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梁君健 本報記者 包麗敏
校園出現哈根達斯
清華大學學生生活區原本賣砂鍋飯、炒面之類的學生餐廳,以及兩家小超市不久前被華麗的新建筑代替。今年8月,學生們在這里一家叫德方斯的咖啡館中發現了哈根達斯冰激凌
的身影。
哈根達斯是一個來自美國的冰激凌品牌,在中國,哈根達斯以價格高昂著稱,一只雞蛋大小的冰激凌球價格在28元左右,套餐更加昂貴,平均下來一人要上百元。因此一般出現在高檔寫字樓和白領聚居區附近。聽說這一冰激凌中的“貴族”走進了大學校園,某民營企業兩位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的白領女性大吃一驚:“天哪!現在的大學生真有錢,我們都舍不得去吃哈根達斯。”
哈根達斯在清華園里也激起了爭論。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陶偉杰是反對者之一。他認為這種消費檔次太高,“一兩個人就吃掉幾十塊錢的冰激凌,我覺得比較奢侈。”陶偉杰說,“大學生大多數還是花父母的錢,應該把有限的資金用到最有用的地方,而不一定追求這種奢華的消費方式。”陶偉杰每個月從家里支出800元,另外自己出去打工干點零活能夠有500元左右的收入。
但與陶偉杰在同一個學院的馮歡卻已在咖啡館開業的十幾天內光顧了五六次,“朋友來了,宿舍不方便,食堂太吵沒氣氛,所以選擇了這里”。她追求一種個性、安靜、私密的聊天和消費環境。
雖然宿舍與咖啡館僅一條馬路之隔,徐鐵軍說,“對我來說,哈根達斯還不如買砂鍋飯更實在”,“但它的確是滿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
周末的晚上,記者看到,咖啡館里一半以上的位置都坐著客人。據該店負責人楊云介紹,咖啡館的目標顧客是教師、海歸派、留學生和有一定收入的研究生,因為他們最容易認可這種消費,但現在看來,很多本科生也很喜歡這里的環境和服務。開張沒幾天,就有五六個學生在外面的大陽臺上開了一個生日Party。
離這家賣哈根達斯的咖啡館不到50米,便是學校餐廳的咖啡館,這里一杯咖啡3元,一個冰激凌一元左右,每天晚上,這里有不少學生聊天,看書,甚至寫作業。“我覺得多樣性很重要,校園里應該有適合各類同學需要的店家和其他場所的出現。”校園寫手阿塵說。阿塵每個月從家里拿到的生活費在1000元左右,另外寫點東西會有少量的稿費。阿塵說自己每個月在德方斯咖啡館消費三四次,并認為自己在大學生中的消費水平屬于中檔,應該有一半的人能認可及接受這種消費方式。
電子系三年級本科生曹慧在咖啡館兼職做服務生,同班有四五個“有能力消費的”同學都來過。她說自己最奢侈的一次消費是買了一雙170元的達芙妮涼鞋,當時“徘徊了很久”,但買完后“雖然心疼但很興奮”,“偶爾奢侈一次的感覺挺好”。
與咖啡館相鄰的有一家西餐廳,一家美容美發店,一家出售數碼相機、筆記本的數碼產品店,還有一家西餅店。西餐廳老板楊小姐之所以將消費不低的餐廳開進校園,是因為“學校周邊那些做學生生意的館子都那么火,它們能生存,我也可以生存”。
校園需要奢侈消費嗎
據介紹,咖啡館和西餐廳開業以來,有不少留學生、教師、校企員工來光顧,同時普通的本科生也并不鮮見。而美容院的美容師說,來這里做美容的不到25歲的女學生挺多,中檔護理一次80元左右,如果購買月卡、季卡、年卡等,平均一次也需三四十元。清華BBS上有學生將這片集中的消費場所戲稱為“最高檔的聲色場所”。
一些學生認為這些高檔消費破壞了校園讀書氛圍、引起同學攀比。清華大學一位姓莊的研究生認為,其實這些店不開到校園里來,有需求的學生們照樣會到校園外去消費。
事實上,在學生群中相對的高消費已不是新鮮事。正如西餐廳老板楊小姐所說,大學生消費其實并不低,“開店前我也做過考察,現在學生中電腦、手機普及率很高”。
盡管這些店面并沒有將校園里的大學生作為最主要的目標顧客群,但吸引學生依然是他們爭取的一個方向。
據清華大學后勤服務中心一位姓劉的老師透露,學校還是希望這些店面能提供更豐富的消費層次,滿足更多學生的需要,因而要求這些店家對價位作相應的調整。咖啡館趙經理稱,近期將把各款咖啡價格普遍下調5元,同時特別推出了完全免費無限續杯的檸檬冰水和1.8元一聽的北京最低價的可樂。“這對大部分學生來說,不是高消費,是奢侈消費,”清華一位60多歲的老教授說,“想奢侈一把的畢竟是少數人,為什么不把這些面積讓給一些大眾商業活動,不是能更好地為師生服務嗎?”這位教授認為,這些場所出現在社會上無可非議,但引進到校園中,與校園培養人的氛圍不相稱。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史靜寰則認為,大學校園本來是由非常復雜的人群構成,是個多元化的“小社會”。校園中出現這樣的高消費場所,是正常現象。過去人為地將校園創造成一個與社會脫節、凈化的環境,并不一定有利于學生的成長。就像為了讓花長得更好而為它造一個溫室一樣。校園應該是社會的縮影,在國外大學校園就是城市的一部分,學生們很隨意很自然地融入城市生活中。“人的學習是隨時隨地的,不是發生在校園這個特定場所,”史教授說,“同時,大學生作為成人,他們有自我決定行為的能力,有自主消費的權利。”“有哈根達斯的校園也可能是積極向上的校園,沒有哈根達斯的校園也可能是消極受學生排斥的校園。當然我們不提倡讓這些商業性行為成為大學校園生活的主流,”史教授說,“學校應該探索更好的模式,將這些商業活動與培育人融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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