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血感染艾滋病 河北患者打官司取證難

　　11月底，河北省沙河市辛莊村農民劉顯紅來到本報，講述了她今年3月被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后，11月初又被當地民警毆打的慘痛經歷。本報記者在赴當地采訪此事的同時，對該地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狀況進行了調查。

　　首次庭審后，醫患雙方大打出手

　　今年3月22日，在邢臺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組織的一次大范圍普查中，31歲的劉顯紅被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不久，其8歲的兒子也被確定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劉顯紅認為，自己和丈夫近10年從未外出打過工，更沒有任何不良行為，應該是在生育第一個孩子動手術輸血時被感染的。為此，今年7月，她向邢臺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權訴訟，將邢臺市顯德汪煤礦職工

　　然而，由于劉顯紅是1995年8月27日在該醫院做手術，她沒能找到自己當年的病歷，只有一張由主治兼手術醫生白申廷簽字的“出生證明”，和她與白醫生的談話錄音。9月7日，邢臺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劉顯紅的代理律師王利民指出，這些證據可以證明當時的醫療行為和被輸血事實。但醫院對此表示異議，白申廷也沒有出庭作證。

　　劉顯紅及其家人之后多次到該醫院找白醫生，10月17日，又經歷了1天的等待后，劉顯紅用拖把把醫院的窗玻璃砸壞了幾十塊。18日，當劉再次到醫院討說法時，雙方發生了沖突。

　　劉顯紅向記者陳述，當天上午10時多，大約30多名民警穿著統一制服、手拿鎬把對劉及其親屬進行了暴打，血流滿地。之后，劉的6名親屬因重傷住進醫院。

　　記者多次尋找該醫院負責人，但未果。之后，記者找到醫院上級部門邢臺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宣傳部一王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發生流血沖突的都是該集團職工，作為經濟民警配合當地派出所工作，以解決當地派出所警力不足的問題，有統一的制服，隸屬于集團保衛處。

　　記者在一份上報文件中看到：10月17日，劉顯紅和其丈夫等30人圍堵醫院打砸醫院門窗及辦公用品，10月18日，事態升級，1名醫生和5名保衛科員工被打受傷。該文件認為，劉顯紅作為

　　該案已在邢臺公安局礦山分局立案。目前，對于劉顯紅來說，最難過的不是自己得病，是要依靠年邁的雙親維持他們一家人的生活。

　　 破煤房是一艾滋兒童的全部世界

　　在辛莊村，和劉顯紅的兒子一樣只喜歡默默獨處的，還有村民張記錄的9歲女兒然然（化名）。

　　張記錄熟練地掰開一種膠囊，從里面倒出1／3的白色粉末，連同另一顆完整的膠囊讓女兒服下去。自從媽媽兩年前被確診為艾滋病辭世之后，然然每天的必修課就是吃藥。張記錄告訴記者，女兒的病情正在加重，吃的藥也從以前的中藥變成了西藥。因為已經開始服用成人藥，所以只能降低劑量。

　　然然原本很想留一頭長發，但7歲時的某一天，病榻上的媽媽突然對她說，去把剪刀拿過來。于是，女兒的一頭長過肩膀的頭發被剪去了。她永遠記得媽媽當時說的話：“以后媽媽不能給你梳頭了，你就不要留長發了”。

　　張記錄永遠難忘妻子離世前經歷的苦難過程。2003年秋忙時節，他妻子口中生瘡，體困力乏，不思飲食，久治不愈。9月15日，她被初診為艾滋病，此后在省疾控中心確診。病重期間，她曾一度拒絕吃藥，因為她清楚地知道，她沒有生還的可能了。在剩下的日子里，她臥床不起，聽不到常人講話，喉嚨也發音不清。在她最后的3天里，進食已相當困難，呼吸困難，喉中有痰，張記錄曾示意讓她咳出，然而失敗了。從她被確診到離開人世，也就40天時間。

　　“是醫院殺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張記錄氣憤地說。

　　張記錄曾經多次到他妻子進行剖腹產手術輸血的醫院討說法。但他妻子出院時連病歷都沒有，他一直向醫院要，到現在也沒有要來。“我們農民打官司怎么能打過他們呀！”

　　張家有一個詳細的賬單，其中還有長達10年的老賬。從張記錄結婚生子開始，一家人就開始了借新賬還舊賬的日子。他還記得，當時為了給做剖腹產的妻子輸血，他不得不又出去借了一筆錢。現在為了在家照顧孩子，他不能進城打工，每年種地只能收入700元，僅夠半年的生活費。

　　曾經參加過

　　除了相依為命的爸爸外，院中一間破舊的煤房是女兒的全部世界，里面是不知道從哪里找來的磚頭和罐頭。她可以一整天待在里面擺弄那些破舊的罐頭瓶，爸爸讓她出去玩她也不應，只一個人埋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多數患者偷偷治療也不讓人知道

　　“2000年出現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來，本區域的艾滋病患者近年來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傳播途徑也以可疑血液傳播為主要形式，形勢嚴峻。”沙河市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副主任席連勇說。

　　在沙河總能見到各種各樣有關防治艾滋病的標語，出現在農家院落、田間地頭或廠礦墻壁。席連勇說，沙河290個村，每個村平均都有6條標語，有一次某鄉防疫醫生把拍攝標語的照片寄給他，竟然裝了一箱子。

　　他說，沙河艾滋病發病集中在丘陵地帶，也是礦區所在地。在解釋沙河艾滋病成因的時候，他說，通過吸毒感染的應該說比例很小，大部分是血液感染造成的。

　　沙河市2003年被列入全國首批51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范區之一，在與患者的實際接觸中，席連勇深感困難之大——去村里接觸病人，患者家屬常不讓見，要么就說已經去北京檢查過了，沒有感染，請他們以后不要來了。工作人員耐心地解釋，并說可以給予免費治療，但病人們寧可自費都不愿意說出來。

　　記者采訪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艾滋病感染者。她年僅23歲，在一次手術過程中感染艾滋病，直到結婚后生下畸形兒才被確診感染，婚姻隨之結束。她告訴記者，現在自己背井離鄉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打工，自己花錢買藥，這樣可以買到一些在農村見不到的進口藥，對治療有好處。

　　維權的最大困難是取證難

　　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最終走上維權之路。和大多數醫患官司有相同之處，代理過幾起相關艾滋官司的邢臺市律師陳英可告訴記者，這類案件普遍存在的最大困難是取證難。

　　首先，作為艾滋病患者，要取得省級醫療機構出具的確認報告才能被認可，另外此類事件的當事人一般并不知道自己的發病原因，潛伏期又比較長，在經歷了幾年或者10年以上的潛伏期后，一些檢查證明、收據和出院單很難保存完整，向法庭提交證據很困難；即使開始打官司了，通常也要面臨維權過程漫長、經濟和精神是否能承受等問題。

　　從另一方面看，醫院作為醫療事故主體，應該承擔主要的賠償責任，但還應該考慮它的特殊性質。醫院作為面向百姓的服務機構，其最終目的還是要為周圍群眾服務，如果一個醫院被幾起醫療官司拖垮，也會直接導致周圍群眾的看病難。同時，如果患者的正當權利得不到保障，也會助長醫院的不負責任。因此，必須從深層次去分析尋找到一個平衡點，來探討問題的起源和解決方式。 （編輯：盛秀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