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劉樹鐸
7月初，北京市作出決定：提高部分醫療服務的項目收費標準。事實上，早在2001年，衛生部和國家計委、財政部把全國的醫療服務收費規定為3966項，各地就已經開始做項目的收費標準，提高醫療服務收費已經是大勢所趨。
各個地方其實早就在“蓄勢待發”，重新制定醫療服務的收費標準。據悉，海南省的醫療服務收費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手法骨折復位，原來只有80元，現在提高到500元，提高了525%；心臟直視手術，原來不到1000元，現在提高到3780元，提高了278%。
對醫務工作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歡欣鼓舞的數字；而對患者來說，這不啻是一個惡夢般的數字。
該不該提高醫療服務收費？
醫生們普遍認為，無論是掛號費、檢查費還是診療費都是太低了，與醫生付出的勞動是不相稱的，這無疑是讓醫生的勞動貶值了，而醫生的勞動純粹屬于科技含量比較高的腦力勞動，言外之意，如此低的勞務價格，如何能換來高技術和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呢？
對此，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蔡振華所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當前的醫患矛盾歸根結底是國家醫院的補償政策造成的，國家財政拿不出錢來補償醫院，醫療服務收費又偏低，醫院只好以藥養醫，這是矛盾的癥結所在，如果能大幅度降低藥價，并相應地提高醫療服務收費，就能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
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7月9日在廣東的一個會議上也指出，在控制藥品收入的前提下，適時適當提高醫療服務收費。王隴德稱，國家醫院的補償機制有三個方面：政府財政補助、藥品差價、醫療收費，目前醫療收費確實收不回醫療成本。對一些發達地區的省份來講，經濟發展了，群眾的承受力比較高，藥品費用下降后，應適當提高醫療機構勞務收費，鼓勵醫生在業務上下功夫。
但一大堆問題也便擺在了后面：藥價到底能不能降下來？藥價什么時候能降下來？萬一藥價降不下來，老百姓豈不是又增加了新的負擔？醫療服務收費提高以后，患者真的能得到高質量的服務嗎？如果說發達地區能夠承擔高額的服務費用，那欠發達地區或者不發達地區怎么辦？老百姓會不會又重新陷入看不起病的旋渦？
看不懂的服務收費
記者正好有過到醫院檢查、化驗和住院的經歷，手頭自然攢了一大堆收費清單，但是，就是讓人看不明白。先看一看門診檢查的清單：
2002年5月28日，北京婦產醫院，常規檢查的費用是5元。
2002年7月19日，北京安貞醫院，常規檢查的費用是19元，化驗費是24元。
2002年8月3日，北京中國航空工業中心醫院，常規檢查的費用是5元，其他項目是8.8元，化驗費是23元。
2002年8月14日，北京安貞醫院，化驗費是9元。
不再多列舉了，總之是不同的醫院價格不一樣，同一個醫院，不同的時間，價格也不一樣。
再看一看住院清單：
記者與2002年7月8日住進了北京安貞醫院，7月15日辦理出院，不足7天的時間，檢查費是372元，化驗費是608元，治療費是255元，住院費是168元，西藥費是235元，沒有具體的收費清單，只有這么一個籠統的數字。
記者畢竟不是醫生，看不懂這些數字到底是怎么來的，也不知道這樣的價格到底是昂貴還是便宜，只是在想，假如醫療服務收費漲價了，那么，哪些項目會漲呢？到底會漲多少、以什么為標準漲呢？
藥價降下來了嗎？
不管到哪個醫院，肯定都會看到一塊牌子，上面標注著一些降價的藥品和價格，十幾種和幾十種不等。有關政府部門也不斷地發布藥品降價的消息，十幾種、幾十種甚至上百種不等。
但是，老百姓怎樣才能感覺到實惠呢？不要說藥品有成千上萬種，單是那復雜的藥名，也讓人分不清東西南北；何況，到醫院看病的時候，得的是什么病，應該吃什么藥，病人是不知道的，權力在醫生手里。總不會在買藥的時候，先去查一查這種藥品到底降沒降價吧？再說，到那查去？能查的著嗎？
問題不僅僅在這里。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是，這場轟轟烈烈的“醫改”最關鍵的誘因便是居高不下的藥價，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同時，國家和社會背負著沉重的包袱。1998年底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中指出，醫療機構過度依賴藥品收入，誘使醫院開貴藥、多開藥，成為醫藥總費用上漲過快、臨床用藥不合理的重要因素。
為此，理論界開出的藥方是，推行醫藥分開核算、分別管理制度，切斷醫療機構、醫務人員與藥品營銷之間的利益關系。但是，醫藥分開立即遭到了醫院的共同抵制，原因很簡單，一方面，切斷了醫院賴以生存的命根子，醫院絕不會心甘情愿割掉這一大塊肥肉；另一方面，處方權力掌握在醫生手里，無論如何，總不會不讓醫生開處方吧？
實在沒辦法，又開始實行藥品的招標采購制度，以為通過這種“陽光下的交易”能把藥價降下來，但是，藥品招標采購又因為各項政策不配套而存在著種種弊端。有關部門的想法是，完善藥品招標采購制度的同時，預計今年年底將把醫院的藥房從醫院里拿出去，也就是說，繼續走醫藥分開的路子。
衛生主管部門的良苦用心，理論上這種說法是成立的，但是，藥價真能控制住嗎？
衛生行政部門有苦衷？
有業內人士指出，衛生部門之所以同意提高醫療服務的收費標準，實質上是衛生行政部門向醫院妥協的結果。實行醫藥分家已經在外界達成了共識，衛生行政部門也曾懾于全社會的壓力而欲推行此政策，但是，醫院共同的抵制使衛生行政部門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做法，而改成了藥品收支兩條線的政策。
問題是這個路子也幾乎是行不通的。原來設計的想法是，醫院把收入如實上報，然后按照各醫院的成本合理返還，但問題出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醫院到底收入多少？醫院很可能不會如實上報，這幾乎是個沒人能查得清的事情；二是醫院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更是個很難查得清的事情。那么，到底應返還多少則相當令人頭痛，容易吃力不討好。
醫院當然有足夠的說法：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不但不給醫院什么好處，反而胳膊肘總是向外拐，誰還聽你的？所以，這次提高醫療服務收費雖說是在情理之中，但實則是衛生主管部門迫于醫院的壓力不得不這么做。
但是，問題相繼又出現了。首先，醫療服務漲價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如何規范收費標準？各個醫院不一樣，各個地區不一樣，用什么標準來統一衡量？其次，醫院的服務質量會好起來嗎？應該怎樣監控呢？還有，醫改的各項配套政策為什么遲遲不出臺，是不是相關利益集團正利用政策空隙在尋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