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房煜 上海報道

　　7月1號下午3時，即《行政許可法》生效15個小時之后，上海新望聞達律師事務所內，全國第一起“訴政府信息不公開案”的訴訟代理人何國平律師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慢慢點燃一根香煙，開始講述“第一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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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次構思過的法律試驗，我也想知道，社會各個階層的人，不同層次的法律工作者，會如何看待這起有關信息公開的法律糾紛。至于官司的勝負，”他笑著一彈煙灰，“無論什么結果，我都有心理準備。”

　　“我沒想到他們會立案”

　　故事要從何律師的委托人董銘的父親多年前購買的一處房產說起。

　　董銘的父親董克昌先生(職業是律師)于1947年從一法商手中買了位于上海市岳陽路204號(現更名為岳陽路200弄14號)的房產，并攜家人實際居住該房屋，直至1968年7月16日。文革期間，其父母沒能繼續在其屋居住，有關當初購買該房屋的原始資料大部分先后滅失。近年來，董銘多次試圖要回她認為屬于自己的房產。她努力打聽到徐匯區房屋土地管理局有她想要的檔案，于是一直希望查詢有關檔案，但被拒絕。也曾先后有5、6位律師協助過她，由于歷史原因，國家政策的問題，協助過她的律師都沒有試圖走司法程序，而是通過其他途徑想辦法，當然，全部無功而返。

　　“直到今年4月的一次法律援助活動中，我和董銘才有了接觸，聽到她向我講起了這件事�！焙温蓭熣f。或許因為是律師的女兒，這位已年過七旬的老人仍然對法律有著特殊的敏感。她提了一個讓何律師大吃一驚的問題：“5月1號，《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就要生效了，是不是可以從中想點辦法？”

　　“其實我自己也很關注這個規定，不過是因為另一個原因，”何律師說�！霸诼蓭煂崉罩�，律師的取證難也是一個老大難問題，特別是在和某些政府機關打交道時，一些關鍵的證據你律師還想拿到？想都不要想。我想屋里在坐的律師也都有感覺�！薄兑幎ā返募磳⒊雠_，也使律師們隱隱約約看到了一線曙光。

　　但是何律師沒有想到有什么切入點，董老太的一句話，讓何律師眼睛一亮。他立刻決定接受委托。

　　“這是一個難點，但這也是一個機會。”何律師說。

　　《規定》如有知也絕不會想到，它還沒“出世”，就已經被“惦記”上了。

　　“當時我還不確定，最后要打這樣一場我從沒打過的官司�！被貞浀酱�，何律師忍不住笑起來。

　　在當事人申請查詢未果后，何律師和他的助手王世兵在五一長假后第三天，再次來到徐匯區房產局，持董銘委托書單位介紹信，申請查詢。走之前他向一位朋友大膽預言說：“他們肯定是拒絕�！�

　　結果不出所料。何律師解釋說：“我必須依照相關的政策，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再看他們的反應。”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何律師提及《規定》時，工作人員竟然說：“規定？還沒看到啊�！� 這時《規定》生效已10天，對此何律師點評說：“一些基層的政府工作人員還沒有反應過來，信息公開的新規定會給他們帶來什么�！�

　　然后何律師和助手申請書面查閱并開始算時間，看對方是否會按照《規定》的要求，在15天內給予書面答復，還好對方做到了。答復還是不能查閱，理由是此房屋原為外產，現該房屋已由政府接管。但何律師認為，這回復沒有說明拒絕的法律依據。

　　“依法行政，你的每一個行政行為都要以法律為依據�！�

　　何律師和董銘商議后開始準備起訴，訴訟理由就是依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政府信息公開應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除法律明文規定可以免除公開的信息，其余的政府信息必須予以公開。

　　6月11號，何律師到徐匯區人民法院申請立案， “我想，如果這邊裁定不予受理，我就向上級人民法院上訴，看看不同級別的法律工作者如何看待這個案子�！�

　　眼看七天的立案期限要到了，何律師突然接到法院電話，說讓他去一趟。他以為法院真的不予立案。結果出乎意料，案子立了。

　　并不意味著是一種批評

　　6月30日下午4時，同樣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徐匯區政府大樓9層信息辦的一位負責人就沒有何律師那么悠然自得了。記者的突然出現，讓他感到很不自在。應其要求，不披露其姓名職務。

　　“出現一起案件也是很正常的，我們政府里的人也認為信息公開對政府絕對是好事。對政府工作是一種促進，加強了政府與市民的互動。至于這個案子，法律(司法活動)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矛盾)的一種手段，和調解一樣，這個案子更多的是有一種象征意義，因為是第一次嘛。法律就是要適用的，不適用它出臺法律也就沒有用了。”

　　盡管口頭上說“這很正常”，這位官員仍然出言謹慎，并強調，希望媒體更“客觀些”。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上海政府主動大力推行信息公開的結果。徐匯區本身也是信息公開工作三個重點區之一。徐律師則說，他個人十分佩服上海市政府開放的胸懷，加大了信息公開，政府更透明了，也無形中加大了工作的難度。

　　華東政法學院研究生教育院副院長鄒榮指出�熢谡�府信息公開意識深入人心的地方，才容易出現這樣的案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首例狀告政府信息不公開的案件在上海出現， 并不意味著是一種批評。

　　其實類似的規定廣州也有，且實施時間早于上海。記者從廣州市政府政務信息辦了解到，沒有人因為信息不公開起訴政府。倪處長說他聽到有人因此打官司時“一下楞住了”，而一位姓尹的工作人員感嘆：“現在公務員不好當了。” 法制辦一位工作人員則把沒有這樣的案件歸功于“我們廣州對信息公開的宣傳比較低調。”

　　“我們希望受到公正的對待”

　　盡管上海信息辦這位官員認為媒體關注此案有些小題大做，但他也承認，“這個案件如果非說它有意義，那就是在信息公開這個問題上，讓政府和市民處在了一個勢均力敵的位置上。”

　　而出現這種勢均力敵的原因，是因為有一個相對客觀中立的第三方作為裁判者出現了。

　　鄒榮認為，“實際上，以往在政府信息公開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信息發布與否的決定權在政府。公民有知情權，但是在政府履行信息公開義務不充分的時候，公民沒有相應的法律救濟手段，沒地方保障你的權利。這時就需要一個司法裁判標準，由法官充當一個相對客觀、中立的仲裁方。

　　司法的介入另一個結果是提起了人們對程序正義問題的關注�！靶畔⒐�開說到底也是一個程序問題，”何律師指出，董銘即使查到了原始資料，這只是得到了一個證據，并不意味著房產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但是董銘覺得，至少她走完了該走的程序，只要法律是公正的，沒有遺憾。

　　在徐匯區房屋土地管理局信訪接待室里，上海市民龔女士說到這個案子時對記者感嘆，“我們老百姓就是希望獲得公正的對待�！彼�以自己的事為例，該局的執法隊隊員到她家送達文書時，不出示證件，而且把材料往地上一扔就走了，她感到很生氣，所以特意來討個說法�！拔矣袥]有錯不說，至少你們沒按程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