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8月9日電(記者查鑫 李京華)“開飯館不為別的，就是要養活一大幫子人，日子才能過得下去。”70歲的郭培基談到24年前開飯館的經歷時，總說是為了“過日子”。

　　1980年，郭培基與妻子劉桂仙在北京翠花胡同開了中國第一家個體私營飯館——“悅賓飯館”，僅僅是因為“窮則思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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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口子給別人做飯月收入不到100塊，五個孩子，那時找工作難，都待業在家，日子怎么過，想來想去，只有開飯館。”他說。

　　后來，郭培基雇了18個伙計，這25口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就靠著飯館的收入維持生計。

　　上世紀80年代初，郭培基這樣的家庭在中國相當普遍——家里子女很多，收入卻捉襟見肘，人們不得不為維持一大家子的生計而操勞。

　　1980年，中國人口已達9.8億，但耕地面積卻并無明顯增加。經歷文革后，國民經濟蕭條，困難重重。如何讓這么多中國人過好日子？這成了擺在中國當時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面前的難題。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成了歷史轉折點。會議第一次提出要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1979年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要搞多賺錢的東西，可以開飯店、小賣部、酒吧間。

　　于是街上走南闖北的生意人多了，練攤做買賣的也多了，郭培基說正是這些人成了飯館的主要客源，帶來了收入。

　　不久，很多外國使館的官員發現這里的飯菜味道好價錢低，就經常光顧，他們的到來拉動了價格，小飯館生意日見紅火。

　　“當時美國使館有個人還畫了一張簡易地圖，指明從使館區到飯館的路線，印了很多份發給其他使館，不少老外都來。”郭培基說。

　　現在飯館主人享受著富裕的生活：全家總資產超過800萬元，包括6輛汽車，一家木器廠，一家古玩店，兩家餐館和幾處房產。當初郭培基開飯店的本錢不過是從朋友那里借的幾十元加上銀行貸款500元。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內，中國都是傳統的農業國家，安居樂業豐衣足食一直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的追求，然而在過去的兩百年內，這個樸實的愿望竟是那么遙不可及。

　　悅賓飯館所在的翠花胡同在上世紀初是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北京黨部所在地，小小的胡同見證了從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到民國初期中國的革命者為抵御外侮、富國強民而頑強奮斗的歷史。

　　這條胡同也緊挨著舊時中國皇帝居住的內城。一個世紀以前爆發的革命終結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現在這里是一座草木蔥蘢的皇城根遺址公園，中外游客只能從導游的解說詞中想象這里曾經的輝煌與滄桑。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寫了無數中國人的命運。

　　當時年輕的郭培基也是其中之一。共和國首都百廢待興，各行業急需人手。1951年，他從400公里外的河北農村來到北京，學習廚藝。

　　現在，中國推行市場經濟，人們已經習慣在遠離家鄉數千公里外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幾乎不受限制。郭培基曾經在北京飯店當廚師，為國家領導人做過飯。他說，當時的工作是項政治任務，工資不高但是在為革命做貢獻，他因此感到很光榮。今天，中國人開始購買住房、汽車，花錢在教育、醫療、旅游、娛樂上面，他們工作往往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

　　郭培基經常回憶飯館開張那天的場景，“胡同里外擠滿了人，外面也圍著人，太多了，有抱著孩子的，提著菜籃子的，還有推著自行車的，還有記者，北京的，美國的，日本的，一撥撥的來，大家都覺得很新鮮�！倍�十多年后，國營飯館在中國幾乎絕跡，但任何一家私營企業的開張再也不會造成當初這種萬人空巷的轟動。個人投資與私有財產在人們看來已是理所當然。最近二十年，中國幾次修改憲法，增加了國家承認并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護私有財產等內容。私營與外資企業已經成了高收入的同義詞，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小小的悅賓飯館并沒有多大改變，以現在的標準看來甚至有點簡陋。郭培基說他并沒有擴大經營的打算，因為孩子們都已自立，他很知足，只想維持現狀。

　　郭培基說他文化水平低，既沒有精明的商業頭腦也沒有高超的管理水平，除做飯以外別無長處。至于為什么能有今天，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而研究者們更愿意把這個普通農民的成功歸結為歷史機遇的造就。農民、學徒、廚師、老板，鄧小平的政策讓一個人扮演更多的角色成為可能，人生經歷變得豐富，允許甚至鼓勵更多人為追求個人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奮斗。中國大地從此顯得生機盎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