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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名字同時出現在“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的名單上。
他們都是各自專業領域中頗有建樹的專家。
他們的研究領域也許并不為人熟知，但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他們擁有太多的相似之處……
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同樣精彩的“質檢人生”。張成海的———執著
張成海，1965年生，中共黨員、博士、研究員，中國標準化研究院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常務副主任、全國信息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自動識別與數據采集標準化分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全國物流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物流信息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秘書長、中國自動識別技術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十五年前的一個寒冬，我與你偶然相遇，這鐘情一見，便注定與你長久相依。為了你，我遍歷了創業的艱辛，把足跡和汗水留給你—————成長的每一片土地。為了你，任憑歲月蹉跎、青春流逝，把我的生命，融進你那漸漸強大的身軀。為了你，我將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提升生命價值，把明天的精彩托付給你。———節選自張成海詩作《為了你》
在采訪張成海之前，先在網上拜讀了他的詩作《為了你》。讓人驚訝的是，這并不是寫給愛人的情詩，而是獻給條碼技術的肺腑之言。
張成海說：“這首詩寫得并不專業，曾有人提出要給我改改，被我拒絕了。因為在我看來，詩里的每一句都是真情實感，醞釀了整整15年。”
15年前，條碼技術在國內剛剛起步，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條碼到底為何物。而15年后，條碼在生活中隨處可見，人們幸運地享受著條碼技術為生活帶來的便捷。國內的條碼技術水平突飛猛進，在世界排名第3位，目前國內有超過10萬家企業，100多萬種商品應用了條碼。
張成海熟知這些成績背后的點滴艱辛，15年來，他見證了條碼技術在中國發展的每一步足印———發布實施第一批條碼國家標準；發展第一個條碼系統成員；賦予第一家企業廠商識別代碼；生成第一張條碼膠片；認定第一家條碼印刷企業；建立第一家條碼掃描銷售商店；舉辦第一屆ＳＣＡＮＣＨＩＮＡ展覽……萬事開頭難，張成海坦言，最難的還是條碼技術的市場推廣階段。那時候，對于老百姓而言，條碼技術還是個陌生的概念。為了進一步推廣，張成海過著像“推銷員”一樣的日子，全國各地跑，到處介紹條碼技術的重要性，一一說服企業應用條碼技術，也吃了不少的閉門羹。
“當時，很多企業對我們說：‘你要賣什么產品就拿出來吧。’其實我們推的并不是產品，而是一種理念，一種管理方法。后來一家企業將信將疑地申請了條碼，可是申請半年以后，卻發現在出口的時候根本沒人提條碼的事，就很氣憤地說我們是騙子。后來又過了兩個月，他們寫了致歉信來，說有一筆生意涉及到好幾個產品中間商，由于別人的產品沒有條碼，只有他們有，最終他們的產品成功地出口了。這都是最早在推廣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當然任何一種新的理念在推廣的時候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回顧推廣初期，張成海感慨良多。
作為我國條碼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張成海在15年時間里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他主持制定了以《商品條碼》為核心的10多項國家標準，建立了我國商品標識代碼與條碼標準體系，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并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應用，為我國商業自動化和產品出口創匯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張成海強調，這些成績是和同事們一起取得的，他認為能和同事共同打造一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事業是非常榮幸的事情。采訪過程中，他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并拿出了物品編碼中心成立伊始時的員工合影，他說，有些同事已經退休了，但他們為這個領域創造的成績至今仍然看得見。
如果沒有條碼，商場超市的收銀臺前會排起長隊。如果沒有條碼，出口商品沒有那么便捷。張成海和同事們的努力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潛移默化的轉變。但在張成海看來，條碼技術的發展中還有更多的使命有待完成。“目前，國內的條碼技術發展很快，但和國外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在國外，條碼并不局限于超市商品，在物流和電子商務方面都有所涉及，使用非常普遍。而在國內，條碼在超市和出口商品上的應用程度達到98％，但是在其他方面還遠遠不夠，我們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張成海的座右銘是：最令人鼓舞的事情，莫過于人類能夠孜孜不倦地提升生命價值，他確實做到了。1998年，考慮到條碼和物流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他去了北方交通大學學習物流管理學，工作學習兩不誤，最后獲得了博士學位。
條碼工作是張成海的第一愛好，而另外一個愛好是閱讀。辦公桌上堆得滿滿的文件旁還擺著幾本《經理世界》，工作之余張成海喜歡看一些人類學方面的書。他說，“看書就是一種充電過程，而工作和生活是一種積累，我們要不斷充電，不斷積累以完善自己。”采訪張成海是件很開心的事，因為聊天過程中他經常會有經典的語言和想法冒出，透露著他對生活、對工作、對條碼事業的執著。朱水芳的———辛勤
朱水芳，1963年生，中共黨員、博士、研究員，中國檢驗檢疫科學院動植物檢疫研究所副所長，國際標準化組織（ＩＳＯ／ＴＣ34／ＷＧ7）專家組成員，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朱水芳給我的印象很像一只辛勤的蜜蜂，這和他的忙碌有關。
約朱水芳采訪實在不是件容易事，前前后后打了無數次電話，他都在外地出差。后來才知道，他全國各地到處奔忙，為的是解決檢驗檢疫工作中的疑難問題。出差回來后的朱水芳依然不得空閑。最終的采訪在一個午飯時間進行，朱水芳的嘴忙壞了，勉強咽下去的飯菜、滔滔不絕脫口而出的是一段忙碌的歷程。1986年至今，朱水芳從事檢驗檢疫工作已經18個年頭，他的主攻對象是植物病毒與分子生物學。
檢驗檢疫會直接影響到國家的進出口貿易，與環境安全和百姓健康直接相關。而分子生物學等高新技術可以解決檢驗檢疫工作中許多技術難題。朱水芳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始終慶幸自己能從事這個行業。
因為傾注了大量感情，努力耕耘帶來的是豐盛的收獲。18年來，他主持了10來項國家及省部級項目，在國內外重要學術及政策咨詢性刊物上發表了50多篇論文及綜述，主編并參與國內外9部專著的編寫，同時，申請了20余項技術專利。最重要的是，他解決了質檢工作中多項重大技術難題，兩次發現重大疫情，解決了3種國內外重要疑難病害的病源問題，并進行了一些前瞻性研究和技術貯備，為質檢工作獻計獻策，并在科學研究、成果推廣、產業化等方面進行了成功的嘗試。
以上描述來自于有關他的材料介紹，朱水芳自己并沒有提起只字片語。整個采訪過程中，他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是“病毒”，如何找到植物病毒的病源，怎樣檢測進口植物病毒……除了病毒、類病毒和細菌之外，朱水芳在轉基因產品檢測方面也極有造詣。他認為，轉基因產品檢測與管理是一個世界性重大科學技術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重大政治、經濟、貿易問題。更是質檢系統新的重大業務疑難問題。主要困難在于轉基因產品種類多、缺少標準物質、混合樣品檢測難度更大，既要定性和明確轉基因品系，又要定量，需要使用一些全新的技術、設備和實驗條件。
帶著對轉基因產品檢測的深刻認識和極大興趣，朱水芳曾主持了國家轉基因技術與產業化重大專項“國家轉基因產品檢測實驗室和轉基因植物檢測方法體系的建立”，組織系統科技人員進行技術攻關。他在設立“國家轉基因產品檢測實驗室”和“轉基因產品檢測技術中心”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過國內外交流與檢測實踐，明確了轉基因產品檢測實驗室人員、設備、技術、質量控制要求，完成了實驗室基本建設任務，起草了基因檢驗實驗室技術要求及其定性、定量檢測技術等全套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同時，建立了轉基因產品檢測完整的方法體系，專家鑒定認為，總體水平達國際先進水平，個別技術國際領先，目前4個國際標準正在起草中。
目前，轉基因產品檢測技術已應用到我國農產品出口檢測中，為每年數百億產品出口提供了技術保證，朱水芳對于國家在轉基因產品檢驗與監管方面的能力充滿信心。朱水芳有多次出國學習的經歷，1989年和1992年他兩次公派赴澳大利亞和美國進修。“出國后最大的收獲是了解到國外科學研究的最前沿的動態，接觸到這個領域中最權威的一些科學家，也學習了最先進的一些經驗和技巧，還增加了干好工作的信心。”
在國外時，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兩項研究，一個是發生在美國的“蘭霉花葉病”，已有近80年的歷史，但一直不清楚病原，另一種是被國際病理學年鑒稱為“百年不解之謎世界性難題”的芒果畸形病原，朱水芳在研究中均有突破性進展，并獲得了國際病毒學會分類委員會的認可。這樣的經歷讓朱水芳信心倍增，他決心要用自己的技術為國家做點事。
回國后，朱水芳繼續刻苦鉆研業務，工作中很快地取得了一些成績。2000年，他主持“法國進口葡萄苗隔離檢疫”項目的這一過程最讓他難忘。
當時，國內從法國進口大量葡萄種苗，朱水芳和同事們經過檢測，發現其中含有番茄環斑病毒與煙草環斑病毒等我國進境植物檢疫一類和二類危險性有害生物，如果不加以控制，會對國家果樹產業造成嚴重影響。于是，檢驗檢疫部門立即對有病苗木進行了及時的檢疫處理，防患了重大外來生物對我國農業的威脅。和法國有關方面的談判有幾分戲劇性，當時，法國派來了國際知名的病毒專家進行談判，朱水芳是中法談判的主談專家之一。他笑言，在談判的權威專家中，他的資歷是最淺的，但在談判中卻取得了勝利。法方最初并不相信中方的檢測技術和能力，在看了檢測報告和相關技術之后，開始贊嘆中方的檢測技術水平，最后甚至提出今后中法執行有關雙邊協議時，以中方的技術為準，這場談判為國家贏得了榮譽。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但朱水芳很低調，他再三地強調，所有的工作都是和同事們一起創造的，不是一個人的成績。采訪結束后，朱水芳背著他的手提電腦急急忙忙趕去開會了。在質檢戰線上，這個對工作滿腔熱情的“忙”博士永遠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全力以赴地為檢驗檢疫科技事業忙碌著。陳穎的——深情
陳穎，1972年生，中共黨員、高級工程師、博士，中國檢驗檢疫科學院食品安全研究所有害生物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分子遺傳學博士，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后，山東農業大學兼職教授。在見陳穎之前，記者的腦海中曾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充滿化學氣息的實驗室里，不茍言笑的她，一襲白大褂，說的全是些聽不懂的數據和術語。
所有的胡思亂想在見到陳穎之后全盤瓦解。如果不是聽見她的同事叫她“陳博士”，記者很難相信眼前這位清秀文靜、滿面笑容的年輕女子就是從比利時學成歸來的博士后陳穎。陳穎坦言自己是個不善言表的人，但從她簡單的言談之中，記者能感受到她對工作的深情。陳穎說，是國家質檢總局一位素昧平生的司長在偶然的機會看到她的簡歷后，把她引入了質檢事業大門的，她和質檢工作從此有了不解之緣。“從事這項工作，我覺得很光榮，但是責任很大，壓力也很大。”雖然工作時間不長，但陳穎對于自己的工作感情很深。
在外人看來，分子生物學只是個專業的科學術語。而在陳穎的描述中，分子生物學的世界生動而豐富。她給記者講了一個“羊肉串”的故事。有一個廠家是生產羊肉串的，從一個地方賣往另一個地方。在各地的銷售過程中，有人檢舉說他們的羊肉串里摻了豬肉，這種問題不僅僅是摻假，更涉及到民族宗教問題，于是引起了民事訴訟。雖然有多種感官檢測方法能夠得出正確結論，但不能作為有效證據。最后，陳穎和同事們運用分子生物學檢測方法得出的結果成為最有效的證據。
近3年來，陳穎參與了一系列攻關活動。在科技部社會公益課題“進出口食物中轉基因成分的檢測”，陳穎與同事們一起建立了完善的商業化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及以此為原料的食品中轉基因成分的定性和定量檢測方法，特別是在對深加工食用油中轉基因成分檢測方法的建立上，陳穎提出了多種試驗方法，通過反復的驗證，最終確立了食用油中轉基因成分的有效檢測方法。目前該方法已申請了國家專利，所建立的系列方法為我國轉基因生物標識條例的實施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障，為本系統分子生物學檢測技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貢獻。
“說到食品安全方面的工作，真要感謝每一位關心、幫助、支持我的人。3年前，當我帶著十足的書生氣懵懵懂懂地進入到檢驗檢疫行列中時，我對質檢事業的了解可以說是膚淺的、片面的，思維方式以及做事方法也都是純科研性的，是領導和身邊的同事們讓我懂得了質檢事業的重要性，讓我更努力地工作。”陳穎沒有過多地描述工作中的困難和艱辛，她覺得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獲，提到那些在她耕耘過程中給予幫助和鼓勵的人，陳穎很有感觸。“如果沒有領導對我的支持、鼓勵和信任，沒有同事們對我的關心和幫助，我想我不會有今天的成績。”
陳穎的檔案上有非常亮麗的一筆———抗擊非典二等功。在非典時期，國外部分發達國家陸續采取措施，利用ＳＡＲＳ疫情對我國相關產品設置技術壁壘，限制我國相關產品的出口。為盡快破除這一技術壁壘，國家質檢總局迅速啟動了食品、動植物及其產品中ＳＡＲＳ病毒檢測方法的研究課題。直到今天，陳穎對做ＳＡＲＳ時的整個氛圍印象仍然深刻，因為所有的實驗都是在ＳＡＲＳ最盛行的時候做的。
任何實驗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的實驗也不例外。為此，陳穎和課題組的成員對實驗不斷進行著嘗試調整。為了使實驗的設計更加合理，實驗的可操作性更強，實驗的結果更加準確可靠，陳穎和同事們一起與病毒所的病毒專家進行反復討論驗證。在ＳＡＲＳ流行的日子，陳穎和同事們幾乎每天都奔波在商檢所和病毒所之間。功夫不負有心人，大家的付出得到了回報。經過18天的艱苦攻關，2003年5月5日宣告研制成功，并于5月8日通過了專家鑒定，使我國率先攻克并掌握了食品中ＳＡＲＳ病毒的檢測技術。“非典期間的成績是大家共同取得的，其中有眾多質檢人并肩作戰，還有領導的運籌帷幄。”陳穎三言兩語淡化了自己的成績。“過去的都將過去，前面的路還長著呢，怎樣能發揮自己的優勢，運用分子生物學方法為檢驗檢疫提供更好的技術服務，是我現在考慮的問題。”
從轉基因檢測到抗擊非典，從科技部課題到國家標準，陳穎的忙碌和辛苦不言而喻，但她一直保持著快樂的好心情，“單位就像是一個幸福的大家庭，雖然工作很忙，但我們都累并快樂著。”陳穎的生活忙碌而充實，走出實驗室的她同時肩負著研究以外的很多工作。她多次承擔所里外事活動的翻譯工作，與國外專家學者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她曾參與了與德國ＧｅｎｅＳ?鄄ｃａｎ及美國埃夫朗公司的合作談判、中美技術交流會等，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采訪的最后，在明亮整潔的實驗室里，記者看著陳穎小心翼翼地安置手中的檢測小管，神情專注而投入，燦爛的陽光斜斜地撒在她白色的工作服上。
作者：朱文達 本報記者 劉 佳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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