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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張勉
位于北京東單繁華地段的王府飯店，就是在五星級飯店林立的北京城里也是赫赫有名的。王府飯店的名氣在于這里的一樓和二樓集中了在北京能看到的最頂級的時裝品牌。
7月20日上午，記者來到王府飯店，已經是將近上午11點了，可這些裝飾豪華的名牌店
大多還沒有開門，只能看到穿著范思哲、阿瑪尼、夏奈爾的模特兒氣度不凡地站在櫥窗里。這些幾千元一件的短袖T恤、近萬元一雙的鞋是賣給哪些人的呢？
花錢買快樂
幾年前曾有一條新聞轟動一時：意大利一家高級皮包品牌在中國做了個調查，想知道在中國購買這個牌子皮包的是什么樣的消費群體。調查結果很讓他們尷尬，這個在歐洲以高貴典雅著稱的品牌，在中國的購買者卻多是夜總會里的女性。在深圳，剛開始出售標價為6000元的內衣時，深圳人的一致反應是：這不是良家婦女穿的。
不過這種畸形的狀況現在已經改變了。中國正在興起一個以消費為快樂的年輕的群體。
28歲的陳敏在北京一家外企做主管，他告訴記者，他每個月5000多塊錢的工資中，購置高檔時裝占去了一大半。千元左右的T恤，他買起來是毫不心疼的。陳敏說：“我喜歡高檔服裝，這種衣服穿起來讓我覺得很舒服。”為了維持這樣的消費，他辦了消費貸款。據陳敏說，在他周圍和他有著相似消費觀的年輕人不算少，他們非萬寶路的香煙不抽，香水一定要用CD、CK、KENZO、CHANEL5號。也許算不上富人，但他們熱愛消費，花錢對于他們來說，帶來的是“快樂的感覺”。
社會學家給這個新興的消費群體起名為“新貧族”
———相比起他們的消費方式來說，他們兜里的錢確實顯得少了。可是在大多數中國人還只是把消費當作維持生存的一種手段時，他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同類商品之間的細微差別到底意味著什么了。
社會學家歸納“新貧族”的消費觀大約有以下幾大要素：概念、時尚、格調、品牌和個性。在北京貴友商場的眼鏡專柜，售貨員指著兩款式樣新穎、價值1150元的寶姿太陽鏡對記者說：“這兩款太陽鏡是今年的新款，都賣得挺好，買的大都是年輕人，他們就是要這個樣子。”
年輕的“新貧族”是“精致文化”的擁護者。他們幸運地生活在一個物質日趨豐富的時代，或者可以反過來說，也正是現在這個物質豐富的時代孕育出了這個年輕的高消費群體。
高檔商品是身份的象征
如果說“新貧族”在追逐高檔消費中還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話，那么，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而誕生的富人群體，無疑是這些世界頂級品牌在中國真正的消費者。
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寶馬北京綜合服務中心氣派的展示大廳里，寶馬品牌下的系列生活用品與寶馬車一同詮釋出了完整的寶馬世界：華貴同時也是親近的。據工作人員講，寶馬的一系列產品均價值不菲，一只表上萬元，一支筆上千元，一輛兒童自行車就要一兩千，但并不乏購買者。
董先生是個深圳商人，因為業務發展，他來到北京。他說，在深圳他開的就是寶馬，來到北京還開寶馬。董先生選擇寶馬的理由很簡單：“坐奔馳、開寶馬，這是身份的象征，別人一看就能相信你是個成功的企業家。”出于同樣的道理，他為妻子買被認為是貴婦象征的卡地亞首飾。
經董先生妻子介紹，記者見到了經營一家廣告公司的羅女士。羅女士對記者說：“不知我算不算是你們說的那種高消費者，以前化妝品我用500多塊錢的雅詩蘭黛，自己就覺得很高檔了，現在看來根本不算什么，很多年輕的白領小姐都用。我買衣服喜歡去北京的王府飯店和上海的美美百貨、巴黎春天，也算是不錯。不過我工作中接觸到一些人，尤其是演藝圈的人，他們經常到香港或者干脆到國外買衣服。其實這也是沒辦法———人有了錢，就希望被別人承認，怎么得到承認呢？也只能是通過自己穿的、用的這些東西了。”
高收入引發的高消費
華貴的高檔商品只會讓人產生愛慕的心情，而對這些商品的消費者，普通老百姓投去的眼光卻是復雜的，有仰視的羨慕的眼光，有敵視的仇富的眼光，也有平靜的淡然的眼光。老百姓把這類人通稱為“渾身上下都是名牌”的人。這些不言不語的商品已經成了這一群體的“代言人”。
高消費必然是和高收入相聯系的。近年來，隨著貧富差距成為一個被廣泛討論的社會熱點話題，圍繞高收入者進行的種種了解和調查也開始逐漸密集。而其中，高收入引發的高消費、高消費對國內市場能否起拉動作用，也正是經濟學家們反復討論的議題。《環球時報》(2001年07月24日第二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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