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謊儀開放，是謠言還是誤讀？到底誰需要測謊？又有誰有權經營測謊這種以個人隱私為賣點的技術？

　　文/達達

　　“這個問題不好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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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記者的提問，廣州市精神病醫院司法鑒定所主任陳瑞珍又一次用了這樣的字眼。這句話她已重復多次。記者想要了解的是，她所管轄的這個司法鑒定所，是否真如外界傳說的那樣能向社會開放使用測謊儀？

　　近期這個問題已經讓陳瑞珍的鑒定所成了傳媒聚焦的中心。據眾多媒體的報道，這是中國第一家可以面向社會提供測謊儀使用的機構。然而面對記者的疑問，陳瑞珍一直沒有給出明確的答復。她說這件事情現在很敏感，一些媒體的報道給這件事增加了一些麻煩，總之“這個問題不好說啦！”

　　測謊儀民用傳言的真相

　　事實上，在半年多時間里，多家媒體關于此事的報道中，陳主任的話前后出入很大，甚至自相矛盾。

　　2004年2月8日，廣州《信息時報》報道，陳瑞珍擔任主任的廣州市腦科醫院(廣州市精神病醫院)司法鑒定科正在努力爭取今年或者明年將測謊技術向普通市民開放。第二天南方網記者的報道則提及，陳主任明確表示，對于妻子想知道丈夫是否有外遇等問題，只要雙方自愿，符合測試條件，簽下知情同意書，就可以進行測試。

　　然而在6月19日的《南方都市報》的報道中，陳主任卻說，雖然該所目前已獲批可面向社會服務，但普通人申請測謊鑒定“忠心”程度暫不會被接受。

　　“暫不”一詞似乎表示現在不能但以后能，而報道同樣再次選擇以所謂鑒定忠心為吸引點，讓人感覺測謊儀向社會開放似乎又有戲。對于這個疑問，陳主任解釋說：“可能是我表達不好，或者說記者理解錯了！”

　　“這個司法鑒定所究竟能否向社會開放嗎？”陳主任回答道：“能。”

　　“也就是說測謊儀能提供平常人使用？”記者問道。

　　“不，暫時不能。”

　　“那就是說測謊儀不能向社會開放？”

　　“不，也不是這樣說的。”陳主任回答道，“這個問題不好說啦！”

　　事實上，在該醫院印制的司法鑒定所的新聞通稿中，測謊儀是被包括在法醫精神病鑒定組的，也就是說，測謊儀只有在法醫鑒定范疇內才能使用。記者向陳主任求證記者的判斷，陳主任的回答是：現在測謊儀沒有獨立審批的一個項，都是必須包含在某一大項中的。

　　“那么，包含在這個大項中，是否意味著只有在該領域才能使用測謊儀？”

　　陳主任停頓了很久：“是，可以這么說！”

　　記者追問道：“也就是說，廣州市腦科醫院的測謊儀技術根本不能向社會開放，只能作為精神病鑒定的一個輔助工具是吧，它是不是連進入司法程序，比如財務糾紛測謊使用也都是不可以的呢？”

　　“是可以這么說吧，現在全國測謊儀技術是沒有獨立審批的，我們審批到的，是精神鑒定領域，司法程序中使用也沒審批。”陳主任遲疑了一會，“但是法律也沒有規定不能使用在其他領域，”陳主任回答道。

　　正如陳瑞珍所說，廣州市腦科醫院的測謊儀審批通過的只有在鑒定精神病這一大項當中。那么為什么媒體會報道成“丈夫不忠，可以用測謊儀鑒定”，媒體又怎么得知這個不準確的消息來源，他們又何以有名有姓地指出“陳主任說這個司法鑒定所將可以把測謊儀運用在社會各個方面”？

　　陳主任的解釋是，去年世界衛生日的時候，醫院在作宣傳，有媒體在參觀時對測謊技術格外有興趣。所以就報道了。記者向陳主任求證，報道中的話是不是出自她的說法，陳主任對此的回答是：“可能是沒有溝通好，可能他們感覺有需求，人民對測謊儀也有需求吧！”陳主任說，曾經就有很多人來咨詢過能否使用測謊儀。

　　對于這個事件的產生，廣州某醫院的一位專家認為，這件事情實際上凸顯了測謊儀的尷尬。在中國，關于測謊儀的法律是個空白，國家沒有法律規定測謊儀對社會開放行與不行。但是一些獲得審批在特定領域使用的單位看來，測謊儀民用化的市場非常廣闊，從而他們希望能把測謊儀市場化。

　　在法律沒有相應規定的情況下，這些單位并不能評估測謊儀開放的風險。該專家認為：“廣州市腦科醫院司法鑒定所是在媒體誤讀的情況下，半推半就，看有關管理單位的反應，如果上面沒有指責，他們就真的開放，如果上面警告，他們就說這是誤傳，可以說他們是在投石問路。”那么為什么在接受采訪時，陳主任還含糊不清呢？該專家說，可能她還在觀望，希望有關部門能放寬政策。

　　然而該醫院負責接待記者的一個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件事情上面不是很高興，不大愿意再進行宣傳。”

　　陳瑞珍這一次的“投石問路”顯然并不成功，相關負責單位并不認可測謊儀向社會開放。測謊儀開放事實上已經被叫停了。

　　人民為什么需要測謊

　　然而，為什么測謊儀會引來這么多人的關注和某些媒體的刻意解讀，為什么醫院要在謠言中保持低調甚至模糊的態度？

　　在采訪中陳主任的那句“可能他們(媒體)感覺有需求，人民對測謊儀也有需求吧！”把推動這個謠言發展的內在動因解剖了出來。

　　正是因為有群眾的需求才有愿意炒作的媒體和愿意投石問路的單位。據了解，目前廣州市腦科醫院的測謊費大約要200多元/次，如果用于市場，確實有比較可觀的收入。而新聞媒體在炒作這件事情的時候也賺夠了眼球。

　　從去年的親子鑒定到年初的私家偵探峰會，再到測謊儀，近年來，這種以窺探個人隱私為賣點的技術行業接連出現，這都直白地表現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和窺探私密的需求。然而人民為什么會有這種需求呢？

　　南京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張鴻雁教授的觀點是：這個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當代中國社會處于轉折期，文化與經濟的急劇變化使各個領域的規則被迅速地擊破，社會陷入一種失范狀態，在沒有確立社會共同遵守的規范標準下，人們會產生對彼此行為的不能判定以及不能信任，這是一個社會走向多元化的必然形態，是歷史性也是社會性的。

　　在這樣的思維狀態下，個人很容易使用謊言保護自己，然后由此更加懷疑他人，現在有句話說“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假牙是真的”就凸顯了這種心理狀態。社會由此患上了“被害妄想癥”，人人懷疑，懷疑人人，在這樣的背景下，親子鑒定也好、私家偵探也好，以及這個測謊儀也好，有需求就有市場，在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就有想牟利的人，他們就想出種種辦法推行。然而需要三思的是，這種以窺探個人隱私為賣點的商機，如果沒規范好，很容易放大成社會問題，加劇失范社會的失信。

　　類似于親子鑒定，測謊儀該不該應社會需求開放使用也引來眾多討論。據網易文化頻道做的調查，有將近70%的人反對測謊儀開放。然而與此同時，在2004年的情人節一種號稱能通過聲音測謊的小儀器卻成為搶手貨。

　　測謊專家、廣東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陳興樂曾運用測謊技術幫助偵破多起案件。他認為，測謊儀作為一門科學技術本身是無害的，規范好是可以使用的，主要是看人們怎么運用。“不要妖魔化測謊儀，而要正確認識對待測謊儀。”陳副教授說。

　　陳興樂副教授介紹說，在最講究人權的美國，測謊儀最普遍，在以前，甚至每個公司都可以相對容易地使用測謊儀，老板常用此挑選員工，直到出臺《勞工法》后才被禁止。現在美國仍有許多測謊機構，像一個個小小的服務部，夫妻雙方只要愿意隨時可以測謊，然而，他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參考。當然，測謊儀大部分還是用于刑事偵查。而美國政府在挑選政府工作人員，特別是重要部門工作人員的時候也常常會使用測謊儀。

　　陳副教授認為，測謊儀并非不可以用，而是要規范它的使用范圍和方式，比如技術人員，要達到怎么樣的入業門檻，接受怎么樣的考核，在法律上應該規定測謊的相關條約，比如要雙方自愿，并且承諾保護彼此隱私。對于社會上有人把測謊當作違法的事情，說它侵犯人權、侵犯隱私一事表示憤慨。他表示，中國沒有哪一部法律說測謊違法，測謊本身不會違法，重要在于怎么使用，相對的，他覺得測謊是無辜者的護身符，是撒謊者的照妖鏡。測謊儀使用得好，無疑有很積極的意義。

　　誰有權動“隱私經濟”

　　事實上，目前被叫停的不止是測謊儀。

　　江蘇省人民醫院中心實驗室近日宣布：暫停面向社會的親子鑒定服務，只接受司法機構的委托進行鑒定。北京市法庭科學鑒定研究所也不接受為婚內出生子女做親子鑒定的個人請求。與此同時，中國的第一屆私家偵探峰會被民政部門叫停。

　　地方政府叫停親子鑒定的原因在于，這會加劇社會的信任危機。廣州中山大學法醫系伍新堯教授介紹，從他們接受的親子鑒定案例來看，也是丈夫懷疑妻子“紅杏出墻”的占最大多數。其實從鑒定的結果看，絕大部分都是親生骨肉。來自上海血液中心的鑒定結果是，非親生孩子的不超過20%，黑龍江省公安廳刑事技術處DNA遺傳室鑒定結果中，非親生比例大約是10%——這意味著至少有80%的孩子被親爸爸疑神疑鬼。而公安部則是以危害個人隱私安全為由禁止私人偵探活動。

　　如果追究到底，法律空白可以說是造成混亂的根本，這些以個人隱私為賣點的“隱私經濟”行業在之前沒有相應規定，親子鑒定招來有條件的醫院趕忙開張，沒條件也積極跟進，并不惜以聳人聽聞的廣告吸引客戶；而私家偵探也是，在沒有入業門檻的前提下，常有無業游民拉了旗子就干了起來。這一次緊急剎車，可以說是政府的倉促之舉。

　　然而“隱私經濟”是否碰不得？張教授認為，這些“隱私經濟”并不是不能碰，而在于怎么碰。他介紹道，在國外私家偵探是納入治安體系的，通過相關法律法規使私家偵探成為警察的幫手，而親子鑒定規范在進入司法程序中遺產問題的求證無疑是對這門技術正確的措施。對于測謊儀他認為重要也是在于如何規范的問題。“‘隱私經濟’能不能碰，照我的看法，‘隱私經濟’只有在國家授權和管理下，特別規定相關從業人員單位標準前提下才可以碰。”張教授說。

　　離開廣州市腦科醫院時，記者向陳瑞珍主任問了最后一個問題：“你覺得應該開放測謊儀嗎？”陳主任笑了笑，“這要問相關單位，我是沒有權利說的，不過，其實很多單位條件都成熟了，而且，很多人有這種需求的！”

　　陳主任又重復了一句：“其實，很多人有這種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