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曉玲 文曄

　　2002年11月20日，本刊記者收到一位在外經貿部工作的朋友轉發來的郵件，里面是一份中國(香港)綠色和平組織編寫的《轉基因食品紅色警報》。當本刊記者隨即對文件中所列的雀巢等公司展開采訪時，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將在中國內地遭受到最嚴重的信任危機。

　　2002年12月3日，上海一家媒體發表題為《6種雀巢食品含有不明基因為何還在亞洲銷售？》的文章，發布了香港綠色和平組織對在中國銷售的雀巢奶制品和嬰兒食品的質疑，并暗示轉基因可能導致對人體不可預測的疾病與突變。接著，新浪網站轉載此文，并設立專題，一周之內對此發表的評論多達28頁，其中大多數是對雀巢公司的抨擊和不滿之聲。

　　本刊在家樂福超市采訪時發現：已經有顧客要求退貨，退貨產品不僅包括“黑名單”上的6種食品，還殃及到雀巢的其他產品。

　　而在調查中，記者發現，事實上，那封措辭激烈的信，至少半年前就在網絡間開始傳播，這封信披露：“對近60個著名的食品品牌進行采樣并檢測，結果發現，16個樣品中含有轉基因成份，除了已經曝光的雀巢6種產品外，還有品客洋蔥口味薯片、日清雞味方便面、麥當勞漢堡的面餅以及肯德基的薯條和面餅等等……”

　　本刊的調查也是從這封信開始的

　　“紅色警報”臺前幕后

　　從1999年9月24日起，香港綠色和平組織分7個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對近60個著名食品品牌進行采樣并檢測，結果發現：16個樣品含有轉基因成份。除了已經曝光的雀巢6種產品外，還有品客洋蔥口味薯片、日清雞味方便面、麥當勞漢堡的面餅以及肯德基的薯條和面餅等

　　2002年5月，復旦大學生物技術系研究生成功，在上海有名的歐尚超市購買了一些雀巢產品，包括雀巢嬰兒奶粉、雀巢米麥粉、奇巧餅干，接著，他用EMS(全球特快專遞)將這些雀巢產品寄往香港，收件人是“中國(香港)綠色和平組織轉基因項目主任施朋翔”。

　　與此同時，北京和廣州的兩名大學生林艷梅、朱建剛也將同樣的兩份包裹寄往同樣的地址。

　　包裹到達目的地，甚至沒有拆包，就被送往一家檢測中心——香港基因晶片開發有限公司，兩個星期以后，檢測有了結果：在雀巢的美極翡翠白玉湯中檢測出含有不明基因，此外，在香港生產的雀巢百福豆腐花及豆漿，也檢測出含有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研制的Roundup Ready大豆中的不明基因。

　　事實上，這是一項針對“食品商使用轉基因狀況”進行監控的特別行動，發起人即包裹收件者——成立于1997年的中國(香港)綠色和平組織。

　　這是一個獨立(財政全賴個人捐助)的國際環保組織，從1999年9月24日起，該組織分7個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對近60個著名食品品牌進行采樣并檢測，結果發現：16個樣品含有轉基因成份。除了已經曝光的雀巢6種產品外，還有品客洋蔥口味薯片、日清雞味方便面、麥當勞漢堡的面餅以及肯德基的薯條和面餅等。

　　正是在經歷了這樣長達兩年的“監控”后，2002年4月3日，香港綠色和平組織發表了他們的檢測結果。

　　至于信的附件——“紅色警報”，則產生于2002年3月該組織的另一場行動。當時，香港綠色和平致電80家著名的食品生產商和代理商，查詢這些公司對轉基因食品的立場，并要求他們明確表態是否使用了轉基因原料。調查囊括了這些公司的238種日常加工食品。

　　5月，調查結果被印制成一個精美的小冊子，名為《如何避免轉基因食物》，并用醒目的綠、黃、紅三種顏色分別標識了這些公司對轉基因食品的不同立場。不肯做出“不使用轉基因原料”承諾的食品商，被貼上了紅色標簽(紅色警報的由來)，其產品因而被認為可能含有轉基因成份。

　　112種產品因此載入“紅色警報”之列。“對調查不予回應的，也列人了紅色警報。”中國(香港)綠色和平組織轉基因項目主任施朋翔說。

　　它們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品牌：雀巢(Nestle)、樂天雪糕(Lotte)、旺旺薯片(Want Want)、品客薯片(Pringles)、美極鮮醬油(Maggi Liquid Seasoning)、頂好調味(Bestfood)、朝日啤酒(Asahi)、麥斯威爾咖啡(Maxwell House)、新奇士橙汁(Sunkist)等。

　　這本小冊子在香港免費發放了10萬冊。

　　施朋翔接受《商務周刊》采訪說：“雖然我們的調查僅依靠口頭承諾，但是我們的測試卻是無可辯駁的。”

　　負責為綠色和平樣本檢測的香港基因晶片開發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出色的轉基因產品測試實驗室之一——英國中央科學實驗室曾對全球66個實驗室就轉基因成份檢測進行了一項比較測試，結果表明，香港基因晶片是惟一測試出精確數據的實驗室。

　　轉基因安全仍然存在巨大懸念

　　關于轉基因安全的爭論，正像這兩個著名的實驗所表現的，在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怪圈中循環。從事生物安全的專家，對被破壞又重建的基因鏈剛剛提出質疑，從事生物技術的科學家就會用另外一整套數據予以反駁

　　“紅色警報”的傳播幾乎立刻引發了轉基因恐慌，最早被曝光的世界第一大嬰幼兒營養食品雀巢公司，瞬間在中國內地遭受了嚴重的信任危機——一周之內，新浪網對此發表的評論多達28頁，大多數是對雀巢的抨擊和不滿之聲。

　　在北京家樂福超市，已經有顧客要求退貨，退貨產品不僅包括“黑名單”上的6種食品，還殃及到雀巢的其他產品。

　　一位母親在網上極富感情地寫道，“我的孩子從4個月起食用雀巢蘋果米粉，整整10個月！老天，直至今天我才知道我生命的延續正在充當著實驗品的角色。”

　　轉基因引起人們如此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直到今天，轉基因食品是否會對人體健康造成“潛在的傷害”，仍然是一個存在巨大爭議的懸念。

　　“轉基因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的全世界第一個引起轟動的實驗在1998年秋天曝光，英國一位研究人員在電視節目中公布實驗結果說：用含有轉基因的馬鈴薯飼養大鼠，引起了大鼠器官生長異常、體重減輕、免疫系統遭到破壞。實驗結果立即引起轟動，英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紛紛表示懷疑。

　　但是不久，英國皇家學會專門對此組織的評審中，卻對這項實驗指出6條缺陷：不能確定轉基因和非轉基因馬鈴薯的化學成份有差異；對食用轉基因土豆的大鼠，未補充蛋白質以防止饑餓；供試動物數量少，飼喂幾種不同的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標準食物，缺乏統計學意義；試驗設計差，未作雙盲測定；統計方法不當；試驗結果無一致性等。

　　2002年，英國《自然》和美國《科學》雜志又陸續報道：紐卡斯爾的研究人員發現，轉基因食品中的DNA片段可以進入人體腸道中的細菌體內，這似乎證明腸道的菌群會對抗生素產生抗性。

　　英國食品標準協會為此做了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的第一個人體實驗——哈里·吉爾伯特等學者給12名健康志愿者和7名手術切除部分結腸的志愿者，吃了含轉基因大豆的漢堡包和牛奶冰激凌食品。結果發現：健康者的糞便中沒有發現轉基因大豆的轉基因。

　　但是，在那些切除過結腸的受試者的糞便中，確實發現了3.7%的大豆轉基因，這一結果提示：有極小量的細菌攝入了大豆轉基因。但這一數據沒有受到研究人員的重視，他們肯定地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轉基因的漂移對人有副作用。

　　關于轉基因安全的爭論，正像這兩個著名的實驗所表現的，在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怪圈中循環。從事生物安全的專家，對被破壞又重建的基因鏈剛剛提出質疑，從事生物技術的科學家就會用另外一整套數據予以反駁。

　　在中國，科學家們對轉基因的安全也涇渭分明地分為兩派：中國農業大學校長陳章良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說，“我是一個堅決支持轉基因的人。轉基因食品美國已經吃了6年，我們已經吃了3年，沒有見過有一個人吃死的。”

　　原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局長錢迎倩是堅決的反對派，“轉基因通過基因流造成基因污染已經成為事實。”

　　中科院《科學新聞》發表的一篇文章，將轉基因食物“可能”對人類健康的危害總結為三點：

　　一，轉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引起人類急、慢性中毒或產生致癌、致畸、致突變作用；

　　二，作物中的免疫或致敏物質可使人類機體產生變態或過敏反應；

　　三，轉基因產品中的主要營養成份、微量營養成份及抗營養因子的變化，會降低食品的營養價值，使其營養結構失衡。

　　但事實上，文章也依然沒有提供支持這些結論的有力證據。

　　到目前階段，對轉基因安全性的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是：這是一個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命題。

　　轉基因在中國“滲透”狀況調查

　　中國大豆的50%是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它們主要來自于美國和阿根廷，這些大豆主要用來榨油。“我們吃的豆油、豆腐、豆漿等等，其實都是轉基因的，我們一直在吃。”陳章良說

　　事實上，中國是世界第四大轉基因作物播種國。2001年，全世界的轉基因作物播種面積超過5000萬公頃，中國為60萬公頃。

　　《商務周刊》從農業部獲知，目前，中國已批準商品化的轉基因作物有4種：棉花、西紅柿、甜椒、矮牽牛花。其中食品只有西紅柿、甜椒兩種。中國農業生物技術學會理事長朱鑫泉告訴記者，由于甜椒缺乏優良品種，并未播種，但全國確實有幾萬畝轉基因西紅柿。

　　國家環保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薛達元認為，轉基因棉花也應該算是食品，因為棉籽可以榨油。在部分農村，農民吃的就是棉籽油。農業部轉基因安全管理辦公室的數據顯示：2002年，中國轉基因棉花達到150萬公頃，已經占棉花產量的1/3。

　　此外，在全國各地，特別以北京市郊為最密集，還分布著大量的“轉基因試驗田”，總面積有100萬畝左右。

　　同時，中國每年從國外進口的農作物中，也有不少含有轉基因成份。據農業部公布的信息顯示：2001年，中國進口油菜籽172.4萬噸，絕大部分來自于加拿大、澳大利亞，而加拿大是世界上轉基因油菜籽種植面積超過2/3的國家。

　　不過，比起大豆來，這還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2002年1月至9月，中國進口大豆458萬噸，進口對象高度集中，主要依賴于美國、阿根廷和巴西，三國分別占到進口總量的41%、36%和23%。美國大豆的70%為轉基因大豆，阿根廷的轉基因大豆占90%(只有巴西政府禁止播種轉基因大豆)。由此可推算，中國約80%的進口大豆為轉基因大豆。這些大豆主要都被用來榨油(食用油)。

　　“我們國家50%的大豆，都是進口的轉基因大豆，所以我們吃的豆油、豆腐、豆漿等等其實都是轉基因的，我們一直在吃，但并沒有什么問題。”中國農業大學校長陳章良說。

　　事實是，科學界現在還無法為轉基因安全、特別是“潛在的安全問題”——轉基因生物在環境及人體健康上的問題被認為在短時間內觀察不出來——下一個定論。“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公眾需要知情權。也就是說，在專家或者國家也許認為安全，而公眾也許認為不時，公眾應該有權自己做出決定。”原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局長錢迎倩對《商務周刊》說。

　　歐洲消費者，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堅定的轉基因“知情權捍衛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歐盟地區爆發了太多的衛生危機——瘋牛病、口蹄疫，它們已經使歐洲人對于衛生健康問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不再相信政府的判斷，而寧愿自己做出選擇。而現實情況是：大多數公眾在知情后，確實對轉基因食品表現了不信任甚至激烈的抵制。

　　據民意調查顯示：在英國只有14%的人表示接受該類食品，66%的法國人認為轉基因食品對健康有害，一些農民把水果、蔬菜甚至牛糞傾倒在快餐店門前，以抗議他們出售的牛肉面包和土豆中含有轉基因成份。

　　即使在轉基因技術的搖籃——美國(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植物在美國成功培植)，公眾也由于知情了所謂“轉基因污染事件”而爆發情緒。2002年11月12日，《華盛頓郵報》披露美國ProdiGene公司丑聞，該公司將含有轉基因成份的藥用玉米與食用大豆混雜在一起，更糟的是，這些藥用玉米是用來提取胰島素治療乙肝、糖尿病、癌癥以及艾滋病的，事件被曝光后，迫于強大的公眾壓力，該公司將把受到“污染”的100萬斗大豆，總值270萬美元，全部付之一炬。

　　現在，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采取了這樣一種折中但具有現實意義的態度——將懸而未決的轉基因安全“疑案”，留給公眾自己判斷。

　　以雀巢為導火線的“紅色警報”事件發生后，也有相當多的中國公眾質疑：政府是否對轉基因食品在中國市場的普及程度知情？公眾是否有權對此知情？

　　不被公眾所知的標識

　　《辦法》明確規定：從2002年7月1日后，對“以轉基因動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為原料生產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劑”必須進行標識。但是，辦法生效后僅僅4個月，記者卻意外地得到消息，衛生部的《辦法》基本不實行了

　　大多數已經兌現知情權的國家采用的辦法是：給轉基因食品貼上鑒別標識。

　　歐洲是最早為轉基因食品采取標識制度的地區，1997年歐盟發布《新種食物指令》，要求各成員國監管食物銷售(特別針對各類轉基因或含轉基因成份食物)，及實行標識制度。

　　而歐洲瘋牛病的流行，使這一制度的細化加速——歐盟15國在“可追蹤性”(指食物從“田間到飯桌”的整個過程)上很快達成共識。2001年11月28日，15國的農業部長們制定出了新的轉基因食品法規。根據新法規，凡含有0.9%以上轉基因DNA或蛋白質的農作物或食品，在市場銷售時，必須帶有“GMO”(轉基因)字樣的標簽。

　　這部“轉基因生物制成食品和飼料產品可追蹤性標識法規”，是迄今對轉基因安全管理最嚴格、最完善的一部法規。但2002年7月，歐洲議會還是建議歐盟國家進一步加強含轉基因產品的蹤跡標識制度，強調應該要求對所有含轉基因成份的農作物或食品都進行明確標識，而不必考慮其含量多少。此外，歐洲議會還建議加強對轉基因污染事故的通報制度。

　　2001年，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斯里蘭卡、新西蘭也相繼頒布了自己的標識法規。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由于對“美國的轉基因玉米大豆種子”惴惴不安，在2000年就通過了標識法。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轉基因食品同樣有標識制度的考慮，并且已經有了法規。但是，它們卻遲遲沒有被執行。

　　2001年5月23日，國務院頒布《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首次提到了轉基因標識問題。2002年1月7日，農業部頒布條例的三個細則，其中一個細則就是：《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

　　辦法將轉基因標識的范圍限制在5類17種產品：大豆種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玉米種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油菜種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棉花種子，番茄種子、鮮番茄、番茄醬等。

　　這5類17種產品的標識管理被國家環保總局的研究人員認為“作用非常有限”。該局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主任王捷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說，《條例》和《辦法》帶著農業二字，因此只能管到農業，管不了與此相關的制藥業、環保、更管不了食品加工——而這三項恰恰是和公眾利益關系最密切的。

　　衛生部倒是發布了一個專門針對“轉基因加工食品”的標識辦法，2002年4月8日出臺的《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這個《辦法》規定：從2002年7月1日后，對“以轉基因動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為原料生產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劑”必須進行標識。

　　在這部包括6個章節26條的法規中，清楚地寫道：食品產品中(包括原料及其加工的食品)，含有基因修飾有機體或/和表達產物的，要標注“轉基因××食品”或“以轉基因××食品為原料”。轉基因食品來自潛在致敏食物的，還要標注“本品轉××食物基因，對××食物過敏者注意”。

　　與農業部的辦法相比，衛生部的辦法顯然要覆蓋范圍廣而且細致得多。但就在它生效后僅僅4個月——2002年11月29日，記者從農業部得到消息：衛生部的《辦法》基本不被實行了。

　　農業部轉基因安全管理辦公室主任程金根對《商務周刊》進一步解釋道，“也就是說，將來我們在超市中所見到的絕大部分轉基因食品，除農業部規定的5類17種外，都不標識了。”

　　第二天，本刊記者在衛生部食檢所污染物化學研究室主任吳永寧處證實這一消息。

　　據程金根介紹，國家轉基因監管工作的核心問題將是安全評價。只要轉基因生物(包括植物、動物、微生物)通過了“安全評價”，那么轉基因加工食品就被認為是安全的，而不再需要標識。“只要土豆是安全的，那么薯片也就是安全的了。”

　　記者了解到，中國的這套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制度分植物、動物、微生物三個類別，按照其對人類、動植物、微生物和生態環境的危險程度，分為I、Ⅱ、Ⅲ、Ⅳ四個等級，級別越高，危險性越高。

　　但是，生物安全專家即使對安全等級最高的轉基因生物，依然抱有“安全疑問”。原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局長錢迎倩分析說，轉基因的商業化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而轉基因生物對環境及人體健康的影響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40年才能觀察出結果，危險也許是潛在的。

　　“過去誰也不知道四環素有問題，等我們的牙黃了，就晚了。”國家環保總局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官員王捷表示，“要知道，對于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誰也說不好。”

　　香港綠色和平組織合作辦公室項目助理成功表示，負責任的做法是把選擇權交給公眾自己。

　　直到2001年初，有關部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六成半的消費者不清楚目前市場上是否已經有轉基因食品出現；95%的人希望將來轉基因食品出售時應給予標明，讓消費者明明白白消費；有16.7%的人，出于對安全問題的擔憂，明確表示不接受轉基因食品。

　　管理權引起三部委相爭

　　很顯然，農業部在這場三方的角力中，爭取到了轉基因安全管理上的主要職能。但這一被農業部內部形容為“來之不易的、沖破了層層阻力的”勝利，事實上卻是不斷地受到各方利益旋渦的左右，而在公眾安全政策上表現出搖擺不定的姿態

　　發生在兩個部委(農業部與衛生部)之間的管理權爭奪，還沒有真正結束。

　　衛生部食檢所污染物化學研究室主任吳永寧告訴《商務周刊》，“衛生部在食品行業并沒有自己的產業，因此可以更多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來考慮；而農業部首先考慮的是，農業的增產增收。”

　　在這場競爭中，還存在有不為人知的第三方：國家環保總局。它也認為自己是一個相對客觀而能更多考慮公眾利益的第三方角色。

　　中國轉基因安全管理的核心《條例》，其基本內容都源于一部國際法——聯合國于2000年1月29日定稿的《生物安全議定書》。至今有110個國家簽署了這項協議，38個國家政府批準了協議，如果達到50國批準，就可以正式生效，一旦生效，裝有基因食品的貨柜，必須在外包裝上貼上“可能含有轉基因食品”的標簽。在議定書框架中，環保局擁有這樣的職權：轉基因作物進口，要先向設在各國環保局的聯絡點通報，然后由環保局告知農業部。

　　但是，國家環保總局官員王捷稱，“環保局對中國轉基因的進口、實驗、產業化情況都不大了解。現在的情況是，都由農業部來辦。”

　　兩方的矛盾顯然不止于此，王捷說，負責對轉基因生物進行安全評價的，按照規定并不是農業部一家，而是由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生產、加工、檢驗檢疫以及衛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專家，組成的一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然而，在這個58人評估委員會成立前，環保局推薦了3位專家，但農業部只給了1個名額。而這惟一一位環保局專家還遠在南京，對評估工作參與不多。

　　很顯然，農業部在這場三方的角力中，爭取到了轉基因安全管理上的主要職能。但這一被農業部內部形容為“來之不易的、沖破了層層阻力的”勝利，事實上卻是不斷地受到各方利益旋渦的左右，而在公眾安全政策上表現出搖擺不定的姿態。

　　農業部轉基因安全管理辦公室主任程金根在談到《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為什么在2001年6月出臺時，意味深長地說，“這是加入WTO的需要。”

　　據知情者透露，《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出臺前，各部委始終爭執不下，即有高層人士表態說，先擋住美國的大豆，內部問題以后再協調。

　　當時統計數據顯示，美國進口和中國自產大豆的份額已數量相當，達到1500萬噸。國家環保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薛達元告訴《商務周刊》，他在經過實地調查后得出的一個悲觀結論，“進口影響了中國豆農的生活，東北大豆現在的價格只是1995年的一半，加入WTO后，美國大豆的攻勢將更猛，而我們的豆農將被壓垮。”

　　“而通過出臺轉基因安全管理法規，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進行調控，就成為中國大豆復興計劃的一部分。”新紀元期貨有限公司研發部副經理馬明超分析說。《條例》增加了大豆進口的資金成本和時間成本。按《條例》規定——進口農業轉基因生物，沒有農業部頒發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和相關批準文件的，或與證書、批準文件不符的，做退貨或者銷毀處理。

　　這樣以來，一般貿易商在定貨時，既要考慮市場價格，還要考慮能否拿到證書，以及拿到證書的時間，《條例》規定批準期限為270天，更進一步加大了進口操作的風險。“在這一環節，可能增加的成本無法用數字計算，因為如果相關部門嚴格控制證書和批準文件的發放，那么進口的風險就會趨于無窮大。”

　　奇怪的是，這部2001年5月“應世”而出的《條例》，此后在實際執行中其規定卻一再被“突破”。

　　轉基因背后的利益旋渦

　　“游說者”接踵而至，在這個利益旋渦里，還有著學者的影子，特別是一些支持轉基因的專家受到質疑

　　2002年3月11日，農業部發布了190號公告《轉基因農產品安全管理臨時措施公告》，宣布境外公司可持本國或第三國有關機構出具的安全評價有效文件，向中國農業部申請“臨時證明”，對審查合格者，農業部將在“30天內”，發給可向我出口轉基因農產品的證明。由于審批手續大大簡化，審批時間縮短，豆商們普遍認為美國大豆被暫時放了一馬，由此造成期貨市場上中國大豆成交價急挫。同年10月11日，這一臨時措施有效期的截止日期又由原定的12月20日延遲到2003年9月20日。

　　與此同時，“美國游說者”卻接踵而至，級別最高至美國總統布什：2002年2月21日、22日，他兩次訪問中國期間，與中國最高層談及大豆問題。上海APEC峰會期間，他又與中國領導人就轉基因產品問題進行磋商。

　　2002年9月25日到27日，美方還在北京搞了一個培訓班，專門講標簽問題。他們表示，標識制度對企業傷害很大。

　　這一年，華盛頓由美國農業部、國務院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組成的談判代表團也一批批來到中國，希望說服中方簡化轉基因條例規則。

　　據一位了解內情的專家說，中國政府制訂相關法規的智囊團也成了美國農業部游說甚至收買的對象。美國農業部甚至提出，為這些專家提供上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美國的緊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歐盟轉基因標識上的碰壁，使它擔心在中國重蹈覆轍。2001年11月28日，歐盟成員國新的轉基因法規剛剛在歐洲議會通過(凡含有0.9%以上轉基因DNA或蛋白質的農作物或食品在市場銷售時，必須帶有轉基因字樣的標簽)，美國就提出抗議。

　　“這是對美國農業掀起的一場經濟大戰的宣戰書”，美國一家最大的農業工會宣稱。這家農業工會的主席指責歐盟是要保護自己的市場，“由于美國出口的大多數糧食作物都是轉基因食品，并且每年向歐洲的出口高達63億美元，歐洲議員們采取這樣的措施，就是為了全面封殺從美國進口的原料。”

　　歐盟這一政策的影響面有多大？上海財經大學燕春蓉分析，由于轉基因產品在生產和銷售時并沒有被隔離開，所有和這些產品相關的貿易都會受到影響。這些商品大約占美國農業和食品出口的35%，價值120億美元。如果把加工原料中包含了轉基因產品的產品和用轉基因產品喂養的牲畜也算在內的話，估計會上升到價值240億美元！

　　因此，這些利用轉基因技術賺取百萬厚利的公司所持的態度是：“一日未能證明它是不安全的，它便是安全的。”

　　中國農業部承受著美國政府代表的豆商們的經濟壓力時，還不得不面對國內輿論的挑剔。幾位被采訪的專家不約而同地質疑：“《條例》三番幾次推遲正式執行，法律的嚴肅性在哪里？”對于這種質詢，程金根的回答是，“我們沒有時間表。”

　　在這個利益旋渦里，還有著學者的影子。特別是一些支持轉基因的專家受到質疑。

　　中國農業大學校長陳章良反對給轉基因食品標注，“在食品上標注是否為轉基因，就會把轉基因和非轉基因隔離開來，無形中就使消費者產生：非轉基因產品要比轉基因產品好。這一點，我是堅決抗議的！”陳章良認為，實行標識制度，將使生物技術的發展受到影響。

　　但反對者對他的言論公允性表示懷疑，他們提出，他除了擔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一職外，還有另外一些頭銜，包括深圳科興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深港產學研基地創投有限公司董事長，北大高科董事長，這些公司都跟生物技術有關，而且陳章良的轉基因西紅柿，甜椒，矮牽牛花都已經投入商業化生產。

　　“中國的轉基因生物公司有很多與陳章良有關。如果他能做一個純粹的科學家的話，他的說法會是另外一個樣子的。”香港綠色和平組織合作辦公室項目助理成功說。

　　“國際轉基因作物爭論的實質并不純粹是科學問題，而是經濟和貿易甚至是政治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賈士榮教授指出。

　　記者在調查中還了解到，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植物在美國成功培植。但此后10年，這項技術并沒有長足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針對美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減弱，出口數量下降的局面，1991年2月，“美國競爭力總統委員會”在其“國家生物技術政策報告”中明確提出，“調動全部力量進行轉基因技術開發并促其商品化”的方針。在此背景下，孟山都、杜邦等著名的化工、醫藥公司轉向生物技術領域，成為商業性開發應用轉基因農業技術的主角。

　　中國農科院品種資源所研究員邱立娟對此表示，“轉基因技術在還沒有成熟的情況下，就被商業利益推動，走進了市場。”

　　“在轉基因標識問題上，政府官員、公司企業、科學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搞生物安全并不是要把生物技術給扼殺了，而是看到在生態安全、人體健康方面存在有這么大的風險，在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決不應該拿人們的生命安全冒險，而現在，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被冒險。”原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局長錢迎倩說。

　　雀巢出爾反爾？

　　轉基因危機中的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