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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先生不愧是關注現實的經濟學家，近期，當他在呼吁摒棄“銀行賤賣論”時便很時髦地用上了“忽悠”一詞，趙本山聽了或許會深感“榮幸”。因為這“忽悠”的“專利”本來自于他。然而事實上，“忽悠”一詞如今不僅讓老百姓津津樂道，還成了像吳敬璉這樣大師級學者的“偏愛”。
據報道，針對“國有銀行被賤賣”的“論調”，吳敬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切
莫再“忽悠”這個問題，“在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不要煽動起情緒化思維”，“同時要警惕那些鼓噪‘賤賣論’的人”。而巧的是，在這則消息見報的當日，筆者也正好在本欄發表了《“非賤賣論”與“自輕心態”》。按照吳老的說法，筆者似乎正是“賤賣論”的“忽悠”者。
眾所周知，除了“騙人”或者“搞笑”之外，“忽悠”還有許多不良的名聲，因此，筆者便成了吳老口中那些需要“警惕”的“情緒化”的人。但問題是，我們能想象一個沒有情緒的人存在么？舉例而言，即使吳老先生這樣嚴謹的經濟學家，他“別再忽悠”的說法便明顯帶有“情緒化”的色彩。
事實上，憂患本身便是“情緒化”的。而吳老恰恰是憂患意識極強的學者。但如今，輕看“銀行賤賣憂患”的人卻變成了吳老本人：可以為境外投資者憂患“參股到國有銀行，必須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卻不能讓別人憂患銀行資產被“賤賣”？否則，便成了“忽悠”。
當然，辯證法并非中庸到時時刻刻不分“主要矛盾”的哲學，所以吳老的“忽悠”說法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僅僅把這種有一定事實依據的擔憂“情緒”歸結為“我國半殖民地的經歷”，卻不免太武斷了。
事實上，許多像筆者一樣質疑銀行被“賤賣”的中國人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距離所謂“殖民地的經歷”很遠，對其的了解也僅僅是在歷史教科書和文學作品或者影視當中，談何需要“警惕”這種“情緒化”？倒是在國內金融改革遇到困難甚至思想認識上的激烈交鋒時，企圖通過“外資入股”來一舉擺脫“質疑”，加速“國際化、市場化”，才是值得憂慮的。
當然，吳老的有些觀點筆者是同意的，比如“要分析是哪些人造成國有銀行資本質量下降，讓國有資產打水漂”，還比如“最重要的是面向國外資本開放的同時，也對國內的資本開放。尤其是要給民間資本以同樣的機會”。但是，這些難道不也可以成為筆者質疑“賤賣”的理由么？
試想，在銀行改制的程序公平問題上出現偏差，難道能引導出結果的公平么？吳先生一直是反對行政力量過度干預的市場派代表人物，人送綽號“吳市場”，但在銀行改革的市場化選擇問題上，為何“情緒化”地背離了一貫的市場化信條？難道沒有“境內資本”參與博弈的銀行價值便能“天然”逃脫被“賤賣”的命運？莫非“境外投資者”都能理性到不經競爭便“合理”地購買中國各大銀行股權的地步？
問題還在于，又是誰，能相信“境外投資者”的這種“公平”理性？筆者以為，即便本著“起點公平”和“公平競爭”的原則，這個問題也和吳先生所提到的“對國有銀行投資的關鍵是能否真正進入銀行的公司治理”同樣重要。
吳老說，“只有真正參與到公司治理，命運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到底要誰參與到公司治理？又如何能“公平”地“參與到公司治理”中呢？
吳老是筆者尊敬的學者之一，筆者曾多次撰文，分析、贊揚過吳老的睿智和遠見。而對他的“情緒化”言論，筆者寧愿奉勸：至于“忽悠”，還是留給趙本山為好。（編輯：李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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