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談銀行改革（上）

　　周小川談建行改革

　　中國建設銀行登陸香港資本市場已有月余，相關的評論仍未平息。從外匯注資、引入戰略投資者到海外上市，中國銀行業改革的一舉一動，都帶來了各界的關注。

　　在注資之初，輿論的焦點在于中央匯金公司的角色，注資重組的程序安排，改革方

案是否成熟；在股改和引資階段，人們關注的是戰略投資者的選擇，及其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完善銀行的治理結構———彼時定價并非核心，因為應者一度寥寥無幾；在上市之后，話題漸漸轉到“金融安全”與“國有資產流失”等爭辯之中。

　　無論上述評議是否得當，對于中國的銀行業都可稱幸事。銀行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接受公開市場的考驗，惟此才能通過修正和調整獲得最佳效果。

　　作為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推動者和執行者之一，中國

　　中國建設銀行1999年就已提出過公開上市的戰略設計。時隔六年，這一計劃終獲實施，在此也將周小川當初作為建行行長發表的一篇前瞻國有銀行改革路徑的文章轉載于此（見下篇），供讀者參考。

　　《財經》：1999年的時候，在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任上，你就提出了公開上市補充銀行資本金的改革思路，這一改革目標現在已基本實現。回顧來看，當時思路形成的背景是怎樣的？

　　周小川：一個相關的事實是，包括建行在內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并不是倉促出臺的，并不像有些人說的是短線操作。這項改革實際上經過了六年以上的準備和努力。當時人們已感到金融危機的征兆和銀行改革的緊迫性。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后，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經濟都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對中國銀行業來講，就是不良資產的大幅度增加和暴露。在這種情況下，在國務院領導下，各方面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準備。當時，我們的研究和探討就是這個工作的一個部分。

　　《財經》：建設銀行股份制改革和發行上市做了很多年準備，你認為關鍵的步驟是哪些？

　　周小川：建設銀行今天發行上市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應該說，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其中兩個比較重要，一方面是建設銀行本身，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后，切實感受到了自身的資產質量差，面臨金融風險，甚至可能引發全局性金融危機；同時也意識到內部改革的緊迫性，意識到像過去那種組織結構、治理結構、信貸管理和風險管理，再繼續下去是很危險的。

　　經過多年的努力和國家的支持，在2003年左右，建設銀行從長期以來實際凈資產為負值的狀態，提高到了凈資產基本為零的狀態，為進一步注資和股份制改造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這些年來外部政策的改革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過去，我們把國有商業銀行當做國家機關來看待，業務上行政干預很多，考核的尺度也不對，這些問題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后都在逐步改進。根據我的觀察，其中有幾點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點是會計準則的不斷提升；第二點是實行貸款五級分類，按照貸款風險損失的概率來進行實際的撥備；第三點是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把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道路寫清楚了。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選擇有條件的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加快處置不良資產，充實資本金，創造條件上市”。這一路徑是經過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選中的。

　　《財經》：為什么選擇股份制改革和發行上市作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方向？當時是怎么考慮的？

　　周小川：當時的看法是，商業銀行改革遇到的重大問題和大型國有企業都是一樣的，比如政企不分、行政干預過多、治理結構架空、干部管理和激勵機制脫節、嚴重機關化，以及缺乏經營自主權和定價權、競爭壓力不夠，不一而足。所有這些問題都和大行業的國有企業非常相似，遵循的是機關化管理模式，不像真正的企業。

　　銀行業也有兩個自身的特點，一個是銀行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影響比較大，是為整個經濟服務的樞紐，所以改革起來難度更大一些，需要更慎重一些；二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機關化程度比其他國有企業還要嚴重得多，改革任務更重。

　　觀察并研究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什么樣的道路是成功的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把國企改革當做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間實行過承包制，強調過政企分開和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但最后還是要從所有權適當的多元化、加強公司治理和公眾監督等方面來加強改革。我們觀察到工業企業改革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競爭力切實增強的，多數采用的都是股份制改革并發行上市變成公眾持股公司的模式。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指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相互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

　　因此我們覺得，國有商業銀行從道路選擇上，應當參照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成功之處，實行股份制改革和公開上市。

　　《財經》：在1999年，你就特別強調資本充實率問題，同時也把資本充實率作為股份制改革的重要一環，把資本約束當做重要的一項自我約束，當時是怎么考慮的？

　　周小川：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考察一下國有工業企業的例子。過去國有工業企業不是用利潤指標進行考核，而是用替代的八項（甚至更多項）經濟技術指標進行監管，其效果可想而知。

　　商業銀行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亞洲金融風波以后，人們發現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比較高，資本充實率很低。當時的一個重要爭論就是，是否可以不用資本充實率進行監管（或者考核）？我們當時的判斷是，不用資本充實率監管，短期并非不可以，但從中長期來講，銀行的經營目標、監管部門對銀行的約束和監管尺度都會出重大問題。

　　這里也存在著一個如何看待國際經驗的問題。國際銀行業1988年提出了巴塞爾監管標準，這個標準一方面反映了銀行抗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它間接反映了銀行的資產質量和創造利潤的能力。我們試驗過其他的考核辦法，往往過于單向化，很容易被繞過去，比如降低不良資產率，就有擴大“分母”的辦法。

　　當時經過反復分析比較，我們認為兩個指標是最重要的，一個是資本充實率，一個是滿足股東利益的程度（包括公眾股東和各類投資者的利益）。

　　《財經》：在六年前，你就對股改、上市可能出現的爭論，諸如涉及國家的控制力、國有股比例、股份分紅是否會肥水外流等問題進行了討論，現在你怎么看相關的評論？

　　周小川：在國有工業企業改革進程中，類似的問題我們已經遇到了很多次。工業領域里也有很多被認為是國民經濟非常重要的環節，比如鋼鐵、汽車、電子（特別像計算機這類涉及國家信息安全的產業），以及石化等涉及國家能源安全的工業等。所有這些行業在不同程度上對國民經濟都非常關鍵。因此，在相關行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時候，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經濟命脈能不能進行股改？國有股比重下降會不會有危險？會不會肥水外流？

　　這首先關系到對本行業、本企業的自我判斷問題：是國際競爭力很強、對國民經濟貢獻很大？還是面臨危機、不斷要求輸血、拖國民經濟發展的后腿？這涉及到改革和引入外資的判斷和決心。不少行業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革后，人們體會到：只有真正能夠把行業、企業做強做健康，使它的競爭力提高，不用國家不停地補貼、賠錢，才有助于國民經濟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穩定。

　　從過去的經驗看，國有工業企業特別是一些戰略行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歷過這樣那樣的疑問和爭論，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在改革中引發一些爭議，也是改革過程中的正常現象。

　　《財經》：一些認為肥水外流的評論，是認為國家為建行的這次財務重組花了幾千億元，達到了較好財務狀況，卻把部分成果讓給了別人。您怎么看？

　　周小川：我認為財務的分析要講求科學，每項成本各不相同，不可簡單疊加，更不能有重復計算。

　　———走出亞洲金融風波之前，銀行業存在并不斷暴露出大量的不良資產，這主要是由于經濟中的舊體制成分及其轉軌過程所產生的，也包含銀行經營失敗和自身體制的失敗。這些不良資產有一部分轉為國家的剝離，另一部分反映為對資本的侵蝕。當時四大銀行的實際凈資產均為負值，即有人所說的“技術上已破產”，不管賬面上是否還有遮掩，大家心知肚明，資本金已經沒有了。這些早已發生的財務事實，不是這一輪財務重組的成本。

　　———建行1997年代國家托管中農信，不是商業行為，不宜納入未來商業化運作的股份公司，故將此類資產及損失交回國家并由專門機構繼續處理。這也不是建行自身財務重組的成本。

　　———建行這次重組中將可疑類資產剝離并以模擬市場價格出售，道理上不存在政府補助。但由于我國資產處置市場深度不夠，定價能力弱，在估值批發與零售中產生的價差應視為本次財務重組的成本。

　　———本次財務重組期間建行用自身收入進一步核銷掉損失類資產并提足撥備，是自身努力并符合會計原理的，不是國家付出的成本。

　　———匯金公司向建行注資1863億元資本金，是投資行為。正如溫家寶總理指出的，這是國家的股，是要有回報的，不能用來填窟窿。目前，這些投資已有良好的回報，這不是改革付出的成本。

　　總之，這次財務重組的代價與個別人的評論相距甚遠，建議有財務分析基礎的人士可詳盡研究、自主判斷。最后，我還想講，改革開放還要算大賬。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不是沒有付出，且付出的往往是舊體制及其轉軌的損失，而換來的是從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到今天的小康社會。（編輯：王彥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