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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勵漪
看了本報8月23日十四版《楊琪：在上海生活不逛街》的報道，不少上海人很是感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要提高像楊琪這樣大齡下崗失業人員的消費能力，一是通過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或說創業機會來增加收入；二是盡快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他們減少后顧之憂，愿意即時消費。
對于第一點，上海市勞動及社會保障部門透露，要在創業能力、創業計劃、創業資金和創業場所等各環節，進一步加強對楊琪等下崗失業者的支持。通過加強對非正規勞動組織的扶持和管理，發揮其孵化小企業的作用，開發更多的“4050”就業項目。
在上海被稱為“家庭公司”的非正規就業勞動組織主要分兩種：一種是下崗之后從“自己當自己的老板”開始，由家庭小作坊起家，通過吸收新成員慢慢發展壯大；第二種是下崗工人合伙創辦一家微小型企業，成員都是合伙股東，各自分工，相互照應。該市目前共有2.7萬個“家庭公司”，吸納失業、低保人員總數超過25萬人。非正規就業勞動組織已成為緩解失業壓力的主要途徑。
此外，上海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還在進一步提高創業培訓的質量，做好開業指導和創業項目扶持，尤其是加大開業貸款擔保和貼息的力度，為下崗失業人員改善創業環境，提高開業成功率。上海今年的目標是，實現新增就業崗位50萬個，努力將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6%左右。
對于第二點，華師大法律系教授關保英認為，以立法形式建立相關的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制度，惠及更多低收入人群，應盡快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
關教授說，目前我國僅對國家干部、國家正式工作人員離退休以后的醫療和養老保障以法規或規章的形式確定了下來，但其他的許多社保內容并沒有法律做保證。在轉軌過程中，肯定會有一些沒能從市場經濟活動中獲益甚至反而受到損害的人，不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要窮大家窮，要富大家富。對此，國家應該強化宏觀調控，并通過法律形式來保障楊琪這部分人權利。他認為，在一些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通過稅收手段，對高收入者課以重稅，再用它們來支撐社會保障制度。這方面有一些經驗我們可以借鑒。收入多了，后顧之憂沒了，還怕楊琪他們不逛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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