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31日凌晨3：15分，我們終于坐上了土航的飛機，飛向伊斯坦布爾了。

　　同行的只有另一個強生團。他們和我們不一樣，原本的機票是1月30日凌晨離開開羅，結果卻滯后了一天。1月30日凌晨的飛機照樣飛走了，為什么他們卻沒有座位？這種奇怪的事情只會發生在上海強生團和埃及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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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5：30，我們回到伊斯坦布爾機場。

　　回上海的飛機時間是晚上10：25分，我們不可能呆在機場，得到市里休息和游玩。

　　在機場門口，我們七個人和其他團員分道揚鑣。

　　前兩天，土耳其地接社Itir公司答應我們31日早上可以在旅館休息三小時，再玩一下博魯普魯斯海峽，然后晚上送我們回機場，但要每人45美元。

　　本來這事也沒什么，領隊陳麟卻耍了個小動作，先問幾個溫州人付不付45美元，溫州人問：“那兩個上海人付了嗎？”。“付了”。“那我們也付”。

　　各個擊破后，陳麟最后找到我們。得知全團都答應了，我們當然從善如流。

　　沒想到溫州人當晚找上門來確認，才知我們被領隊耍了。

　　猴年剛開始，天天被人當猴耍，我們最后一天得自己照顧自己。

　　我們凌晨找到了一家飯店，睡了四個小時，逛了街，吃了飯，洗了一回每人18美元的土耳其浴，回來睡了一大覺，又去吃了晚飯，然后趕往機場。

　　我們七個人很隨意的花錢，最終發現每人也只用去了42美元。

　　同團的其他人比我們早到了機場一個小時，每個人都顯得很悲憤。

　　我知道又出事了。

　　原來今天其他客人一直沒安寧過，從早上就開始催陳麟去機場確認機票，后者每次都輕松地回答：“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早已成了驚弓之鳥的客人卻不這么認為，所以早早趕到機場。

　　到了土航柜臺，土航說不僅我們26日，連27日也有座位，為什么你們不從埃及飛往伊斯坦布爾，然后飛回中國？由于你們人為的責任，所以今晚每人得付100美元的改簽費。

　　這時在場的客人誰都沒了脾氣，乖乖地從腰包里掏出100美元，因為明天就是伊斯蘭人的庫爾班節，相當于中國人的春節，沒有飛往中國的航班。要飛回中國，真的要2月3日了。

　　我們那時沒在現場，但可以想象其他團友們的憤怒。這已經不是100美元的事情了，包括陳麟在內的旅行社又一次把客人推向了心驚肉跳的境地。

　　不僅如此。當客人們從土耳其導游口中知道至少28日也有票時，是多么的絕望啊。就在前一天下午，我們就在埃及土航辦事處，他們宣稱沒票，直到2月3日才有票。那天晚上，埃及旅行社Travco公司又說1月31日才有票。

　　這完全是陰謀、欺詐和操控。

　　幸好的是，土耳其旅行社也覺得此事太過火，與土航交涉，在我們七個人到達不久，免掉了每人100美元的轉簽費。

　　但也只有到了飛機上，我們才知道這飛機至少有七、八十個空位，土航最后還想斬我們一刀，也不是好東西。

　　可是，我們誰也不敢猜想，如果不是庫爾班節前夕，飛機真的早已滿員或只有幾個空位怎么辦？我們最后還是沒確認機位啊。

　　在空空蕩蕩的飛機上，大家都在找1月24日傍晚那班從伊斯坦布爾飛往埃及開羅上的中國游客，一個都沒有，只有我們和另外一個比我們晚出來五天游玩的強生團。

　　他們一定早就回去了。

　　只剩下我們這個原定8天卻多滯后5天的團隊。13天啊，每天都擔驚受怕，被人恐嚇、欺詐、威脅。

　　在飛機上，每個人都呆若木雞，死氣沉沉。

　　只有領隊陳麟還賊忒兮兮地向一位南京人打招呼，后者終于忍不住地當場罵道：“你還有臉和我打招呼！”

　　剛進入機艙的時候，一個客人發現身邊坐著陳麟的時候，馬上要求換位。最后誰也不愿坐在他身邊。

　　另一個強生團的滋味也不好受。由于他們在埃及莫名其妙地滯留一天，游玩伊斯坦布爾的行程就變得十分局促。當在飛機上得知他們竟然沒有游玩圣索菲亞大教堂后，我雖然心里對土耳其旅行社Itir公司的專業水準感到無比困惑乃至憤懣，但沒對這個團的旅客說出來，免得在他們的心頭撒把鹽。圣索菲亞大教堂對于伊士坦丁堡的地位就相當于長城、天安門廣場之于北京。或巴黎圣母院之于巴黎。如果一個外國人到了北京幾天沒完長城或天安門廣場，然后回來后和你交流北京之行，你會有何感覺？你不會認為北京旅行社在坑這外國旅游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