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時期，有個很多普通人都沒考慮的問題：“那么多上了抗非典一線的醫護人員，成了不能回家的高危人群，他們下班后住哪兒？”這個問題，曾讓上一線的醫護人員擔心，也一度令北京市的政府高層人士頭疼。

　　58歲的范斌英知道答案，并且很清楚，因為他是化解這份擔心和頭疼的人之一。非常時期，他任總經理的北京和平里酒店被征用了，住進來的是地壇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們。“據

我了解，咱北京有60多家星級飯店被征用，讓一線醫生護士休息。光地壇醫院一家，就征用了附近的4家飯店。”范斌英說。

　　4月22日晚上，一個緊急電話開始了這家三星級酒店的非常經歷。“地壇醫院要用咱們酒店。”酒店員工報告。范斌英說：“我邊往辦公室趕邊想，這事終于來了。”臨出門，夫人關心地問：“你們接了這活兒，明天能回家嗎？”“不管回家不回家，這活兒都得接！咱不能掉鏈子。”

　　范斌英沒有隱瞞自己當時的想法———報上一再講，醫務人員是高危人群。第一，我們接待高危人群的員工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第二，疫情這么重，全體國民承擔，政府哪兒來錢？咱酒店該掙的錢看來是不能掙了。第三，咱酒店的任務輕不了，要做好長期準備，因為地壇醫院的任務是長期的。”

　　連夜召開經理們碰頭會上，開到第二天凌晨4時，范斌英抽了整整一包煙。就在地壇醫院擔心能不能征下來的時候，和平里大酒店開始做起了預案：空調怎么開？床單需要單鍋洗嗎？怎么消毒？垃圾怎么處理？餐怎么供？怎么防護員工？“對我們這家三星級酒店來說，這些太生疏了，都要一一考慮。”范經理說。

　　他說：“雖然從4月下旬開始，北京酒店業滑坡。可我們的生意還不錯，有個全國機床展撐著，出租率在80%。地壇醫院的醫生進來時，機床展的客人還沒有走凈。預案里還包括，要把預定的婚宴退掉，這是我們的餐飲強項。”

　　4月23日晨，大家按預案行動：“該匯報的匯報，我們是國企，上級是新燕莎集團，屬于市商委；該打聽的打聽，看看別人怎么準備的；中層等著聽通知。”“我們酒店管理層還成立了‘影子政府’，也就是第二梯隊。46歲的謝寶林副總先在一線盯著。萬一一套班子折了，后備的班子馬上要頂上。”他說。“下面的員工也分了一二三線。客房服務員、餐廳服務員、工程維修工是一線。為了減少接觸，2／3的員工要回家待崗。留下的100多人，要求體質好、技能全面，因為一個人要干幾個人的活。沒有一個人問待遇。回家的，每月開400元工資；留下的，一線每天補助50元。因為有輪休，平均下來也就是每人每月1000多元。”范經理說：“要求留下來的，寫了決心書，貼滿了食堂的一面墻。

　　“我要求，員工中，只要有體溫超過37度的，消息10分鐘內必須傳到我耳朵里，15分鐘都不行。連我在內，一天量兩次體溫。我們只有做好，才能服務好。

　　“第一批醫生，好幾次說要來，但總是撤不下來，聽說他們連續工作了40多個小時。等我看到他們，臉色都很憔悴，讓人發自內心地心疼。我們的員工看了，都心疼。

　　“我們要讓他們的營養跟上，肉價漲了也得買。我還擔心食物中毒，這么關鍵的時候，如果有10個醫生拉肚子，對我來說，這都是政治事件！

　　“護士節那天，桌子那么大的蛋糕，是我看著做的。大伙吃得高興，有人脖子上、臉上都是，我們看著也高興。我知道，他們短暫放松一下，趕明兒又要上戰場。

　　“開始是租用，是我們在經營；現在不同，是政府下文件征用。什么是征用？我理解，就是停止你酒店的經營權了，你的人員，你的設備都得拿出來，服從這個大局。

　　“征用的文件說，政府會‘適當補償’，這四個字的意義很深呀。”他說。截至記者采訪時，地壇醫院墊付了70萬元給這家酒店，政府何時補，補多少，尚不知道。“盡管我們家底薄，是家企業，可我知道，這事兒是不能光算經濟賬的。”這位老總還不知道是否有稅收減免的政策。

　　“你們酒店住過一線醫生，擔不擔心將來影響客源？”記者問。他說：“這我不怕。我要看主流，不排除個把客人有想法。其實，客人主要是看你的服務。服務好，肯定有人來。當然，時間上會有個緩沖，但不會長。”

　　今天，這里的工作人員邀請記者：“醫生這星期從我們這里撤了。你到我們這來消夜吧，這兩天生意特別好。”本報記者進入地壇醫院一線采訪時，曾和醫生一起住在這里。(記者/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