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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塵馨 劉英麗
人們習慣用“精英”來稱呼他們：他們大多是年齡在28～40歲、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事業有成的男性。
堅毅、有魄力、善于學習等字眼都可以用來形容這群人，買房、買車也已在他們的能
力范圍之內，當這些分布在文化、經濟、政治的圈子中，擁有“三高”(高學位、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正開始形成一個社會的“準階層”時，人們發現，他們其實已經不堪重負……
一、男人的欲望
有位女性說，寧愿給一個精英男人當八奶也不愿嫁給一個普通男人。100萬元存款，一棟花園別墅，一輛本田車———足可以把一個白領男性壓扁。
“我是男人，我的肩上承載兩個人的欲望�，F在我的錢多了，頭發少了�！边@是一家私人建筑事務所老板的真實感受，也是目前中國都市里，相當數量的身居要職、事業有成的“精英”男士的生活狀態。
不久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公布的《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十年報告》中關于企業家的生存狀態調查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這個1993年啟動的龐大調查系統，每年都會對國有企業、私營企業、股份公司、外商以及港澳臺投資等企業的法人代表進行一次抽樣調查，平均人數3000名，因而在全國具有代表性。一直在參與調查的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秘書長李蘭表示，企業家在十年之間遇到的心理問題與健康問題越來越突出，我們應該更加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態。
調查報告中顯示，幾乎所有的企業經營者的日均工作時間都超過了8個小時。在1994年，每天平均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的企業家比例高達98%，10小時以上的為62.3%，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的占到19%。而到了1997年，這個比例還在加大，企業經營者的時間分配情況是，工作11.23小時，學習2.14小時，總共多達13.37小時，整個群體的工作時間平均都超過了12個小時。
而年齡在30歲到40歲的年輕企業家們工作時間還要更多。在1997年的調查中發現，年輕企業家比40歲以上的企業家工作時間多一刻鐘，而休息時間還要少一刻鐘。
對于人類而言，“最后一個禁忌，不是吸毒也不是性亂，而是壓力”，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人力資源與管理心理研究所講師張西超，在撰文說明企業家壓力時首先用了這么一句話。正是在壓力之下，企業家的工作時間不斷拉長；也是在壓力之下，企業家的身體狀況呈下降趨勢，年輕的企業家也不例外。
有統計資料表明，到上世紀90年代，男性壽命平均比女性少活4年，而在解放初期，男性卻還比女性多活3年。被大家稱作“健康傳道士”的洪昭光教授認為，影響男人健康的原因有四個：男人有淚不輕彈，男人有話不愛說，男人有病不去看，男人有家不愛回。國家統計局的一個數據也證明了這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同一種病，男人去看醫生的比例比女人要少40%。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企業家群體的心理狀況，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深刻感到，企業家的心理壓力來自于各個方面，尤其情緒波動是隨著外部壓力的加大而增強的”，李蘭說。
另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又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現象是，當被問及“當工作中遇到麻煩，心情不佳時，您最愿意與誰交流”時，竟然有將近一半(40.5%)的企業經營者選擇了“獨自忍受，一般不與他人交流”。
這個采集了大量真實數據的報告，揭示了這些衣著光鮮、享有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男士們在羨慕的目光之后令人擔憂的隱患。他們的共同點是：像陀螺一樣瘋狂工作，但是內心渴望卻是在50歲以前退休，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二、創業者的自述
海天，35歲，曾是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編導，2000年底，他離開央視，自己創辦了一個文化傳播公司。事業，在30歲后一切從零開始，海天說，創業這三年他經歷了這輩子可能經歷的所有境遇……
現在海天經營著一家自己開的制作公司。有20個人，這在電視制作公司中應該算有一定規模了。雖然還有債在身，但公司從去年六七月份開始有進賬了，并且慢慢持平。說起這三年來的經歷，海天覺得自己活得比一般人都累。
我當時離開電視臺的原因很多，覺得在臺里自己的發展空間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像我在中央臺已經工作了七八年的時間，個人能力已經達到一個程度，但是沒有新欄目產生出來，你就不可能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制片人的職位上去；而再往下干，當你的體力、能力都往下走的時候，你就沒有競爭力了。
出來的時候，自己不懂管理、不懂市場、不懂運作，只會做節目。而那時候在電視臺做的節目是電視臺或政府需要，等我們真正面對市場的時候，它又是另一種要求了。這中間我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來適應這種變化。
每到月底，是我最頭疼的。這時候房租、水電、機器設備的租賃費、各種花銷還有人員工資都該付了，像我們這樣的公司一個月沒有10萬元就頂不住。常常10萬塊錢一到賬，第二天就都不見了。一開完支票，每人一領，賬面又回復到零狀態，我連錢都沒見著，一切又重新開始。
而且我們在電視臺大手大腳習慣了，剛開始，那個慣性還在，花錢沒感覺。等到4個月后，我發現10萬塊錢花沒了的時候，才開始意識到這個狀況已經非常可怕了，很恐怖。
這就好比我們自費出來旅游，結果發現———回去的車沒了。
我第一年賠了幾十萬，簡直就是灰頭土臉的：債主追上門，官司打到法院，公司的人一夜之間都不見了，就剩一個照顧我們生活的小阿姨。前一天大家還有說有笑，第二天人全沒了，那情景簡直像夢一樣。而且禍不單行。那幾天，神思恍惚的，開車還撞到樹上……
那時候，我幾乎沒有一個節假日，半夜兩點回家是最正常的時間。早上睡到七八點或八九點鐘，爬起來又去上班。有一段，我咳嗽不止，幾個月都不好，咳到說不成話，一天半夜咳出一口熱乎乎的東西，后來一看，是血。人家說的那句話我特別相信：現在我是拿命換錢，將來我是拿錢換命。
我們真正開始有起色，是從做廣播節目開始的。因為在當時這是個市場的空當。先做了一個廣播的節目，叫《男士時間》。一期30分鐘的廣播節目，我們賣50塊錢。接下來開始給各個電臺打電話，那時候人家一聽賣節目，聽都不往下聽，就把電話撂了。對于電臺來說，他憑什么信任你，把一年或半年的錢匯給你———萬一節目做了一半人跑了做不下去怎么辦？后來讓電臺一個月一個月地寄錢給我們，我們一月一寄廣播節目。等賣了六七家以后，就開始好轉�，F在節目做了兩年多，全國播過我們節目的已經有六七十家電臺了。我們就成了全國第一家民營賣廣播節目的公司。
去年，一家地方衛視聽說我們能做片子，找到我們。這是一個對文化名人進行訪談的節目，特別是那些在過去年代里輝煌過的名人，我們現在稱它為“搶救”。對我們做過主流媒體電視的人來說，總想做一點大事，做點有價值的事，這就是一件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所以我們下的功夫很大。
公司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個大老板告訴我，你的公司如果能撐過第一年，第二年略有贏利，過了第三年，就可以了。我現在已經兩年多了，基本開始贏利了。
現在我住郊區，每天早上我出來的時候會先跑到莊稼地里，讓自己沖著太陽照15分鐘，我想至少讓太陽照著自己，感到我是健康的。每天用精神勝利法去鼓舞一下自己。有的事你不可能都跟朋友說，因為朋友也沒有閑情聽你說，誰不忙，誰不煩？———后來我就發現每天跟太陽說話挺管用的。特別煩的時候我也會開車到郊區山里頭呆上一天，一個人靜靜的什么都不去想。
我現在回家以后什么事都不去想，我買了一堆京劇帶子，只要我一上車我就唱京劇，絕對不讓我的精力再放在工作上，絕對一點都不想。這也是緩解壓力的好辦法。還有就是看書、寫日記。
我發現，生活和做電視片子一樣，它其實是一個不斷尋找方法、再去解決問題的過程。其實堅定的信念是支撐自己的最重要的力量，沒有了是非�？膳碌�。
海天相信生活總有一天會真正如他的名字那樣，舒心愜意地在陽光下擁抱藍天與大海。盡管現在，這個愿望和他還有距離。
三、男人更需關愛自己
中國漢字中精英的“精”，“米”字邊，“月”作底。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這群“精英”們的宿命：永遠以追求柴米物質或榮譽為生命的第一目的，而花前月下的安詳與浪漫將只出現在他所有目標實現之后……
剛剛32歲的張立身兼兩職：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中國代表和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導師。
張立每天的日程如下：早上8點從家里出發，8點半開始一天的工作一直到晚上6點結束。晚上會有一到兩個小時與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的同事開會，外加起碼一個小時與自己指導的9個研究生交流。
“再加上處理一些應酬，我總覺得還有很多事情都沒有時間做。陪家人的時間也很少�！币驗楹苌傩菹ⅲ顩]有規律，一旦休息的時候張立會覺得很累。當電話打到張立處采訪他時，他正在醫院排號看病。
盡管張立忙得井然有序，卻絕對是對自己的時間身不由己。
像張立這樣的“精英”男士，其數量正在迅速壯大，它特別集中在一批新型的現代化職業當中，如公司管理者、私人律師、注冊會計師等等，他們以腦力勞動為主，擁有高薪、私家車、私家房，已經構成了中國社會“中間階層”的雛形。
自20世紀40年代起，在西方幾個主要的現代化國家的社會分層中，先后出現了以管理人員與公職人員為主的新中間階層。在日本，1975年時，“新中間層”已經占到勞動人口的34%，在美國，這個階層的比例由1950年的16.9%上升到1970年的18.2%。在其他國家如英國、德國等，中間階層的比例也在不斷提
高。他們成為推動現代化社會發展、引導社會消費甚至引導主流社會價值觀的中堅力量。
但與此同時，曾經在全中國掀起“健康熱潮”的洪昭光教授認為，現在整個社會都處在一種“肝火上亢”階段，競爭激烈、節奏快、壓力大，所以整個社會陽亢，人也跟著陽亢、急功近利。因此各種各樣疾病的發病年齡都隨之提前了。像糖尿病、冠心病、多血糖病都有年輕化趨勢。洪教授發現，目前都市“精英”人群中最為集中的問題是：亞健康、心腦血管病，以及家庭問題。
四、“精英”問題來自何方
“這些精英男子的壓力趨勢是越來越嚴重的，”一直在研究中產階級問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副教授張宛麗介紹說，精英分子也是“高地位焦慮”的人群。張宛麗把造成中國“精英”們身體、心理等諸多問題的緣由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是“自我期待很高，有時超出他的能力范圍�！币驗樗麄兗绕诖玫哪繕�，同時又擔心失去現有的物質或者地位，所以承受了更多的壓力。
二是“社會轉型期的壓力�！北热缳J款的問題，在中國，工作的8小時中可能有六七個小時要琢磨資金的來源問題。企業家也要在關系網中運作，才能在同等條件下獲得高于別人的市場，特別是需花費更多的時間在“協調政府關系”上，企業家調查報告顯示，這個比例從1994年的9.1%上升到2002年的17.5%。于是，精英層承擔了很多不正當競爭的成本，也就是說，本來應該由國家和社會承擔的制度成本，現在由他們承擔了。
三是“相互之間沒有形成一定的認同，也沒有歸屬感。”人是需要社會支撐、心理認同的。而現在，雖然表面上形成了“精英”階層聯盟的雛形，但主觀上的聯系還是很少。在國外，中間階層因為已經很成熟，他們之間的社交生活很豐富，會經常舉辦一些聚會，一起交流，排遣平時工作中生活上的壓力。而在中國，一般情況下的聚會只限于一個小“圈子”，都是一些熟悉的朋友，談論的話題與交流的信息都很有限。而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秘書長李蘭在對企業家的調查過程中也發現，很多企業家總是感覺沒有人分擔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慮。
而讓所有中國“精英”都感到不平衡的是，現在這個精英層的付出與得到還不能成正比。財富、社會認同感、社會制度的制定、社會走向的發言權等都不能達到。
張宛麗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當培育發展中間階層，那么就應該在一定的制度層面相應地給予一定的社會生存條件以及制度上的配套政策。
五、多久沒有關心過自己
當社會上部分人士開始關注、關心中國“精英”男士的痛與哀愁時，恰恰“精英”們本人依然忘我地在為自己的事業及所謂理想打拼。
曾在福建某城市的一家中型貿易公司任總經理的王先生的真實經歷，也許能提醒“精英”們主動關愛自己。
2000年底，得知大哥得了胃癌后，想到自己母親也是因為胃癌去世，47歲的王先生開始覺得自己的胃總是不舒服，有抽痛，并逐漸發展成吃不下東西。他決定去成都休假。而此前健朗的他，事業心很強，意氣風發，發展計劃甚至列到5年以后。
他猜是以前經常出席各種宴會，吃大魚大肉給吃壞了。但王先生從來不敢去醫院做檢查，擔心查出什么嚴重的毛病。
在成都，他找了一個鄉下偏僻的小農莊，一個月200多塊的月租，包吃包住。所有時間他都花在尋找很多“祖傳秘方”的民間藥方，甚至聽信偏方：讓蜜蜂在自己身上蟄，以蟄出毒素。
直至2002年，家人要求他一定要去醫院就診。在去醫院之前，他幾乎就在交代后事了，臨去的前一天晚上，一夜失眠。檢查完，他幾乎完全虛脫，因為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壓力，他一個人哭了很長時間。
然而檢查的結果竟是除了一點輕微的胃炎，其他根本沒有問題，他一直不相信這個檢查結果，接著他又開始新一輪吃自己尋來的民間的藥和針灸。
直到2003年春天，經人介紹他去一個老醫生那看病，醫生說他可能是患了糖尿病。當確知自己得了糖尿病以后，他如釋重負，連忙打電話告訴家，全家也都松了一口氣，提心吊膽這么久，現在終于有病了。而醫生告訴他，之所以會得這個病，是因為他常年心理壓力太大導致的內分泌紊亂造成的。
從懷疑自己生病之后，他再也沒有工作。他每天給自己補充營養，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試紙測試自己的尿液，看是否有問題，對自己身體非常小心，甚至到了謹小慎微的程度。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是家人對王先生說的，也是對奮斗著的“精英”們的一個警醒。不要忘記的還有一條：其實男人更需要自己關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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