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公眾對經濟學家不信任源自對現實不滿

　　本報11月17日刊載《我所了解的中國經濟學家》一文之后，許多讀者來電來函表達不同意見。同時，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和武漢大學經濟學家鄒恒甫的“國內經濟學家大多不入流”的言論，所引發的爭議已從報紙、雜志、網絡擴展到學堂乃至街頭巷尾，在大多數人的話語里，“經濟學家”已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群。學界內部略帶情緒性的評議何以引發學界之外的反應？學界內部又如何看待這樣的評議？本報愿意為這次討論提供一個平臺，并盡可能客觀地刊發多方觀點，因此我們采訪多位

知名經濟學家，并輯錄了多位讀者的意見，以為記錄。

　　11月26日晚，在一位著名華人學者70壽辰的慶祝酒會上，北大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在祝酒時說，“我看在座的真正的經濟學家就不止五位”，在座的數十名經濟學者立即報以會心的掌聲和笑容。

　　這是國內的經濟學者們對當前爭議的一次非正式回應，對他們而言，今年秋天有些寒冷。

　　自2004年8月掀起軒然大波的“郎顧之爭”以來，為國企產權改革和市場化取向辯護的“主流經濟學家”就成為備受指摘的對象——他們或被視為富人代言人，漠視窮人利益，或被指責過于關注效率，罔顧公平。

　　今年7月以來，隨著顧雛軍的入獄和醫療體系改革被一些機構宣告為失敗，

　　在隨后的一項媒體調查中，“5個論”得到83%的公眾支持率。而中國經濟學家們，則大多選擇了緘默，多位學者在婉拒采訪時承認，并非對當前爭議無動于衷，但“不愿陷入論戰漩渦”。

　　批評者已充分陳述，被批評者的主張也應為公眾所知，有鑒于此，本報于近日分別約請6位經濟學者，各自就他們感興趣的爭議發表見解，他們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香港大學副教授肖耿、西安交大教授郭譽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謝明干。

　　回應丁學良、鄒恒甫

　　記者：如何看待丁學良教授所說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

　　許小年：我相當程度上贊成丁學良的評價，確實有一些國內學者的水平比不上國外好的研究生院的學生。在中歐上課時，有學生問我如何看待這個提法，我的回答是“我正在努力成為第六個”。

　　史晉川：丁學良的領域是社會學和政治學，他對于經濟學家的評價，猶如沒有專業味覺的食客評價廚師，至少不嚴謹。

　　謝明干：完全是無稽之談。討論誰是合格的經濟學家之前，起碼要先給合格的經濟學家下個定義吧。老一代的人，很尊重經濟學家這個稱號，至于我自己，到哪都不承認自己是經濟學家，只是經濟學愛好者而已。丁不是經濟學界的人，怎么能隨便發議論？中國改革的每一次重要的突破，經濟學界都付出了心血，不能否認。

　　梁小民：如果把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合格經濟學家的標準，中國目前一個還沒有。1個還是5個，顯然無法證偽，因為沒有標準。但確實，目前社會氛圍浮躁，很難出大學問家，這似乎是這個時代的缺憾，任何社會的轉型時期都是如此——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美國在1930年代以前，又何曾出過大學問家？

　　肖耿：對于丁學良的說法我不感到吃驚，這是他的風格，但這樣的評價與現實不符。一位前輩學者說，沒有大批出色的物理學家，神六不會上天；沒有大批優秀的生物學家，基因工程也就談不上。然而，沒有合格的經濟學家，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卻破了人類歷史紀錄，很難想象有這樣的事！我曾在世界銀行工作過，世行有8000多名經濟學家(或分析人員)，研究能力當然很強，但他們卻對中國制定的經濟政策非常欽佩和尊敬。

　　記者：鄒恒甫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學家大多不入流，除了很少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之外，還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主要研究現實經濟問題，在國外，只有第三流的經濟學家才“入世”研究現實經濟問題，一流的經濟學家入世也只可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癥或做經濟學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這種“見不得人的事”。如何看待？

　　史晉川：這是很偏頗的說法。事實上，在國外排前20名的經濟學期刊的論文中，50%以上是從現實問題的角度切入闡述理論的，這樣或者擴大了理論的解釋范圍，或者增強了解釋能力、彌補原有理論的缺陷，或者發展出新理論。大量的國際一流經濟學家都是這種研究方法的成功實踐者。

　　當然經濟學也有純理論研究，如一般均衡理論、博弈論，但更多的是從現實問題切入的，或是跨學科的理論研究，如經濟學與社會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后兩類研究的成果已被公認。

　　肖耿：在世行時，鄒教授的辦公室在我樓上，他的表達個性色彩很強。中國需要純理論研究，但也需要關于現實問題的實證研究。以在國外專業雜志發表文章作為評判經濟學家的主要標準，這顯然不妥：不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成名前難以在一流期刊上發表文章，甚至連工作都找不到。中國一些人并沒有經濟學家的頭銜，但他們具有很好的經濟思想。顯然，經濟思想的高下才是真正的標準。

　　公眾的不信任感源自現實問題

　　記者：去年“郎顧之爭”以來，主流經濟學家開始成為被抨擊的對象，逐漸遭受信任危機，被質疑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以及過分關注效率，不講公平。這樣整體性的質疑正常嗎？

　　梁小民：公眾對主流經濟學家的不滿，主要是對當前問題的不滿。如腐敗問題、賤賣國有資產、醫療和教育改革失敗、最低層民眾利益被忽略、下崗職工的隱性契約(原來的低工資包含對醫療、

　　但公眾對經濟學家的作用有著普遍的誤解：經濟學雖然是顯學，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都能在經濟學中找到對應的解釋，但在改革決策的過程中，經濟學家所起的作用有限。

　　史晉川：主流經濟學家是有經濟學的定義的，即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本理論和基本分析工具的經濟學家，但公眾理解的主流是指在政府經濟決策咨詢中較多發表意見的經濟學家。許多經濟學意義上的主流經濟學家只是從事研究，并未參與決策咨詢，指責他們是不公平的。

　　目前公眾對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更多地是質疑他們的動機，即他們通過為利益集團代言而獲取利益，這是道德層面的指責。亞當·斯密曾說，人都是自利的。只要過程不違反法律，經濟學家的自利并不是罪過。如果要求經濟學家必須無私，那么也應該同樣要求所有人都無私，否則就是將經濟學家置于了一個泛道德化的要求下，基于這樣的前提提出的指責毫無力量。

　　郭譽森：1960年代，美國主流經濟學界洋溢著普遍的樂觀情緒，認為經濟學研究已經找到了最后的解決辦法，資本主義可以從此擺脫經濟周期的困擾。但1970年代隨之而來的危機使學者們由虛幻的天堂墜下，公眾對這個群體也有諸多質疑。我當時正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經歷了這個過程。 與當時的美國相比，現在國內學者遭受的質疑并沒有太讓我感到驚訝，惟一的區別是像你們這樣的全國性媒體可以用這么大的篇幅進行報道，在美國則不可能——沒有那么多讀者。

　　經濟學家眼中的公平與效率

　　記者：在公眾印象中，似乎主流經濟學家只關心效率，不關心公平。錢穎一教授則說，“我們不是不關心公平，只是我們更關心如何以有效率的方式到達公平”，這樣的表述如何理解？

　　許小年：中國自古代以來就有“均貧富”的公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以現代經濟學解釋，這樣的公平是指結果的平等或收入的平等(equal income)。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觀念需要改變：市場經濟強調以競爭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競爭的后果是優勝劣汰，結果的平等難以實現。

　　市場經濟學中的公平概念指機會的平等(equal opportunity)，這樣的公平概念與效率沒有沖突。如開放壟斷領域，既實現機會的平等，又有利于通過競爭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而政府官員通過手中權力尋租，就是典型的機會不平等，既不公平，也無效率。

　　不能把存在問題歸咎改革

　　記者：目前經濟學家遭遇的信任危機，能否單一地來看待它？

　　謝明干：現在有一些觀點，把許多問題歸咎改革。

　　20多年的改革道路并不平坦，對改革的看法有多次爭論和反復。我已70多歲，記憶中此前大的爭論有兩次。

　　最早一次出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爭論的焦點是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爭論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被寫入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告終，我當時在中央經濟委員會工作，參與起草了決議。決議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明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突破，給改革很大的推動力，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反對改革的思潮，特別是姓資姓社的問題，爭論很多，第二次爭論，一直持續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

　　1991年-1992年中，理論界十分混亂，改革受到很大的影響，很多人都被點名批評。小平憑借他的政治智慧，果斷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平息這次爭論。

　　此后十年的時間相對平靜一些。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繼續深化。

　　但對改革的懷疑從未消失過。其實，爭論的中心，無非就是計劃與市場、“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關系問題。西方經濟學界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經有一兩百年， 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樣的爭論。

　　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再到新自由主義，爭論本質一樣，但實際內容有變化，隨著經濟發展，時起時伏。這種爭論并不奇怪，我想以后還會持續，根據新的情況，不斷地論證哪種手段對、政府干預究竟要不要、政府要干預多少。

　　新自由主義不是突然冒出來的，西方國家給拉丁美洲復興開出的藥方，叫《華盛頓共識》，根據西方經濟發展，歸納出十條，如貿易自由化、對國家的管制監督、加強調控監督，等等。一些國家視之為圣經 ，WTO、世界銀行等，也通過貸款將這些強加給發展中國家。拉美一些國家強調自由化，引起經濟倒退，GDP下降，他們在總結經驗，拋棄了華盛頓共識，反而轉向中國的經濟，開始關注中國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學家。

　　我們的經濟發展 ，與西方肯定不一樣。我們的改革一直是處在政府領導下的 ，不能與拉丁美洲的情況混為一談。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出現很多問題、治安、貧窮、腐敗等等，都是改革造成的，以此抨擊改革。

　　的確，改革以前，不存在這些問題。 因為什么都沒有，腐敗不起來。改革就是為了搞好生活，發展道路上有貧富差距，這是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不均勻、不和諧，但改革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實現共同富裕，怎么能把暫時出現這些問題的責任歸到改革的頭上？

　　目前關于公平與效率的爭論、對經濟學家整體的批評，是整個爭論的一部分。面對新的否定改革的思潮，我們要有一個明確的態度。

　　我們的改革不是搞資本主義，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人民的實踐，匯集經濟學界的智慧，慎重地出臺政策。事實證明，我們這個改革是成功的，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改革模式。國外說的中國模式—— 就是一步步地、漸進地，按照中國國情，考慮到社會的接受能力，考慮到保持大局穩定，考慮到大多數人的利益，來推行我們的改革。

　　今天的世界經濟，沒有哪個國家有絕對的自由經濟——政府毫不干預，絕對完全的自由主義。即使是香港這個最自由的地方，也需要干預，否則社會會亂。

　　美、法、日、德、瑞典，等等，他們同樣也需要政府干預。他們的社會保險做得很好，很厲害，都是政府在后面支撐。社會發展到今天，沒有學理上的自由主義，只是干預的多少、時間問題。

　　不能把我們國家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扣到改革的頭上。不改革，大家都很窮，是貧窮的社會主義，所以我們才改革。有問題，就要改革，解決問題過程中雖然出現了問題，但也不能由此從根本上來否定改革。存在問題，但不能夸大，真實存在，要客觀、正確認識它，才能解決。

　　（編輯：譚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