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紀平／文

　　-恩格爾系數指食品支出金額在居民生活消費總支出金額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說來，恩格爾系數的降低意味著居民的消費支出中用于購買食品的比重減少了，由此可表明社會整體的生活水準得到了提高。

　　-基尼系數則是一個衡量社會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標。基尼系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數為一，表示絕對的不平均。在這一區間，該數值越小，社會的收入分配就越趨于平均；反之越大，則表明社會收入的差距正在不斷地擴大。

　　-恩格爾系數和基尼系數是研究機構和經濟學人在評估經濟與社會的現狀及變化趨勢時習慣使用的數據。若把兩個指標放在同一時間坐標中，既可反映對全社會而言，“蛋糕是否做大”了，又可反映“蛋糕分配”的均等程度。

　　人們發現，在近年來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城鎮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已從1990年的54.2%下降至2001年的37.9%，農村地區的這一數值也從58.8%下降至47.7%。這表明：從整體水平來看，中國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時，食品支出的比重正在下降。人們可以把更多的消費資金投向買(建)房、家具、家電，搞裝修，以及教育、文化、娛樂、交通、旅游等各個方面。所以，恩格爾系數的降低可以成為從整體上看人民生活的水準已進入小康的標志之一。意味著“蛋糕確實做大了”。

　　然而，同期基尼系數的變化趨勢又足以引起人們的不安。近年來，這一數值的升高同樣很快。已從1980年的0.33攀升至2001年的0.45。這表明：我國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說明雖然在整體上“蛋糕確實做大了”，但是在社會成員中“蛋糕分配”的非均等程度卻在擴大。

　　針對我國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一些經濟學家及官員們依照收入差距拉大就會引發社會動蕩、破壞社會穩定的觀點認為：“我國的基尼系數增長過快”，“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中國人是非患寡而患不均的”，甚至發出了警報，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然而，需要搞清的是，我們能否簡單地將基尼系數的大小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呢？恐怕不能。這是因為，作為一種專門的計算指標，基尼系數所反映出的只是作為結果的全社會收入分配非均等的程度，或曰差別程度。并不能表現該結果是怎樣形成的。但重要的問題恰恰在于該結果的產生機理和產生過程，而不在于結果本身。

　　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我國的基尼系數不到0.2,在80年代初為0.3多一點。恩格爾系數長期停留在60%左右，全國有幾億連溫飽都無法保障的人口。那時的高值恩格爾系數和低值的基尼系數代表的是普遍的短缺與貧困。正是二十多年來朝著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開放，使社會擺脫了普遍的貧窮與短缺，人民的生活水準得到了快速的提高，從而使得恩格爾系數不斷地下降。與此同時，由于不同人群的收入提高幅度存有較大的差異，又使得此期間的基尼系數也在擴大。如果簡單認定基尼系數越低才越合理的話，那么現在該怎么辦？應該回歸到80年代以前的只能造就商品短缺、社會貧困的計劃經濟時代和連溫飽都無法保障的人民公社體制中去嗎？恐怕無人真心愿意回去，這當中既包括官員也包括百姓，既包括握有專門技能和潛能的各種專業人士，也包括普通的工人農民。那么，應該采用高征稅或是其他抽肥補瘦的轉移支付辦法使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化以拉回基尼系數嗎？也不應該。這會令社會中的有技能者和缺技能者，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要降低勤奮工作的激勵。當人們的工作熱情全都減少時，社會的總收入、進而是總效用必將減少，這樣的基尼系數下降將會伴隨恩格爾系數回升，同樣會令社會走向普遍貧困的復歸。

　　應當明確的是，低值的基尼系數并不等同于分配的合理與社會的進步。而在基尼系數不斷上升的過程中，需要人們把混在一起的合理、合法的社會分配不均與非合理、非合法的社會分配不公分辨清楚。

　　在我國，導致基尼系數不斷擴大的因素是多元的。

　　這當中有主要憑借自身的真才實學，通過勤奮努力在市場的競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從而也獲得了高收入的人們。他們中有科技、文化、體育、文藝、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佼佼者，還包括有業績的企業家、成功的個體工商戶及技術工人、三資企業中的白領人員及其他專業人士。

　　這當中還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財力的不斷增強，通過正常的政策制訂、實施程序，定期為他們提高了工資收入和福利待遇的人們。包括工作在政府機構、軍隊、政法、各國家企事業單位的人員。

　　此外，還有那些帶有行政壟斷性質的經營性行業。行政壟斷，是指那些政企不分、能夠以行政權力阻止商業競爭對手進入所產生的市場壟斷。比如，電信、電力、金融、郵政、鐵路、民航、公辦高教等。這些行業的經營過程盡管也需要專業的技能，也是通過市場去售賣產品和服務，但在這些行業中，高經濟收益的取得是與行業具有的行政壟斷地位聯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從非公平的競爭中取得的成分。

　　再者是在公共權力可以進入市場做商業交易的各個領域內，諸如，在各式的行政審批制度主導的活動中，在項目審批、物資調撥、土地使用、許可證的發放、指標的分配等方面，一些公職機構和人員通過“設租”、“尋租”獲得高的收入，在一些地方的國企經營、改制活動中，掌權者通過蠶食、侵吞社會的資產去獲取高的收入。

　　需要分清的是，前兩類因素產生的基尼系數擴大，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凡是搞市場經濟的地方，都會呈現這樣的結果。一個好的經濟體制恰恰需要有效的界定和保護這類高收入，特別是對其中的新科學、新技術、新物質和精神產品的開創者和各行各業中靠真才實學、努力工作來獲得高收入的人員。對此，社會大眾不會產生不滿。這樣的高收入不但不會影響穩定，而且是一個社會能不斷進步、經濟能蓬勃發展的動力來源。

　　問題只是出在后兩類因素所產生的高收入。社會公眾的不滿主要是對著它們的。人們是對官商壟斷市場的不滿，是對機會如此不平等的不滿，特別是對那些濫用公共權力當上了暴發戶者的不滿，是對“掌勺人私分大鍋飯”的機制中劫掠全民的財產產生出的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分配不公的不滿。應當明確：只有這些因素下產生的基尼系數升高才是真正有悖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如若長期得不到制止，將會危害社會的穩定。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人們在看到經濟快速發展，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的時候，不應忽視，恩格爾系數還只是個宏觀的、總體水平的指標。我國的經濟總水平雖然提高了，但在國內農村地區還有幾千萬的貧困人口，還有許多無法完成義務教育的失學兒童，城鎮地區還有數以千萬計的失業人員和低收入者。他們需要國家財政稅收方面給予適當的轉移支付，需要各種類型的扶貧建設活動，特別是建立和完善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同時，人們在看到基尼系數升高，社會收入差距加大的時候，應當搞清楚：問題的癥結并非在于基尼系數所表達的分配不均，而是在于機會不平等的過程中發生的分配不公。尤其是靠濫用政府機構權力、靠偷竊和搶劫全民資產帶來的分配不公。對此，社會需要的不是用“均貧富”的手段去降低基尼系數，而是需要在國家憲法的權威下，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這就要求落實并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制約政府機構的權力、實施政企分開、破除經濟中的行政壟斷、嚴懲官員的貪腐行為、給予非公有經濟的經營者以國民待遇。在農村地區推進稅費改革和機構精簡，切實減輕農民的沉重負擔，落實并保障包括土地、自由遷徙、受教育、政治參與在內的農民的各項基本權利。

　　從特定的意義來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問題，是要建立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環境，讓社會每一個成員找尋到能夠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活動空間。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恩格爾系數必將繼續下降，而基尼系數指標將不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