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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2月15日《新京報》報道，由于低估了私人部門和服務產業的規模，中國經濟實際增長比統計數字大約高出20%，國家統計局將在近期公布調整后的GDP數據。而據此推算，與先前的設想相比，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沒有那么大，受消費驅動更多一些。這種結構優化、效率提升的跡象，比之單論經濟規模的“超英趕美”，顯然更有意義得多。
修正后的GDP顯示經濟更為健康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運行中持續存在大起大落的陰影，對于“過熱”以及“硬著陸”的擔心在此二十多年中交替出現，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不斷顯化的投資、出口與消費間的結構性失衡。
有關數據顯示，自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投資與消費對GDP增長貢獻度的大小發生逆轉。
前者從1998年的30%上升到2004年的67%，而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則下降到28%，而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后一數字往往達到80%左右。
此外，統計表明，從1980年到2001年，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穩定在14％至20％之間。而中國的這一指標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一路攀升，目前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約80％，中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而GDP被低估，那么被低估的應該主要是服務業，由于服務業更多的是與消費相關，因此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會得到提升，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會相應下降。同時，GDP數據的提高，也使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會相應降低，這兩方面的數據變化，都使中國的經濟增長結構顯得更為健康。
應把消費理解為GDP增長的結果
盡管就某種意義而言，我也同意復旦大學張軍教授的觀點，即一國消費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水平或者經濟發展階段決定的。因此不能簡單地把消費理解為決定GDP增長的因素，而應該理解為GDP增長的結果。但問題則在于，中國經濟為什么沒有表現出增長與結構優化之同步趨向，恰恰相反，至少在可觀測的時段內，投資、出口、消費不斷沿著既定軌跡強化其失衡，這究竟屬于發展階段的“陣痛”，還是確實存在某種難以打破的制度框架？
譬如說，是否因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中國居民金融抑制型的強制儲蓄率居高不下，而較低的利率水平，以及行政主導下強烈的投資沖動，致使低水平重復建設大量出現。由此，一方面不斷推動原材料價格上漲，但另一方面，由于閑置生產力的普遍存在，則使企業被迫自我消化成本上漲，而利潤率的惡化，更不利于職工收入水平以及消費支出的增長。
結構性變革將給中國經濟帶來美好的長期增長前景
不過，當前一些良性的轉變也在出現。文首提到的統計數據的修繕還只是紙面上的表征，更令人欣慰的可能在于這樣一些積極的動因。歸根結底，中國本輪經濟增長周期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政府主導的經濟繁榮局面有了明顯不同。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市場在決定商品和服務價格的過程中不斷增強主導地位；其次，私有產權概念逐步為經濟體系所引入；第三，加入世貿組織“逼迫”市場運行更為透明與穩固；第四，市場化的融資體系正在建設中，勞動力市場亦已取得長足進步。
所有的一切可能正如里昂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沃克爾所言，“未來18個月里，中國的GDP增幅會令許多人感到失望。但促成眼下繁榮局面的結構性變革將給中國經濟帶來美好的長期增長前景�！倍@一“跨越式”結論的得出，顯然暗含著曼庫爾·奧爾森在其《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一書中所持的樂觀———具有自由的市場和不受政府與卡特爾干預的經濟，正如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那樣，縱使他會犯許多錯誤，然而他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努力和鼓勵，就能自己迅速長大成人。（編輯：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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