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王忠：如今的二分之一市民

　　■本報記者 龐皎明

　　老王單名一個忠字，人們都習慣叫他老王。老王以前是海南國營紅華農場的群眾職工，屬于紅華農場透灘隊，家住臨高縣博厚鎮透灘村。現在老王則是“三輪車夫”，住在縣城。

　　對于從2001年到2005年這5年來老王生活的變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從一個農民變成了一個“二分之一”的市民。

　　以土地營生的農民老王

　　老王今年43歲，與妻子共生育了4個小孩，兩男兩女；由于風俗等原因，當地的計劃生育政策并沒有很嚴格的執行。

　　老王以前的人生并沒有太多的波瀾。高中畢業以后就回了家，成為了農場里邊的一名職工——一位名副其實的農民。農場里的農民比其他農民有許多好處，比如他們是屬于國營農場的職工，有養老費。

　　除了落實農場里的任務（比如早上起來割橡膠），老王的營生就是與土地打交道，除了他自己的幾畝旱地、耕地外，老王父親的土地也由他來經營。如此一來，有10多畝的土地供老王夫婦“調遣”。“我們這邊人多地少，我能使用這么多農用地非常不錯。”老王笑了笑。

　　農民的最大資源就是土地，土地除了能讓他們養家糊口，經營好了也能“發點小財”。老王就是那種比較會經營土地的農民。他向記者描述了他“經營土地”的情況。

　　用3到4畝的農田來種水稻。由于這幾年的稻谷價格不好，老王并不希望通過多種水稻來賺錢。“收獲的稻谷除了能確保全家人的溫飽外，還基本可以解決牲畜的需求。”老王說。在2001至2002年間，老王家里有一頭水牛，一頭黃牛，通常還養有三頭豬——其中一頭是母豬。稻谷收割以后，米不但供人食用，一部分也用來喂豬，而曬干了的稻稈是牛的好飼料。

　　大概有2畝地來做菜園。在當地，許多農民都有“自留地”，或者是“開荒”得來的“私家地”。老王的菜園就是在“自留地”的基礎上“開荒”出來的。除了一個小池塘養有胡子鯰外，還種了好幾分的菜，旱地種的是

　　余下的土地，老王家種的是甘蔗（糖蔗）。老王向記者介紹，前幾年，每年種的甘蔗可以給他帶來不少的收入，這是他一年中“最大頭”的經濟收入。“農民本來開銷就不多，每年要是能賺個幾千上萬，那是不錯的。”老王家每到砍甘蔗的時候，都會請很多鄉鄰和親朋好友來幫忙。“這是最忙也是最開心的日子，收獲完甘蔗以后，也快要過春節了。”

　　老王說，這種“小橋流水”般的生活，他并沒有刻意去改變。在村里，他有兩個房子，一個是父親在他結婚是給蓋的，一個是后來自己蓋的——三間大瓦房，有雨棚，貼馬賽克。

　　在農村近20余年的日子里，老王過得很塌實，生兒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雖不富裕，但卻知足，平淡而樸素。

　　失去土地被迫進城

　　在2002年的秋季，老王平靜的生活被打破。

　　那年，農場里實行了一次土地征用。

　　“我很奇怪，農場一下子把我的土地給拿回去了。”老王很愕然，每畝土地也就給了他百來塊錢。

　　老王不服。土地被征收回去，那是斷了他的生計，雖然還有三四畝水田可以種水稻，但要想再種植其他經濟作物就難了。老王找了幾個懂法律的朋友咨詢。“朋友們告訴我說，農場的領導這樣做是不對的。”老王說，“退一步說，他們征收土地的行為合法，但補償金肯定沒有這么少。”然而，老王還是決定放棄將此事訴諸法律，原因是一個朋友告訴他，這個官司肯定能打贏，但老王可能會“得不償失”——比如，老王可能會得到10萬元的補償，但上訴的過程他恐怕得花上更多的錢。

　　“他們開來推土機平整土地那天，我去看了。”老王回憶，他對著主持現場的領導大喊“這樣做不合理！違法！”，但領導沒有認真搭理他，倒是領導的秘書對老王說了一句，“你個農民還講法律，我自己學了那么多年法律到現在還都搞不清楚，你憑什么說這就違法了？”

　　老王是個老實人，雖然心里憋氣，但想起朋友那句“得不償失”的忠告，他只好向農場低頭。

　　失去土地以后，老王沒有了其他更好的營生工具。“農田沒有被征收，種水稻吃飽飯沒問題，但孩子還要上學呢，萬一家里有誰生病又怎么辦？”老王向記者講述這段經歷時，聲音放得很低。

　　老王把這些遭遇和困惑向一個摯友傾訴，看他能否出個好主意。這個朋友給老王指出了一條老王從來想都沒想過的路：搬家，到縣城來討生活——這樣不但可能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也對孩子的發展有好處。“我當時太震驚了！從來都沒有這么想過。”老王說。

　　經過一個多月的謀劃、論證，老王真的被這個朋友說服了。“搬到縣城看來未必是件壞事。”老王說。

　　“二分之一”市民

　　老王與朋友的計劃是這樣：先到城郊買塊地皮蓋個房子，然后再買輛三輪

　　又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準備，老王實施了他的搬家計劃。老王在縣城的南郊買了塊地皮，蓋了一個磚瓦房，有三間；而后，買了一輛兩輪的摩托車，在側邊焊接上一個能坐人的車架，這就成了載客的三輪車。“那時候，我們這里拉客的三輪車都是這么做的。”老王解釋說。

　　包括買地皮、蓋房子、買車，老王一共花了四五萬塊錢。這錢哪里來？老王對記者毫不掩飾地做出了解答：把家里那個有雨棚、貼馬賽克的房子賣掉了，共賣了1萬多元；其次，還賣掉了2頭豬；剩下的，就是老王夫妻幾年來種甘蔗的所得。老王說，其實他的房子賣二三萬完全沒有問題——“那可是包括地皮啊！但人家看我急需要錢，沒辦法。”

　　就這樣，老王一家告別了故鄉，來到了縣城。開始，老王一人開三輪車拉客賺錢養家，老婆沒有什么事情可做；后來，隨著生活壓力的加大，老王的老婆也開起了三輪車——一輛車，老王的老婆白天開，晚上再讓老王“加班”。一家6口，就靠一輛三輪車的運轉來維持生活。老王的大女兒初中畢業后就不再念書，到酒店當服務員去了，其他3個小孩都在上學。

　　老王知道北京有個“駱駝祥子”，那是他看電視了解的。“我們的境況，比他好不到那里去。”老王說。

　　他向記者介紹，一個只有幾萬常住人口的小縣城，包括拉客的二輪摩托車、三輪摩托車在內，估計都有五六千輛。今年，縣城開始“現代化”起來，開了幾路公交車。拉客的收入可想而知。

　　三輪車的起步價是2元，一天除去油費能掙20塊或者更多，那就是老王的“大收獲”了。然而，有的時候一天也掙不了幾塊錢，如果車子出了故障，還要花費更多的錢。

　　開三輪車的人地位很低，而且還有風險。老王說，白天，有時候會受到交通警察的“騷擾”——一個小縣城，可交警到處都是，“文明執法在我們這里幾乎是一句口號”，交警如果想罰你的款，隨時都有理由——要么你駕駛超速了，要么證件不齊全，要么就是不服從指揮。“我們就是塊唐僧肉。”老王說，由于經常在夜里開車，被人搶劫、勒索也時有發生。

　　進城三年，可老王也只是個農民，用他自己的話說，“充其量也就是一個1／2市民”——一個生活在城市里的農民。老王家吃的米是回老家種的，菜則是在城里買的。老王主要的工作是在縣城里開車拉客，可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戶口本上的“農業人口”身份。

　　拉客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老王家的日常生活，由于還要供3個孩子上學，老王平時會做點木工活，尤其是臨近年關的時候，老王依靠賣家具也能掙個三四千塊錢。他做的“八仙桌”得到很多人的稱贊。

　　老王總結了自己這5年的生活，就八個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王說，如果要他選擇，他未必遠離農村背井離鄉來到縣城，但他沒有辦法選擇。老王說，農村里有不少人羨慕他的生活，這是一方面；但縣城里有的人看他時眼神不對，目光充滿了鄙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