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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穎波
最近，有兩起離奇的案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一為西安假彩票案，一為北京音樂廳原經理錢程的職務侵占案。關于前者，這幾日的追蹤報道甚多，作為主角的農民之子劉亮現在已經基本上洗清了不白之冤，在此之后，就是政府——具體來說就是西安市體彩中心、上級監督機關、公證機關，以及相關的各部門——為了榮譽而戰了。現在，揪出一個做假承
包商及其同伙或可減輕政府方面的不少壓力，但如何再建信任則是一個長遠的問題。更何況隨便一盤問，此案還可找出諸多重大的而且是明顯的懸疑之處。而錢程的案子由來已久。4月21日，錢程被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以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在判決宣讀之前，錢程和他的律師一直在法庭竭盡全力抗辯，他們始終要求法院回答清楚的問題是，所謂侵占罪到底侵占了誰的財產——想想也挺無奈，這樣的問題在層出不窮的類似故事中幾乎成了俗套，誰又能在這種說也說不清的具有公私合營性質的承包關系中厘得清呢？中國改革初年，承包是一個響當當的名詞，只有勇敢者才敢于一試，盡管多少年來這些勇敢者中的大多數都是社會進步的貢獻者，但承包之禍也從沒有須臾放過他們這群人。由承包而一躍完成自己的人生壯舉，之后又因為裹進紛亂不堪的利益之爭，最終被有權有勢且手段高超者送入牢獄之中的不可勝數。
現在，還有不少人試圖以法律研究的態度深究承包引發的法律爭端，而普通百姓則對此完全失去了興趣。
錢程承包北京音樂廳總共有十年光景，或許這十年當中你曾經去音樂廳里聽過音樂，即使并不了解是誰在幕后謀劃，但如果你知道正是從錢程開始承包之日起，這座中國當時設備最完美的音樂圣殿才由門可羅雀變成了現在的車水馬龍——錢程做到了讓音樂廳“天天都有演出”，或許你會對他產生一點好感。至少，那耗費了昂貴代價建成的音樂廳沒有在無能者手中變成倉庫。
提到這樣一個事實，絕非有意引發讀者對承包者的同情。相反，我們更堅決地主張對有罪者加以嚴格的法律懲罰。提到上述事實只是希望相關的司法部門應當更加謹慎且更加公開地處理此類案件，要竭盡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使結果令人信服。否則，在多數人對判決對象具有同情心態的前提之下，懷疑的情緒會由此而蔓延開來。那樣的話，不僅對于主管音樂廳的相關機構不利，而且對于司法機關自身的威信也會構成影響。
由于這個原因的存在，那些與此事有關的部門以及司法部門就應當抱以法律研究的態度來深究此事，圖窮然后匕見，而不應該像普通人那樣對這一過程不感興趣。
畢竟，兩起熱門事件都是由于有了承包商的出現才引發出來的，所以現在對于承包這件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完全是中國特色的新生事物的討論又在學術精英的圈子里展開了。矛盾的焦點非常清楚：通過承包引入新的經營機制，可以促使財富的增長、經營方式的進步，也可以轉移所有者的風險，好處多多；但另一方面，承包者以能人居多，而所有者因技不如人才交給他去做，所以，他也就很難控制人家，人家如何創造財富他不太懂，人家如何隱匿錢財他可能也不知道。發生犯罪行為也就幾乎成為必然，這是承包引發的矛盾在一開始的年份里的表現。到后來，矛盾發展成為發包者與承包者沆瀣一氣，共謀瓜分屬于全體人民的公有制下的財產屢屢多見起來。一旦發生分配不均，必然是狗咬狗一嘴毛，尤其是這種在一開始就帶有共謀色彩的承包中，其過程必然有諸多不可與外人道之細節。一旦東窗事發，誰更有優勢，誰搶得先機便可自保，而另外一方自然就得做出犧牲。
前些年，廣西發生過一樁所謂的“經理人被陷有罪”的事件，當事一方是王惟尊為首的經營小團隊，另一方則是著名的以生產“噴施寶”肥料為主的本地企業。多少年過去了，這件事鬧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束，公安、檢察機關仍在抓人、審訊。可見此類案件有多復雜，又多么可怕。身陷其中的人自然從一開始拼盡老命，先為錢財，后為人身自由。無論如何，這些看似都與我們常人無關，只是不明不白的事情多了，受損失最嚴重的還是政府和法律的信譽。雖然具體案件都由具體的人來完成，老百姓卻總是習慣把所有管事的機關，無論它是立法機關，還是政府部門或者是司法機構都看成是一體的。
在討論承包引發的法律問題時，有人索性提出一種主張：誰的生意誰做，公是公，私是私。公家的事別讓那些不讓人放心的商人來攪和，私營業主呢，也別見便宜就上，見好處就撈。說出這種主張實在有點太不負責任了。放著全民共有的財富不管，不讓能人幫助打理，簡直就是犯罪；而另外一方面，那些內心里滿懷著創業沖動的人，在諸多領域里，他們不通過這種途徑根本無法觸及那個可以施展才華的平臺。因此，誰的生意誰來做，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回過頭來再看看西安的假彩票事件，我們就可以知道，對于政府來說，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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