行動，觀念引導未來。務實、理性、科學的態度和方式，一定會給我們帶來更加美好、和諧的未來。
以往，在一些大城市居民和一些城市管理者眼里，外來人口往往與貧窮、骯臟、交通擁擠、治安混亂畫等號。世界上比北京人口多且密度大的城市有的是，比如東京，會不會造成交通擁擠和治安混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市管理水平以及外來人口對城市的歸屬感。事實上，對于新移民來說，他們有比在原處更好的生活才選擇在這個城市待下來，因此比誰都更渴望安定，他們不是治安混亂的制造者。只有那些生活和心靈都無所歸依的人，才較有可能令社會治安頭疼。
只要我們切實轉變觀念、改進方法，我們會發現，外來人口非但不是城市的包袱和累贅，而且是城市巨大的財富和送上門來的福利。
首先，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資源———智慧、勞動力、巨額資金等。以北京現有400萬外來人口為例，已有三分之一在這里買房置業，以平均每套50萬元計，僅購房一項，貢獻給北京的財富就達6500億元以上，這些錢可能是他們在外地多年甚至幾代人的積累。如果政策更寬松，現有400萬人中，購房以安居樂業的人數還會增加。
其次，即使外來人口中有大量暫時買不起房的人，他們也是城市的福利而非負擔。道理同樣很簡單：一個社會也是一個生態系統，需要多層次人才和人力的分工合作才能達致效率的最大化和社會生態的最大和諧。誠如自然生態中有參天大樹也必須、必然有灌木和小草一樣。就像有人打的一個比方：在廣州、深圳，捏一次腳的花費，大約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請個鐘點工到家里搞衛生，北京也比廣州、深圳貴很多，而且很不方便。
原因是廣州、深圳對外來打工者的限制性門檻很低，使得與勞動力成本密切相關的服務業都很便宜，這樣一來，同樣的收入，在廣州深圳的生活水平要遠高于北京。外來“窮人”本能的逐利性會最及時、最有效地深化、細化、優化城市的專業分工，幫助城市走出高能耗低效率的發展誤區，從而大大增加其自身和社會的總福利。而他們自身，也不斷地通過這樣的底層奮斗向上流動，再迎接新的“底層人士”進入。
第三，外來人口是緩解城市人口老齡化危機的最重要力量。新移民一般都處在事業的草創期和成長期，正當青壯年，他們及其下一代的長久定居，是整整涉及兩代人的長遠福利。既然外來人口能帶給城市這么大、這么長遠的福利，我們有什么理由不以更加開放、寬厚的心態和方式善待他們？我們有什么理由只享受他們的好處，而不給他們應有的權利和待遇？在這方面，僅僅在觀念上和就業政策上給予外來人口平等的市民待遇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在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特別是孩子的教育、高考等權利上全面創造一個平等、自由的環境。否則，移民第二代由于權利不平等導致的受挫感和受歧視感，將會給社會———也就是給我們的下一代帶來巨大的隱患。要知道，第二代終究是要在城市長久地生活下去，他們與作為其父輩的移民第一代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代往往是從自己的縱向做比較，而第二代則完全是跟自己同代“城里人”做橫向比較。因此，在對待外來人口的問題上，這才是惟此為大的天字第一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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