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行為：王海打假

　　-發生時間：1995年3月

　　-行為意義：不僅僅是開了消費者個人打假的先河，啟發了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而且也是商業調查公司這一新興行業的領跑者。

　　-自述人物：王海

　　-寬街小書店的一次無意間的翻弄，讓我看到了法律的矛盾之處

　　-不要以為我只是好奇，我始終沒忘在法律和成本上的算計

　　1995年春我人在北京，正在讀一個法律專業的成人大專，沒什么事，整天泡在商場里、書店里。

　　三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寬街的一家買法律書的小店里翻書，無意間看到一本法律方面的書，上面對“消法”有了新的解釋，當時印象比較深的是“49條”，它規定了“損一賠二”的原則，這與我們民事法律規定的“損一賠一”有所不同，是所謂懲罰性賠償。這在以前一直是不提倡的。

　　這事引起了我的興趣，這與我學法律有關，我有專業方面的敏感，但也與我的個性有關。我這個人比較喜歡質疑，很有一點質疑精神。我從不迷信，既不迷信名人，也不迷信名牌，也不迷信報紙或其他的什么東西。這是我個性中挺明顯的一個特點。

　　我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挑戰，敢于嘗試。初中畢業時，由于家里有困難，我就來京為父親打理業務，成績不錯；十八九歲我手頭只有一兩萬塊錢的時候，就敢作一個大企業在北京的代理商，向家里借了好多錢。

　　由于這些性格因素，我很快就決定去試試這條新法令的可兌現程度，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最差也可當成娛樂吧。一兩天后吧，是在1995年3月25日，我記得很清楚，我就去隆福大廈買了兩副索尼耳機，花了170元。我那時也就22歲吧。

　　此后在“嘗試”的過程中，就遇到了許多問題。為了這兩副耳機，跑鑒定、到各單位投訴，我發現即使有了《消法》的規定，法律還是不能保護我的權利。我為此花了三四百吧，即使商品成本回來了，投訴和鑒定的成本也不回不來了。

　　不過我不退反進，考慮之后決定再多買一些，這樣后一部分成本就會降低。當時我還有個親戚在北京考學。我是學法律的，我知道如果我自己再去的話，在投訴時可能會有一些麻煩，人家會說你知假買假。我的設計很嚴密，于是我就讓他去，然后與我分別投訴，作為兩個獨立的個案。

　　結果他買了，我給了他錢，買了十個耳機，但是他不好意思去投訴，還是只好我自己出馬。

　　然后相關部門就開始扯皮，再后來就有點泥牛入海了。不過這期間，貨款是退了。

　　-蟄伏青島理性地思索了半年，我找到了一生事業的契機

　　-爭論至今落后于我的實踐

　　四月份我回到青島。我這個人的性格是不會輕易放棄的，法律的課也還在上，在老家和一些老師、同學及一些律師討論這件事，大家都認為這是個新的問題。

　　同時，我也開始通過報紙和有關的資料來了解有關假貨的情況。大約半年吧，我經過思考、了解，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的假貨市場還不能馬上消失。打假有可能成為我的一個新的事業的契機。

　　為什么我會得出這個判斷呢。

　　不少中國人的內在約束力比較缺乏，一些人無所敬畏———特別是對生命，也沒有一個好的道德環境，不少人笑貧不笑娼。

　　外在的約束也不充分。法律更主要的是保護企業的利益，怕企業破產，對消費者保護得不夠。這決定了打擊假冒偽劣的力度是有限的。此外還有地方保護、腐敗等因素在內。

　　九月底我再回北京，決心再做嘗試，但我心里，這第二次嘗試，已不是個人的打假索賠，而是要搞個調查公司，幫企業查假，幫商場打假，幫消費者維權。當然切入點還是選取在打假索賠。索尼的事，再回北京時也了結了。我又買了其他一些有問題的產品，皮包、衣服、皮鞋、腰帶，錢也花了不少，但心里比較踏實，至少不會賠。這時進行索賠就比較順利了。

　　我選擇這個時機回北京也不是盲目的。那時北京出臺了一個實施《消法》辦法，把若干種行為界定為“欺詐行為”，9月1日開始實施。我分析了這個新的形勢才第二次進京。

　　后來由于媒體的介入，我個人的打假行為在全國形成了討論，一時間很是熱鬧。這些爭論的內容到現在也沒有太多的變化。大家爭論較多的一直是在打假索賠上，也有很多人起來效仿。但我一直在忙著成立公司，直到1996年底才注冊成立。這期間我到各地去嘗試，建立關系，準備鋪設網點。我心里很清楚，僅僅打假索賠，不可能形成規模化，打假事業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

　　-造假勢力也有變化，甚至在壯大

　　-WTO之后，也許會出現更多的不同利益集團代言人

　　這幾年，我們的調查業務一直在做，每年查數十個、上百個造假窩點，收入來自各地大公司、大企業的委托。但不少收入都用在了公益方面，比如1997年查了水貨手機，1998年查了全國性的性病游醫。

　　現在調查業已成為一個產業了。全國有數百家我們這樣的公司在幫企業做調查，已是一個很大的力量，打假事業在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造假一方也在發展、變化，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強化。

　　隨著打假力量的發展、法律的進步，造假者在賺了錢之后，第一件事是尋找依靠力量，有些人成了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有的去買了各種金色招牌，什么質量認證啊，什么優秀產品啊，其欺騙性更強。這樣，打假的難度就更大了。

　　但也正因為這件事有難度，我們年輕人去做，才算是挑戰，才有意義；如果手到擒來，也沒什么成就感。

　　我個人的成就感有一點，但并不是很強烈。因為很多問題被我們發現了，但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心中有很多遺憾。

　　隨著中國進入WTO以后，會形成很多各種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有行業的，有外商的。比如溫州人有了自己的商會；韓國人來做生意，也有了自己的商會。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協會，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結成的。

　　也許通過各方的不斷努力，能夠使法制建設進一步加快，與國際的接軌也會更順暢。

　　此外，隨著律師訴訟代理業的發展，普通人打假會更容易，而且會受益。而現在，打官司還是一件奢侈的事。(文／南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