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最富有400人的平均快樂指數為5.8，而無家可歸露宿街頭者的平均指數為2.9。
如果讓你從1到7選出一個數字，1代表“對我的生活根本不滿意”，7代表“完全滿意”，那么毫不奇怪被《福布斯》雜志列為美國最富有400人的平均快樂指數為5.8，而無家可歸露宿街頭者的平均指數為2.9。
一般說來，風餐露宿的人不可能擁有燭光晚宴和綾羅綢緞，也不可能享受揮金如土的感覺。
但不要這么快就妄下結論。在過去20年間斷斷續續的調查中人們發現，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的快樂指數也是5.8。此外還有肯尼亞的游牧民族馬賽人，他們生活在簡陋骯臟的草棚內，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而快樂指數同樣為5.8。而生活在加爾各答貧民窟的人們，對他們來說經濟的一星半點改善都似乎具有重大意義，而他們的快樂指數也達到了4.6。
錢能買到快樂嗎？特別是當一個國家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國家財富增長時，公民的整體快樂水平是否也會上升呢？憑直覺，你可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畢竟傳統經濟理論顯示，收入的增加可以讓人們滿足更多需求，而得到滿足的需求，甚至欲望越多，就會感覺越快樂。而且有錢就可以有更多選擇。用10美元你可以去買牛排或者熱狗，而如果只有1美元，那么你只能指望冰箱里還有些開胃的小咸菜。經濟學家曾說，人們的選擇余地越大，快樂程度越高。
但是在心理學家眼中，事情要復雜得多。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學香檳城校區的心理學教授艾德·比納和賓夕法尼亞州大學的馬丁·塞利格曼深入分析了150份有關財富和快樂的研究報告，他們認為將經濟指標看作幸福的近似值顯然缺乏說服力。該報告即將在《公共利益心理學》刊物上發表。
研究顯示，在很多國家，盡管過去10年間經濟產值大幅增長，但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卻沒有明顯改善，抑郁和不信任的程度反而有所增加。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當經濟的改善滿足了基本的食宿需求、讓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獲得一份門衛的工作時，收入的確是衡量幸福的標尺。但這150份調查顯示，隨著財富的不斷增長，額外的收入將不再帶來多少額外的快樂。相反，快樂是來自良好的人際關系、愉快的工作氛圍、自我滿足感、對生命意義的感受、以及對社會活動的參與。
比納和塞利格曼總結道，經濟興旺不足以作為衡量幸福的標準，一方面是因為拜金主義會對幸福感造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沒有奢華的生活人們也同樣可以感受快樂。
更有趣的是，發現金錢與快樂同步變化的研究通常苦于無法解釋其中的因果關系，即通常所說的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認為自己現在很快樂的人，多年以后賺的錢往往比當年自稱不快樂的人更多。這說明幸福感可以使生產能力、創造性和其他導致收入增加的特長不斷提高，而并非(或不只是)收入的提高帶來更多快樂。對自身狀態滿意的人也更容易結婚，并保持穩定和健康的生活狀態，而這一切都可以增加人們的快樂感。錢或許不能買來快樂，但快樂可以生錢。
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乍一看似乎是提升公民快樂感的明顯途徑。經濟學家屢屢發現，總體上GDP水平越高人們的快樂程度越高。這似乎為“錢能買到快樂”的觀點提供了佐證，然而它忽視了一件事情。富余的國家往往是民主國家，尊重人權，有公平的法律體系、完善的醫療保健制度以及高效廉潔的政府。所有這一切都是幸福的源泉。當你考慮到這些變量時，收入本身對快樂的影響就很微不足道了。
看看全球最富有的幾個國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人均GDP已經增長兩倍，而人們對生活的滿足感(通過“你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怎樣？”的調查得出)卻幾乎沒變。日本自1958年以來人均GDP驚人增長，而國民的快樂感卻一直維持原狀。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魯特·維恩霍文在對西歐的研究中也得出同樣結論。一個原因可能是，經濟增長導致欲望膨脹。奢華的生活越來越顯得平常無奇，因此抵消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心理滿足。
如果心理學家在政府的經濟班底中也能有一席之地，那么他們一定會指出，一旦某個國家達到一定的繁榮水平，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并不能換取更多快樂。相反，維恩霍文教授說，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需要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投資，增加促進自由、民主、信任和公眾安全的政策舉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