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八屆亞歐峰會，演變為中歐之間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交鋒的戰場

　　《財經》特派記者 李航\發自布魯塞爾

　　過去的七屆亞歐峰會(ASEM)，大多在參會各方的外交辭令與美好祝愿當中平靜度過，而10月4日－7日在歐盟心臟——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的第八屆峰會，卻演變為中歐之間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交鋒的戰場。

　　施壓人民幣

　　本次峰會給見證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場景，也許是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埃格蒙宮歐洲廳出席中歐工商峰會時，撇開手中的講稿，面對數百名中歐企業界代表的激情發言。

　　溫家寶說：“最近歐元匯率波動很大，但不是人民幣帶來的，而是美元造成的，怎么能把這個賬算到中國頭上？貿易不平衡是全球化條件下的結構性問題，不要把它政治化。”他呼吁歐洲各國領導人和工商界不要加入對華施壓的行列，客觀公正地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

　　最終，這是一場誰也沒有說服對方的爭論，歐盟官員仍堅持他們的立場。歐盟委員會貿易總司負責對華貿易政策的官員菲利普·德拉特(Filip Deraedt)10月5日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強調：“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自從中國人民銀行今年6月19日宣布實施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以來，人民幣對歐元并沒有升值，反而從8.2元人民幣兌換1歐元，貶值到了9.2元人民幣兌換1歐元……”

　　這樣的數字變化，似乎可以成為歐盟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一個不錯的理由。倘若再考慮到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情況下，美國依然以升值低于預期的借口，對中國施壓，兩相對比，目前為止復蘇乏力的歐洲，沒有理由不尋找一個合適的機會，把人民幣匯率問題大大方方地擺到桌面上來談。

　　“人民幣匯率繼續改革，我們可以給中國更多在IMF中的份額。”歐盟甚至在峰會前夕開出吸引人的條件，力促中國改變匯率政策。

　　在去年9月的匹茲堡峰會上，與會各國同意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份額至少提高5%。然而，目前美國在IMF中的份額為19%，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份額接近24%，由于IMF重大事務的決策實行一票否決制，因此中國等國份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的態度。以匯率讓步換取IMF份額未必可行，何況IMF份額改革已有國際共識，且是對金融危機爆發后各新興市場國家實力增強的反映，也不須與人民幣匯率問題掛鉤。

　　本次峰會舉行的前一天，溫家寶修改原定計劃，從布魯塞爾專程飛往德國，與德國總理默克爾短暫會晤，并發表聯合新聞公報。基于中德之間的經濟利益，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德國，會否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發出與歐盟不一致的聲音？

　　德國是歐洲目前經濟復蘇得最好的國家之一，這主要得益于其出口業的良好表現，而中國則對德國的強勁出口立下大功。截至2010年上半年，德國對中國出口額達到250億歐元，占歐盟對華出口總額的47%，在歐盟各國中位居第一。

　　然而，默克爾在參加亞歐峰會時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含蓄地表示，“匯率應該是現實的”，這暗示著在這個問題上，德國沒有偏離歐盟的基本陣線。耶魯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陳志武對《財經》記者分析認為，德國主要向中國出口機械等產品，因而不需要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但是，鑒于德國在歐盟中的主角地位，為了支持其他歐盟成員國的經濟復蘇，德國不得不發出聲音，對中國施壓。

　　匯率之辯

　　目前為止，美國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的嗓門最高，但同樣深受巨額貿易赤字困擾的歐洲，也希望通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繼續改革，實現中歐貿易平衡。

　　陷入困境的歐元區國家認為，中國在過去兩年全球經濟艱難時期通過保持人民幣低匯率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例如巴西的雷亞爾)大幅升值，美元對歐元始終疲軟，因此認為歐元區是吃了中國貿易政策的虧。

　　但也有人懷疑人民幣升值能否真正解決歐美的經濟問題。菲利普·德拉特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也承認，“即使人民幣升值，中歐貿易也很難實現平衡。”他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歐洲對華出口在市場準入方面受到限制。另外，中國未來將向服務導向型經濟轉型，國內消費將扮演更大的拉動國內經濟的作用，這對歐洲來說則意味著，實現其減少債務與赤字目標的道路將更加漫長。

　　剛剛參加完中歐工商峰會的比利時中國商會主席伯納德·德維特(Bernard Dewit)對《財經》記者說，歐洲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存在著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歐洲的儲蓄率低等，而不能將其原因簡單化。他認為，歐洲極力推動人民幣升值，也不能僅僅歸因于對貿易逆差的不滿。一些學者強調，弱勢歐元將促進對華出口，至少有助于化解某些歐盟國家對于主權債務危機的焦慮。

　　針對歐洲政要與企業界人士的呼吁，溫家寶指出，人民幣過快升值將給世界帶來災難。而德維特對《財經》記者強調，在歐洲各國官員看來，歐洲并不是要求人民幣快速升值。“正如歐洲經濟事務專員奧利·雷恩所強調的，人民幣升值將使得歐洲經濟更強大，因為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人民幣升值也提高中國人的購買力，符合中國利益，中國長期以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將主要依賴國內需求和消費的強化。”

　　急需的結構改革

　　也有許多歐洲人逐漸明白，人民幣匯率問題不過是歐洲經濟復蘇乏力、中歐貿易失衡的表象之一，而深層原因則是歐洲的結構性問題。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也解決不了歐洲的結構性問題，無法徹底改變歐洲貿易逆差的現狀。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鄧肯·弗里曼(Ducan Freeman)教授對《財經》記者說，歐洲最大的結構性問題是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德國與南歐之間的差距很大。他認為德國必須把重點放在促進國內消費而不是提高出口的競爭力上，而南歐各經濟體必須減少債務和赤字，增加經濟競爭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德國駐布魯塞爾資深記者告訴《財經》記者，在他看來，歐洲的結構性問題是大多數成員國的人口老齡化，一些國家缺乏競爭力，例如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養老金制度和勞動力市場缺乏改革，大多成員國的公共債務正在上升。這些問題都不可能依靠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得到解決，而是需要對經濟結構進行長期性的改造與重組。

　　除此之外，德維特對《財經》記者說，目前，歐洲銀行仍然嚴重依賴歐洲央行融資及政府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易受到主權債務的影響。鑒于這些都是跨國層面的問題，歐盟應該起到關鍵作用，指導協調必需的改革。

　　他引用IMF的觀點認為，根據“歐洲穩定機制”所提供的援助應優先考慮那些數量有限、具有跨國界影響的戰略目標。例如，大多數地中海沿岸的經濟體需要解決勞動力市場分裂、工資不夠靈活、技能不匹配等問題，促進教育制度改善，以及資本深化與創新，另外還應推進破產程序的改革，以幫助企業增加營業額和就業崗位。

　　他認為，對于歐洲所有經濟體而言，在單一市場計劃下，產品和服務市場的進一步自由化，將加強勞動力市場改革的就業效果。

　　“歐洲最根本的結構問題是缺乏創新、創業的動力，缺乏美國經濟的活力。”陳志武對《財經》記者解讀了他的看法。他認為，歐盟國家的福利優越性遠遠超出美國，負面效應則是導致在希臘等南歐國家，民眾缺乏奮斗創新的動力。因此，一旦在新一輪全球化的帶動下，全球制造業向中國等國轉移之后，這些國家找不到新的創造就業的源泉，從而導致結構性問題越來越多，并使政府負債不斷，加劇主權債務危機風險。

　　“這些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消費萎縮，必然使這些國家的就業形勢變得越來越糟。在這種情況下，轉移國內問題注意力的辦法之一就是把矛頭指向別國，比如人民幣匯率。而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從改革高福利的制度開始。”陳志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