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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塘人
《中國青年報》9月11日刊登深圳市公布的2002年工資指導價的消息，企業老總最低年薪5.4萬元，最高52萬元；大專生、本科生、碩士生最低月薪分別在1350元至2500元之間，最高月薪則在2700元至6100元之間。
除了深圳，別的地方也有公布年度企業用工工資指導價的，但筆者認為，這種指導價中看不中用。中看，是因為它具有行政象征價值———證明政府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行政存在，仍有權對各類企業用工報酬的發放標準施加影響力；不中用，是因為行政存在不同于行政干預，行政指導的效力也不同于行政指令的效力。既然行政指導性不具備行政指令性的強制約束力，就意味著各用工企業可以有限認同這份指導價，也可以自行其事。有了勞動力市場的開放，必然伴隨用工報酬的隨行就市———勞動力價格接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價格杠桿的調節。
有真本事的老總是勞動力市場中的稀缺資源。高校畢業生眼下還被劃定為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才一族。若承認勞動力資源也呈金字塔結構分布，這兩類人無疑在“金字塔”中處于塔尖和塔的上半部位置。當勞資雙方圍繞用工報酬進行利益博弈時，這兩類人并不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他們的最低與最高酬薪范圍，自然不必由政府部門操心。
倒是勞動力市場中確實存在著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她)們處于勞動力資源金字塔的塔基和塔身的中下部，保障這部分人的基本勞動報酬權利才是政府部門必須要操心的事情。可恰恰該操心的事，包括深圳在內的各個地方政府部門卻沒操什么心。
保障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的基本報酬權，一個現實有效的措施是推行(甚至該強制推行)“企業勞動工資協商制度”。這種有效性不但在推行工資協商較早的浙江省收到了實效(勞資糾紛逐步下降，拖欠工資現象得到一定遏制)，即便試行此項制度稍晚些的深圳，也有了成功的實踐。譬如，從上月初起，深圳市裝飾裝修行業百余家企業、萬余名員工統一實行經協商取得的行業最低工資支付標準。
追求人本社會各階層成員之間理性的分配公平，在中國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推行工資協商———確切地說是通過勞資雙方在政府、工會、行業協會參與下的最低工資協商———對弱勢勞動群體的基本勞動報酬劃定一個受法律保護、受行政干預和輿論監督的基本酬薪底線，正是這個過程中所必需的。因而，社會有足夠的理由要求勞動用工行政管理部門少做無用功，多做實心事。
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指導價”現象出現的背景與成因。筆者認為，它的背景在于政府自身轉型過程中舊職能逐漸廢止取消，而新職能又模糊混沌，令一些部門的新職能定位找不著北；它的成因則在于削權是件痛苦的事，在基層采訪時常聽干部們抱怨：放權，放權，權都放了還要我們干什么？于是，搞不成的“指令價”，就這樣退而求其次地搞起了“指導價”。于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又凸顯出來，這就是，放權還得同步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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