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不僅是一種經濟手腕，而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發展進程。它是深深植根于歐洲社會的一種信念的自然結果。單一貨幣的誕生其實就是歐洲精神的結晶。”

　　——蘭貝爾托·迪尼

　　時光倒轉回到7年前，西班牙政府公務員拉索仍然記得，2002年3月1日那天，歐元在一夜之間替代了已經有134年歷史的比塞塔，成為西班牙境內唯一流通的貨幣。

　　就在比塞塔的最后一天，拉索陪著母親去銀行兌換歐元。“母親捏著一張100元面值的比塞塔說，用了一輩子，用習慣了，真舍不得跟它說再見。”拉索對《商務周刊》回憶說。

　　從歐洲各國那些風格迥異又都歷史悠久的貨幣“轉換”到統一的歐元，可謂和平年代一次規模空前的浩大工程。根據1992年各國簽署并開始執行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及馬德里歐洲理事會1995年的決議，自1999年1月1日開始，歐盟各成員國在不要求使用現金的業務中使用歐元。2002年1月1日起，歐元的紙幣和硬幣開始在歐洲貨幣聯盟境內全面流通。

　　為了這一天，歐洲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像拉索母親這樣的老人可以免費獲得一種類似“轉換器”的小機器，隨時隨地把商品的歐元標價換算成她習以為常的比索塔。當時的匯率是1歐元相等于166.386比塞塔。要判斷一盤8.9歐元的魚香肉絲是不是太貴，確實不是一件靠心算能完成的任務。

　　但讓人驚訝的是，歐洲人認可歐元的速度比預期的要快。歐盟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2002年1月的第一個星期之后，歐元支付已經成為現金支付的主要部分，在新貨幣引進一個月后，95%以上的現金運作都是用歐元進行的。西班牙的官方資料也表明，盡管比塞塔最終停止流通的時限是2002年2月28日午夜12點，但2002年1月7日以前，70%西班牙人就都用歐元來購物，1月底，這一比例達到了95%。

　　10年后的今天，歐洲一體化進程最具憂患意識的觀察家都承認，歐元這一偉大的發明完成了設計者最初賦予它的使命：它帶動了歐盟內部生產要素的流動，為真正意義上的歐洲經濟一體化提供了金融支持；其次，歐元對各成員國內部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貿易的增長產生了催化劑的作用；第三，歐盟內部國家間的貿易從外貿變成了內貿，統一的貨幣結算單位從根本上解決了因匯率變化而產生的經濟損失；第四，歐元對歐盟內部消費的刺激作用也不可小看，統一的貨幣不僅為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也讓普通老百姓享受到了實惠。此外，通過歐元，歐洲中央銀行行使原有各國央行的監督協調職責，從宏觀上提高了各國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然而，正如德國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所說：“開始的本質，蘊含著某種新事物的開啟，這新事物無法經由之前的情況加以預料。在一切開始之中，都蘊含著這種出人意料的因素。”10年之后，“新事物”歐元在獲得成功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出人意料”的嚴峻挑戰。

　　“在歐元取代比塞塔之后，從啤酒到公寓，所有的東西都漲價了。”拉索回憶起那段日子，認為漲價是歐元帶給自己生活的一個消極影響。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原來一杯咖啡只要100比塞塔，如今則變成了1歐元，而根據實際的比索塔對歐元166：1的匯率比價，咖啡的價格幾乎翻了一倍。

　　盡管在過去10年里，歐元區的平均通貨膨脹率一直保持在歐洲央行事先確定的物價穩定性標準——2%上下，扣除能源和食物價格因素之后，歐元區的平均通脹率實際上僅為1.8%。可以說，歐洲央行一直成功地穩定著通脹預期。然而，歐元區的老百姓們仍然堅持認為是歐元導致了物價高漲。來自瑞典的瑪麗婭說：“幾乎所有加入歐元的國家都經歷了飛速的物價上漲，如果瑞典使用了歐元，將會極大地破壞我的生活。”已經在卡爾瑪大學工作了逾30年的瑪麗婭是個不折不扣的“歐元反對者”，她曾經在公民投票時對瑞典加入歐元區投了反對票。

　　與此同時，單一的貨幣政策也成為歐元的“軟肋”。一刀切的貨幣政策與各成員國分散的財政資源和獨立的財政政策之間形成了較大的摩擦。從歐盟的角度來說，由于歐洲層面并沒有類似“財政部”的機構，所有的稅收都還握在各國財政當局手里，因此，有效的救市計劃就只能是在國家層面，而非歐洲層面上，難以在歐洲層面產生金融穩定的效果；而從成員國的角度看，失去了貨幣政策制定權，就意味著各國政府失去了對本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當成員國處于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時，歐洲央行很難兼顧各國不同的貨幣政策要求。如今全球規模的金融危機，更讓這個年滿10歲的新生兒站在了一個空前嚴峻的挑戰面前。

　　有成功，也有失敗，十年的時間對于評判一個新生的貨幣是否成功還有些倉促。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歐元的誕生可以說是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后最重大的貨幣革命。對于近4億歐洲公民來說，這是實現歐洲統一進程的重要一步。50多年前，正是本著這樣的夢想，歐洲六國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超越彼此之間的分歧與恩怨，簽訂了印證“歐盟”誕生的《羅馬條約》。一個統一的貨幣聯盟無疑令歐洲人離夢想更近了。

　　“總有一天，到那時所有的歐洲國家，無須丟掉你們各自的特點和閃光的個性，都將緊緊地融合在一個高一級的整體里；到那時，你們將構筑歐洲的友愛關系。”

　　——維克多·雨果

　　到如今，很多人，甚至歐洲人自己本身，仍然覺得歐洲經濟共同體及其后繼者歐盟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共同市場”——能夠使得成員國在一個較大的統一貿易市場中獲益的組織。

　　在拉索看來，西班牙加入歐盟的一個積極意義就在于西班牙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很大程度上的“經濟復興”。“那幾年，很多地方的基礎設施進行了重建，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西班牙人的收入迅速達到了歐盟的平均水平。”拉索認為，在經濟方面，西班牙選擇融入歐洲，無疑是邁出了正確的一步。

　　西班牙在1986年開始進入被稱為“經濟奇跡”的迅速增長時期，這無疑與加入歐共體有著極大關系。1990年代中期以來，西班牙的GDP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3%左右。近8年來，歐盟新增的450多萬個就業機會中，有1/3落在西班牙。

　　就在當下，經濟因素仍然是吸引非歐元區國家加入歐元區以及非歐盟國家加入歐盟的最大吸引力。當歐元為那些競爭力較弱的成員國提供外匯保護傘，幫助它們避免了像冰島、匈牙利等國因匯率波動而遭遇的打擊之時，瑞典、丹麥及東歐眾國對于歐元的興趣明顯大增。

　　然而，難道歐盟僅僅滿足于從一個共同市場走向一個單一貨幣聯盟的簡單跨越嗎？那些偉大的設計師們從一開始就有著遠比這更宏偉的夢想。

　　“歐盟之父”讓·莫內很早就宣布：“我們正在創造的并非國家間的聯合，而是人民間的聯盟。”在曾經擔任過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羅曼諾·普羅迪顧問的美國學者杰里米·里夫金看來，包括莫內、羅伯特·舒曼(煤鋼聯營的倡導者)、當時的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和后來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經濟貨幣聯盟的創建者)，都有著超越凡人的卓越遠見。杰里米·里夫金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認為，這些歐盟的設計師們采用了迂回的戰術，即“采用技術和經濟手段，漸進式地把成員國逐步帶進彌合無縫、彼此依賴的商業關系網絡”。

　　“經濟整合度的每一步進展都將輕微、有時甚至難以察覺地侵蝕它們的國家主權。”他說。

　　設計師們希望這種零敲碎打戰術能夠實現這樣的結果：“某天各國政府一覺醒來，將會發現自己深陷在一張‘國際活動和作用力的廣闊網絡’里，并發現自己幾乎無法從中逃離。”當拉索表示經濟增長和一個強勢的歐元給他帶來了某種程度上“作為歐盟一分子的自豪感”時，這些“歐盟之父”們的臉上必定掠過了一絲狡黠的笑容。

　　“難以察覺地侵蝕他們的國家主權”可能還為時尚早，畢竟歐盟目前生存的每一關鍵時刻，我們都能看到它在小心翼翼地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既維護民族國家的主權，又提高共同體的權力。從單一貨幣引入的10年間，它在促進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鼓勵了經濟與社會政策一體化的深入，隨之，歐盟機構框架的建設也獲得了進一步的加強。這其中的邏輯在于：歐洲貨幣具備單一性的特點，即它是由一個獨立的非國家機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發行和管理，它勢必要求對歐洲政策進行一個全面的考慮，并對機構進行結構調整，以使得聯盟的建設能夠越來越統一一致，使內部的和國際社會都能信任歐元，看好歐元。

　　1992年《馬約》在單一貨幣、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泛歐公民身份三個方面為歐盟奠定基礎之后，即使旨在建立一個更為統一的政治機構的《歐盟憲法條約》再次擱淺，歐盟自身仍然在朝著政治一體化的方向行進。所有的努力都在表明，它在緩慢而不可逆轉地向著聯盟早期設計師讓·莫內所提出的前景跋涉。這一過程注定是漸進和曲折的。痛斥“歐盟”一無是處的瑞典人瑪麗亞，面對歐盟的進一步一體化，認為“無疑是場災難”；就連滿心歡喜接受歐盟和歐元的西班牙人拉索也持保留態度。“我更愿意被稱為西班牙人，而不是歐洲人。”拉索堅決地說。讓來自不同歷史、文化以及經濟背景的歐盟居民接受一個更具體的泛歐公民身份，仍然需要很長的時間。

　　難道真如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所說，“在歐洲人的身上，他們缺少這種所謂的‘歐洲夢想’，他們的利益和情感的共同體制只有可能在物質上把他們糾集起來？”

　　“在一個厭倦了宏大烏托邦幻想、安于個人敘事的世界里，新的歐洲夢勇敢地穿鑿了二者新的綜合：它將把對多元視角、多元文化主義的后現代敏感性與新的普世前景結合在一起。新的歐洲夢將把我們帶入全球時代。”

　　——杰里米·里夫金

　　任何看過1月20日美國第44任總統奧巴馬就職儀式的人都會為之動容：一個看上去虛無縹緲的“美國夢”造就了無數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美國人共同的忠誠和信仰。那么，同樣是多元社會的歐洲在未來會擁有一個令所有歐洲人驕傲的“歐洲夢”嗎？

　　紐帶至少是有的。在拉索看來，西班牙加入歐盟是在“回歸”這個大家庭，“由于經濟增長等各方面的因素，西班牙一度脫離了歐洲，而加入歐盟，是西班牙的再次‘融入’和‘回歸’”。拉索這樣認為。自稱為“反歐盟分子”的瑪麗亞也不可否認，“我一直覺得，與歐洲其他國家、尤其是南歐，有著可以分享的共同部分，因此，我感到離他們很‘近’”。

　　我們這些外國人的觀感更是如此。雖然每個歐洲國家有著獨特的文化底蘊和生活方式，但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似乎總有著一套共同的面孔。當英國貿易大臣彼得·曼德爾森也承認歐洲正在“向整個世界輸出規則和標準”，那么這個規則和標準究竟是什么？

　　在狹義上，正如很多政治學者所闡釋的，歐盟不是一個國家，但卻是一個國際行為體——使用同一種貨幣，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用同一個聲音說話”，甚至擁有歐盟層面的軍事工具，這一模式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作為一個獨立的歐洲“模式”，歐盟形成背后的力量將把仍在建構和完善中的歐盟帶向何處，將如何影響整個人類社會的未來？這或許是狹義上認識一個完整的歐洲可以采取的角度。

　　然而，面對一個“日益多樣化和互相依靠”的世界，杰里米·里夫金從《歐洲憲法條約》的勾勒中讀出了一個更具普適意義的歐洲價值觀，即“尊重人類的多樣性，增進包容度，擁護人權和自然的權利，提高生活質量，追求可持續發展，為解放人類精神，建立永久的和平以及培養全球意識”。

　　而這種價值觀，在里夫金看來，是一個相對美國夢的“歐洲夢”起飛的基礎。

　　事實是，美國在過去近半個世紀一直所宣揚的“不受限制的追求財富”以及“個人財富多少是界定成功的主要標準”這樣的價值觀，在華爾街煙消云散的金融泡沫和頻頻出現的丑聞中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一個強調“生活質量、可持續性以及安定和和諧”的歐洲夢，似乎更符合這個由互聯網、移動通訊、生物技術等構建起來的新的21世紀。

　　里夫金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還指出了一個更為有趣的話題：同樣強調和諧社會的中國，事實上與“歐洲夢”有著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可以看出，中國在過去20余年的進程，是對西方經驗的綜合性創作，既借鑒了美國式的競爭，又試圖借鑒歐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國夢的一部分和歐洲夢的一部分綜合在一起。”里夫金斷言，“正在出現的‘歐洲夢’和‘中國夢’無疑會對整個人類的未來產生深刻的影響。”

　　是已經主導歷史很多年并試圖重煥年輕的“美國夢”，還是正在“文化啟蒙”的“歐洲夢”和“中國夢”，亦或是其中二者的融合，終將成為這個新全球化時代人們共同追求的主題？一個擁有共同的市場、單一的貨幣甚至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的歐盟，將給我們找到問題答案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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