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寇建平

　　回龍觀以中產階層為主的居民構成已經具備了新型社區的均質性和階層化的基本形成要求，諸如相似的經歷、年齡、文化水平以及較相似的工作行業、差距較小的中上收入水平，這種社區共同體自然而然的形成，潤物無聲地改變著或即將改變著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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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回歸的候鳥

　　基于戒備、防范、疏遠的生活準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已經是都市人彼此的提醒和兒童教育的必要題目。

　　都市生活的緊張和壓力以及犯罪率的升高讓人們漸漸放棄了互相了解、互相融入的奢望，習慣了循規蹈矩、了無新意的生活。

　　滿大街的人們行色匆匆，這樣的心境，不知能激發多少創造力。

　　也許對于其中部分人來說，千篇一律的重復的生活已然不堪重負。

　　渴望與自然的接觸，反而成了人造景觀的消費品；渴望對精神的釋放，反而成了餐廳里的酒足飯飽、娛樂場所的聲色犬馬。

　　而回龍觀人找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更準確地說，是生活方式的回歸：把壓力放逐于自然，把孤單融入集體。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新型社區的新的生活狀態，是對現實生活狀態的顛覆。

　　(這種生活狀態的形成與他們的居住環境有關�；佚堄^地處北京偏北，比較偏僻，有點孤城的味道，周圍的生活設施和環境并不是很配套，所以集體的力量顯得特別重要。

　　西方城市經濟學認為，生活質量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鄰里�！八�謂環境宜人者，就是說，有優美的風景，有賞心悅目的環境，有意氣相投的鄰里，以及其他一切增加生活愉快和舒適的因素�！�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相同階層的人更愿意聚居一處，以求得認同感、安全感和社交的便利，從而創造一種親切熟悉的文化氛圍。這是歷史已經證實了的均質性住宅區所特有的“鄰里效應”。

　　為何網站承擔了類似于發起人、組織者的功能？首先是因為其實用方便，其次是為大家提供了一個交流、溝通的場所——業主論壇。

　　這有利于社會資本的形成。所謂社會資本，是指當一個人擁有某種持久性的關系網絡時，這個由相互熟悉的人組成的關系網絡就意味著他實際或潛在所擁有的資源，而擁有此種資源可以使個人更好地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由于階層型社區的諸多優勢，勢必會對現存的自然型社區形成巨大的沖擊力，會加速自然型社區的解體。)

　　新的生活狀態使社區居民的價值觀發生很大變化，人們熱情、慷慨，富有同情心和責任心。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在這里已經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他們為住在這里感到由衷的高興，并且對社區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和自豪感。

　　這是對現實城市人內心狀態的一種顛覆。

　　(社區文化建設除了一般的文化功能以外，還強調社區居民的心理認同感以及社區特有的文化氛圍。

　　無論美丑貧賤，不問職業收入，每一個社區居民都擁有平等的參與權、發言權，都能得到迅速的回應，而享受到被尊重的愉悅和滿足。

　　這份美好的愉悅有效抑制了人內心的消極因素，諸如潛藏的孤獨感和破壞性，人人向善的氛圍更激發了人們心中“性本善”的釋放。)

　　社區網站是一個介于現實和虛擬之間的特殊環境，在社區網站上說話的時候人們比現實中輕松活潑，但又不同于通常網絡社區中的信口開河，大家現實中的身份賦予其網絡發言一定的可信度和分寸感。這種良好氛圍的良性循環，培養出了自發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價值觀。

　　與其說這里是他們的居所，不如說是他們的精神家園。

　　這是對傳統居住社區的顛覆。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與人之間正由以往的親情關系、熟人關系向業緣關系、法理關系轉變，市場競爭原則一定意義上打破了以往熟人交往的溫情紐帶，人際關系更多地表現出功利取向和利益契約關系。

　　隨著城市大規模的改造和建設，居民的四散搬遷使許多傳統社區瓦解，新的高樓單元化的格局正在使社會成員之間形成強烈的陌生感、疏離感和孤獨感，嚴重阻礙了人們之間友愛精神的發展。

　　無疑，社區共同體的逐步形成可以幫助人們樹立起高尚的精神追求，從日常生活的事件層面上培育和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努力實現價值理想和規范倫理的統一，從而把提高人的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真正落到實處。

　　從這個意義上講，回龍觀人有意無意間捕到了一只回歸的候鳥。)

　　社區自治：挑戰舊規則

　　回龍觀的社區自治是以回龍觀網站和回龍觀社區業主委員會為基礎的，具體表現在社區文化、社區教育、社區權益等幾個方面。社區有民選的業主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由8名業主代表組成，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定期開會，商討社區發展，維護社區居民利益，制定具體方案和措施。在回龍觀維權和選舉過程中，社區自治所產生的力量是驚人的，他們組織的嚴密和有計劃性，讓人嘆為觀止。

　　(社區自治的精要是社區的獨立自治。也就是說，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自治絕對是內生性和自發性的，外來力量對這種成長性的新生事物的干預或者試圖介入，都會遭到排斥。)

　　我國傳統的社區管理結構是由政府直接領導下的區縣——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三級管理模式構成的。傳統社區管理針對的是傳統的社區，即基于福利分房體系，以工作單位所形成的行政建制大院，這樣的社區現在仍然比較常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用人制度和福利住房體系的巨大變革，單位人逐漸向社會人轉變，從而大量產生了有自主產權的新型社區。

　　(城市社區之所以叫新型社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產權結構發生了變化，住房逐漸由公有變成私有，今天的社區其實就是產權變化的結果。

　　從一定意義上講，新型社區是對應中產階層而言的，中產階層是中國城市新型社區形成的必要社會條件。)

　　面對新情況，原有的基層管理模式已經不適應。我國1991年提出了社區建設的概念，“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落實”，旨在彌補現有基層管理模式的不足，但主要的思路依然是行政控制下的社區建設，即以行政導向型為主的社區建設。

　　社區這個詞是在90年代初由民政部直接引入到政府組織管理體制中來的。當時的部長崔乃夫強調：社會學是民政部工作的理論基礎。1991年5月，他在民政部作報告時第一次提出，要求街道居委會開展社區建設。當時有部分大城市開始接受這一概念，真正的落實是從上海開始的。

　　而作為自治性的社區導向，政府的態度則一直不明確。記者在對昌平區政府進行采訪時，主管社區建設的副鎮長認為，回龍觀的自治很平常不值得報道，言語之間有給政府添亂的意思。

　　(基層管理部門對基層的自治民主要求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對新的自治模式不熟悉，城市政府希望對社會秩序嚴加控制，避免出現不穩定因素。最好的控制方式就是納入到政府主導的社區建設軌道中來。

　　我們常提“小政府，大社會”，即政府部門的很多權力要逐步下放，該給市場的給市場，該給企業的給企業。同樣，該給居民的應該給居民，該給社區的應該給社區。

　　至少，從回龍觀的現實來看，自治是可以控制、可以宏觀調控的。只不過，我們需要費心轉變一下思維方式。)

　　在采訪中，街道委員會對居民自治避而不談，居民委員會辦公室的電話則始終沒人接聽。

　　我國《憲法》和《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中規定，街道是政府的一級派出機構，居民委員會是城市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長期以來，現行的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實際上已經成為城市基層行政區的延伸，承擔著大量的政府職能。

　　回龍觀社區業主委員會對居民委員會的工作表示非常失望，認為居委會只完成政府交待的工作，比如計劃生育，而對社區建設不管不問。在維權過程中，社區居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業主和業委會共同抗爭，而居委會一直采取袖手旁觀和回避的態度。

　　業委會的一位人士說：“他們那點工作，我們一個月時間就可以取代�！�

　　更多的業主對居委會工作情況一無所知，遇到困難時，業主也從未想到去找居委會。居委會在社區開展的政府職能性的工作(例如戶籍登記)也曾遭到業主的抵制和不配合。這個時候，居委會往往要求助于業委會。

　　(行政化傾向是當前社區建設遭遇的重大挑戰。行政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法律規定的社區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嚴重弱化。

　　由于選舉流于形式或居民直接參與不足，社區居委會的權力實際上仍然來源于政府，社區成員與社區居委會之間也就難以建立充分的互信關系。

　　回龍觀社區業主委員會產生于居民選舉，服務于居民的財產保護和權利救濟，它試圖以對等的身份、以合約形式建構社會關系秩序。

　　自然地，它同政府基層管理組織形成了權力競爭。這種競爭對行政導向的社區建設構成了明顯的挑戰。

　　這一挑戰的潛在影響是：社區自治問題相信遲早會提上議事日程。)

　　市民社會：重創新秩序

　　在西方學術界，市民社會一般是指伴隨著西方現代化的社會變遷而出現的于國家相分離的社會自治組織，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原則以資源為前提和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

　　在我國，市民階層非常虛弱，在長久的一元化的國家治理模式中，不可能產生市民社會。但是，政府向“小政府，大社會”國家管理新模式的探索，無疑提供了市民社會產生的基礎。這種變化預示著新的社會關系將可能出現，比如自發組織。而自發組織的出現，正是市民社會的開端。

　　調查得知，回龍觀業主委員會代表居民，有竟聘選擇權、對社區資源的控制權，比如對房屋大修費的掌握以及對小區停車位及社區會館經營權的爭取。而在以前，這種分配完全是由行政組織作出的。

　　(業委會的出現意味著一種變化：由指定的公共組織處理居民共同的事務，變化為由居民組織處理居民公共事務，這顯示了組織化的社會聯合由私域向公域的變動。

　　盡管這種變動緩慢且不確定，但它是一個嘗試。這些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同地區政府所屬的某些公共機構合作，共同肩負管理責任。)

　　在回龍觀社區，業主委員會參與處理的一些常見糾紛是：小區內公共用地的綠化、環境保護、減低噪音、衛生、房屋維修、照明、安全等等。

　　另一個常見議題是物業費用，比如確定如何收取和使用管理費；如何管理維修費，要求向居民代表報告成本預算；如何計算公共分攤面積，要求向居民代表證明這些分攤計算無誤。這些議題都是典型的社區公共議題，他們涉及到的并非只是一家一戶的利益。

　　(業委會的基本職責，就是約束其它組織對于代理責任的卸責行為，捍衛產權人利益不被侵犯。而這些主題，過去完全是政府組織或政府的委托機構(單位、居委會、房管處等)之責任范圍。

　　這種責任的轉移，來自于利益相關的公民權責意識的發展，而原有公共組織的低效也是原因之一。)

　　同樣比較有意思是社區網站管理模式中“豬大”的產生。

　　“豬大”定期選舉，通過30名代表的表決決定網站收支的使用及網站的發展前途。網站成立以來的所有支出，包括網站維護、更換設備、網站對外捐助，都要通過表決。而網站的所有權是屬于全體注冊網民的。

　　(這是一種公共建設及預算管理的理性發展，也是一種典型意義上的依法公民自治。

　　社區公共組織以居民的“公共”利益作為組織化動力，它的行動實踐著不同的社會規則──自主、對等、參與、公共授權、公民責任、行動以法律為依據等等。他們正在改變過往已經習慣的組織社會之原則。

　　這類社區公共組織在城市出現，試圖進入公共領域，管理公共事務，它正在建立起一個公共活動空間。

　　社區公民組織在政府組織和私人之間發揮作用，因而它聯系了公民和政府；它推進法律的需要和普及，因而正在提高社會依據法律的組織化水平。

　　這種發展還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資本──社會合作和信任；也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身份──公民；同時還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關系──個體與公共之間、社會組織之間、社會與國家組織之間的制度化聯系；它改變著權利配置的規則，并在其基礎上造就著新的社會關系。

　　一粒萌芽剛剛出土，它很不起眼。

　　但是，它來自于深厚的土地，它蘊藏的力量可以頂翻一棵大樹。

　　顛覆，每天都在進行，我們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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