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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剛
不久前，武漢市警方出臺一項規定：嚴禁戴墨鏡、鴨舌帽的可疑人員進入銀行營業廳。雖然在各方指責中“嚴禁進入”被改為“勸止進入”，但即使是“勸止”，仍然遭到很多人的“嘲笑”。
出臺這樣一項規定的原由是，7月30日武漢武昌東亭二路中國農業銀行擁軍路分理處遭一歹徒持槍搶劫。考慮到武漢是交通要沖，四通八達，對犯罪分子的逃竄難以控制，為防止這一事件重演，并便于銀行內部的監控攝像系統能清楚地捕到每一個進出銀行者的面容，警方才推出這么一個讓人尷尬的決定。
但隨之出現的反響，就更讓人尷尬。
先來看看這一規定在邏輯上的尷尬之處。
首先，戴墨鏡、鴨舌帽的就一定是可疑人員嗎？換句話說，那些“可疑的”預謀搶劫銀行的犯罪分子就一定得戴上墨鏡、鴨舌帽才開始行動嗎(港臺警匪片看多了吧)？道理顯然說不通。那么，這一規定的針對性和實際效果就大可有疑問了。
其次，如果為了便于攝像，那么僅限制戴墨鏡、鴨舌帽顯然是不夠的，戴草帽的、戴涼帽的、戴大檐帽的、穿立領大衣的、戴口罩的、盲人、絡腮胡子、留長發的、穿棉襖圍圍脖的……照此類推下去，沒有什么人是便于清楚攝像的，也許以后只有裸體進銀行才能符合要求。只聽說過大街上裸奔會影響交通，還沒聽說過戴墨鏡、鴨舌帽會影響社會安定。
更要命的是，這樣一項尷尬的規定把我們的政府推到了一個更尷尬的位置上。
因為，讓人沉思的是，為什么我們的政府、組織甚至個人在制定政策或做事時總是出于這樣一種慣性思維：總是首先要求別人要怎么怎么做，而從來沒有首先考慮自己應該如何如何做。這樣長期禁錮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在加入世界組織近一年的時間里還在大行其道。看來媒體說世貿規則對我們的沖擊還沒有預言那么強烈。正如限制戴墨鏡、鴨舌帽進入銀行一樣，為什么我們不能更多地在自身防范上作文章：調整警力、增加攝像點、改變攝像位置等等，可以做的工作很多，但我們偏偏首先選擇的是要求我們的客戶——如果銀行算是服務業的話，這豈不是違背了那條最基本的商業法則：永遠沒有顧客的錯，只有服務者的不足。當然，做出這樣決定的不是銀行而是政府。但正因為是政府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才更讓人感到失望。
因為，我們考察一個政府是否高效和得當時，應當發現的不是政府在向誰發號施令，而是它們應該向誰發號施令。我們是否想過，我們應該把目光投向那些狹隘的屏障的和拙劣的制裁之外，去尋求調解人類生活和社會生存應當遵循的原則。
斯多噶學派有著開明而崇高的生命觀，他們檢驗良好統治的辦法，是看它是否符合可追溯至一個更高立法者的原則。
在上帝面前，無希臘人與野蠻人之分，無富人與窮人之分，奴仆和他的主子一樣善良，因為一切人皆生而自由。但在一些銀行門口，你的生而自由就大大打了折扣，因為你不許戴墨鏡，不許戴鴨舌帽，不許表現得“可疑”。
還有就是可憐了那些墨鏡和鴨舌帽的銷售商，不知他們的生意是否因此而受到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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