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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因為妻子在輸血時意外地感染了艾滋病毒，而遭到滅門之災。如今，最先感染到病毒的妻子已經病發身亡，年僅3歲的女兒已開始出現艾滋病的初期癥狀，丈夫也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攜帶者，成為江蘇省第一個因輸血而導致全家感染艾滋病的家庭。
2000年10月，妻子以全家三口的名義將為自己輸血的醫院告上法庭。2001年5月17日，國內首例因輸血引起的合家同染艾滋病索賠案，在江蘇蘇州地區吳縣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最先感染病毒的妻子已身亡，丈夫和3歲女兒開始出現艾滋病初期癥狀
17日上午，記者在蘇州吳縣市人民法院見到了剛剛失去妻子的王勇(因疾病屬隱私權范疇，故隱去了他們的真名)，很難把眼前這位胖胖的30歲男子與艾滋病人聯系在一起，直到他撩起褲腿露出腿上那一個個刺眼的紅色瘡斑。“艾滋病使我免疫功能衰退，體力遠不如從前，老婆、理發店、積蓄全完了，還有孩子，孩子怎么辦？”眼里含淚的他一臉無助。
1998年1月16日，已有八九個月身孕的陳梅因患妊娠合并重度貧血住進了吳縣市第一人民醫院。第二天醫院為她輸了A型全血400毫升；1月19日讓其出院。隨后，陳梅回到湖北老家，于1月27日住進湖北南漳縣第二人民醫院待產。但分娩時出現大出血等癥狀，醫院先后為她4次輸血達1200毫升，并注射過一支50毫升的人體白蛋白。
孩子生下長到兩歲，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王勇和陳梅通過自己努力在吳縣市做起了生意，還買了房子。但到了去年年初，原本身體狀況一直不錯的陳梅總是咳嗽，有時還伴有發燒。他們以為是一般的感冒，也沒太在意。但陳梅的“感冒”總是不好，人也開始消瘦，舌苔泛白。當他們被推薦到傳染病醫院時，醫生提出要進行HIV(艾滋病)抗體的檢測。
王勇對去年6月份那天下午的事一直記憶猶新。當時有四五個穿便裝的人來敲門，不知為什么，王勇開門時感到一陣發燒發抖，有一種很不好的感覺。來人是防疫站的，來通知他陳梅已被省艾滋病檢測中心確診患了艾滋病，并通知王勇和女兒都要接受HIV的檢測。
7月，第二、第三份報告也出來了，全部是“陽性”。一家三口無一幸免。那段時間陳梅的情況很不好，全身免疫功能正在漸漸地喪失。躺在病床上，她有時會淚流滿面地對身邊的人說：“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會得這種病。”
“一定是在醫院輸了不干凈的血！”2000年9月，在走訪了數家律師事務所后，陳梅還是在去年10月份以全家三口的名義將為自己輸血的醫院告上法庭。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但今年年初，陳梅沒能等到開庭就走了。
-索賠1300萬，被告牽涉到5家醫療機構
經過法律咨詢，王勇將輸血單位吳縣市第一人民醫院、南漳縣第二人民醫院分別列為第一、二被告，并走訪了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上海市艾滋病防治中心，得到的咨詢意見為：HIV陽性患者的治療費用每人每年在10萬元人民幣以上。他們以此為據，并根據目前國人的期望壽命70歲計算，合計兩原告今后的治療費用需1070萬元。統計死者的醫療費、護理費、營養費、誤工費、喪葬費，以及兩原告今后的生活費及為此遭受的精神傷害補償，提出了總體賠償金額1300萬元。
審案法院為查清事實，又追加了3個被告：給被告醫院供血的蘇州紅十字中心血站、江蘇省靖江市中心血站，以及提供過血液制品人體白蛋白的湖北省襄樊市同和大藥房有限公司。開庭時，5被告均派員到庭。一時被告席上人滿為患。
原被告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感染艾滋病毒，與五被告的輸血、出售及注射人體白蛋白的行為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上。經過法庭答辯，吳縣市第一人民醫院、蘇州市中心血站、靖江市中心血站提出證據說明自己依法按國家制定的操作規范進行采、供、輸血活動，并對輸血病人的供血者又進行了相關的血液檢驗，發現指標正常，因此對本案不承擔責任。而被告襄樊同和大藥房在庭上既未能提供經營血液制品的許可證，也不能說清人體白蛋白的合法進貨渠道。但他們認為沒有證據表明自己提供的人體白蛋白就是用在了本案死者身上。法院采用了專家的意見，因為至今尚未聞因注射人體白蛋白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病例。
于是爭議的焦點轉向確有實據，為陳梅輸血的南漳二院。
-如果捋起袖子獻血的人攜帶肝炎、梅毒甚至艾滋病等病毒，輸血救人的同時也在害人
首先，該院并沒有衛生行政部門頒發的采血許可證，屬于無證采血。根據1993年衛生部發布實施的《采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辦法》及《血站基本標準》規定，開展采供血業務，必須進行登記或注冊，領取相應的許可證。其次，采血時又未對供血者的血液做艾滋病、梅毒等相關檢測，既是對患者的不負責任，也違反了國家有關“血液質量標準檢查中，應進行抗HIV項目檢測”的規定。
有人把這種采供血行為戲稱為“捋袖子法”，即如果有病人住院時需要輸血，馬上就有人捋起袖子來讓你抽，好一點的走一下常規交叉配血的程序，差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檢測！可以想象，如果捋起袖子的人攜帶肝炎、梅毒甚至艾滋病等病毒，那輸血救人的同時也在害人。
根據配血單，給原告方死者供血的3人中，1人死亡、1人失蹤、1人尚在。37歲的唐某為3名供血員之一，于2000年4月死亡，他死前的病歷記載，咳嗽、乏力、盜汗一年余，發熱、尿黃20余天住院，門診診斷為肺結核、藥物性肝炎，入院診斷為金葡萄敗血癥、金葡萄肺炎、感染性休克。在為陳梅輸血后兩年，唐某終因肝炎、肺炎、全身器官衰竭而死。
難道南漳二院不知道這種行為的危險性？該院有關負責人“委屈”地說，如此采血實屬無奈。因為南漳縣屬于貧困縣，而二院距血站相隔100多里路，如遇到病人急需用血，無法保證供血時間，加上山區條件有限，也根本無法按國家標準抽采。
更讓人擔心的是，這種行為并非南漳二院獨有。據了解，由于受客觀經濟條件的限制，再加上某些醫院法制觀念淡薄，上述不規范的采供血行為以前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舉證責任倒置，醫院無法證明自己無過錯
在本案中，舉證責任是由被告承擔的，也稱舉證責任倒置。即由醫療單位舉證證明自身的醫療行為是完全正確的(無過錯責任)，與病人所受傷害無任何因果關系，否則，只要病人受到的傷害客觀存在，而且不是由于病人自身原因造成的，醫療單位就要承擔責任。由于五被告中只有南漳二院無法證明自己的醫療行為完全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具有過錯，因而應承擔民事責任。因此，醫院成了最大“輸家”：不但一次性支付原告精神損害撫慰金、醫療費、死亡賠償金等各項費用近50萬元，而且在今后每年6月30日前須償付原告父女醫療費、生活費等計18萬元，一直到其治療康復時為止。
對于審判結果，原、被告雙方均表示不滿。王勇認為，被告南漳二院無力支付賠償費用，為了能夠使自己和孩子及時得到救治，希望法院追加賠償人和賠償金額。而被告代理人南漳二院院長則表示，醫院十分困難，職工已有幾個月沒發工資，根本無款可供執行。為了保證王勇及時得到醫治，醫院前期已經將7間兩層磚混結構房屋鑒定作價變賣，將5萬元執行款電匯給吳中區法院，但如此巨額的賠償醫院根本就無力承擔。據了解，目前此案已經進入上訴階段。
-可憐女兒只能活到5歲，摔倒了都沒人敢扶她
庭審結束，王勇臉色蒼白地出現在法庭的大門口，他對記者說：“我實在太累了，即使官司贏了，我們又能得到什么？我現在等于已經被判了‘死刑’，只不過什么時候發病，什么時候‘執行’而已。自己的命我認了，但可憐的是3歲的女兒還不知艾滋病為何物，更不知自己得了艾滋病。”
現在女兒的生活里只有爸爸、姑姑和奶奶。她的生活圈子只有家里的院子和門外直徑不超過50米的范圍。街上的小朋友都不和她玩，按照常理，3歲的孩子摔倒了別人都要拉上一把，而女兒要是摔倒了卻沒有人把她拉起來。當拿著一毛錢去買糖時，人家連錢都不要，給她兩塊糖趕快把她打發走。而這一切，三歲的孩子卻全然不知，她不知道小朋友為什么不和她一起玩，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總要比別的小孩子穿得多，為什么總會咳嗽、發燒，總要吃那么多難吃的藥。
為了女兒，王勇向有關專家咨詢過，得到的答復是，從以往的病例看，母嬰感染艾滋病的，活過5年的不多。為此，王勇現在總是有意疏遠女兒，因為他實在怕對女兒的感情太深，會受不了眼看著她死亡的打擊。3歲的孩子很敏感，能感覺到父親對自己的冷淡，總是不解地問：“爸爸為什么不理我呢？”孩子好像也知道自己沒有將來，從沒聽她說過自己長大后要干什么。
-在中國艾滋病靠血液流動
2000年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頒發的“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的高耀潔曾經一度很擔心會有人阻止出版自己的新書《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因為她在書中提到了自己的發現:駐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項城、沈丘和許昌的鄢陵等縣的很多病例證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過好幾年也沒有發現感染病毒。她提出這一“值得關注的問題”的用意，一是提醒醫學界對中國人體質與HIV性行為感染的親和力進行研究，更關鍵的是佐證自己的一個重要觀點:在中國，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傳播途徑，絕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問題的受害者。——引自《三聯生活周刊》
-誰該為病毒血漿負責
2000年12月，新疆石河子市法院對一起輸血感染賠償案作出一審判決，判令被告石河子市某醫院和新疆兵團農八師某團醫院共同賠償原告李玲、李燕(均系化名)醫療費等損失4萬余元人民幣。
2001年4月，河南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太康縣高朗鄉高北村幼童張成帥因輸血感染艾滋病一案作出一審判決：太康縣公療醫院、謝振運、曹繼功等三被告賠償原告張成帥醫療費、今后治療費、精神撫慰金等共計51萬多元。
2000年12月，河南開封市郊區法院對長垣縣滿村鄉西梨園村嬰兒小明因輸血感染艾滋病作出一審判決，責令醫院賠償11萬余元。
2001年5月，恩施中級法院對艷麗(化名)及一家三口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案作出判決，由巴東縣人民醫院一次性賠償治療費、精神損失費，以及每年支付治療費、檢查費、護理費等共計47萬元。
2001年8月，廣東東莞的阿紅產后輸血，后經檢查艾滋病抗體呈陽性，7個月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2001年湖北宜城市小河鎮的楊某因懷疑自己3年前因病住院輸血，患了艾滋病，將醫院告上法庭。
一起起已經審理和尚未審理的輸血感染案件中，輸血的醫院成為了直接當事人被列在了擔負賠償責任的第一位。在蘇州的案子里，醫院也因為無法舉證自己的行為合法而成為最大的輸家，但誰是真正的兇手，究竟是一個還是幾個，醫院究竟有沒有成為案件中的替罪羊，法律卻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誰還應該為這些病毒血漿負責，源頭是患艾滋病的獻血或賣血者，是喪盡天良的私人血站，是缺乏血液篩檢系統的小醫院，是輸血時行為不合規范的醫院？答案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承擔所有風險的人只有一個，就是輸血者。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和動力，輸血技術應用以來，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但它同時也是傳播感染性疾病的一個重要途徑。
-文／慶昌 祖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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