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認為，目前發生在中國許多地方的食品安全問題，與外出在當地打工的農民工享受不到與當地居民平等的國民待遇也有關系

　　本報記者　田予冬

　　“食品安全問題是社會、政治、經濟三者在變遷過程中產生不協調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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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農村社會學室副主任王春光博士就食品安全問題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王春光同時還是中國社會學學會的副秘書長。

　　他認為，目前發生在中國許多地方的食品安全問題，與外出在當地打工的農民工享受不到與當地居民平等的國民待遇有關系。

　　邊緣狀態

　　王春光在一份名為“城市化中的社會邊緣人”的研究中指出：城市邊緣人有三個特征：第一，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非常低下；第二，他們沒有能力來改善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第三，他們的邊緣化還有著積累和傳承的特征。

　　據相關資料保守估計，“城市邊緣人”總數在5000萬人以上，其中下崗工人和失業人員在1000萬以上，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有9400萬以上，他們中至少有3000萬以上的人處在邊緣地位，失地失業農民不少于1000萬(總共失地農民已經超過4000萬人)。

　　王春光認為，造成“邊緣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場化原因，有制度化原因，也有個體原因。當邊緣群體認為邊緣地位源自個人的因素，他們一般就抱著宿命論的心態，就不會有反社會的行為，但一旦意識到自己的邊緣地位主要不是由于自己造成的，那么他們就會把個人因素歸他化，于是對社會充滿不滿，不時地在行為上表現出反社會傾向。

　　“反社會的一個體現就是出現了眾多的食品衛生問題。”王春光說。

　　隱蔽報復

　　王春光認為，由于農民工在城市中受到歧視和欺壓，使他們心理上沒有認同感，進而產生一種反差：憑什么城里人收入比我們高？生活環境比我們好？有那么多的保障和便利？

　　由于受到不公正對待，他們選擇一種“成本最小”的隱蔽方式進行報復，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樣的行為是一個“越軌行為”，即他們不按人們行事的正常規則去做，是一種“社會緊張”。

　　王春光舉例說：“我下去搞調研時認識了一位在飲料廠上班的民工，在和我很熟悉后這樣對我說：‘王哥，你以后不要喝我們生產的飲料，我們往里吐痰的。’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他說，‘老板對我們很差，我們為什么要賣力給他干活’？”

　　還有這樣一個例子，“農民喂了兩頭豬，一頭用純糧食喂，一頭用豬飼料喂；用糧食喂的豬留下自己吃，用豬飼料喂的豬就賣給城里人”。

　　“這不是道德問題，是社會本身出了問題。”王春光說。

　　監管問題

　　王春光認為，許多農民工到城市從事餐飲行業，但由于相關部門對農民工的經營方式“排斥、拒絕”，衛生標準、環衛標準制定得很嚴格，使農民工無法拿到相關許可證，由于達不到“公開經營”的標準，于是轉為地下，“這樣就更難監管，也為產生食品安全問題埋下了隱患”。

　　王春光說，當前中國城市邊緣人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即他們更多地認為自己之所以處于邊緣地位，是由于社會造成的，因此具有強烈的歸他化傾向，他們會對社會公正有更強的訴求，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不穩定的隱患，也是一個很重大的社會問題。

　　“表面上看起來，單個的邊緣人是無能為力的，對社會似乎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所有邊緣人的聚合，會產生巨大的結構性效應，這種效應得不到有效的消解，就會使我們的社會結構失衡、斷裂和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