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越南金融風波正在被“好事者”放大為一場“輪回版”亞洲金融危機。6月12日，在本周三印度央行15個月來首次調高利率后，印度股市下跌2.5%。通貨膨脹、盧比加速貶值，股市暴跌，開始有了“印度經濟將步越南后塵”的觀點。

　　 事實上，越南是否就是亞洲金融危機“導火索”的角色？相反的是，越南為新興市場國家央行“嗜好”寬松貨幣政策提供了鏡鑒，越南的嚴重通脹被虛假地陳述為累計400億美元外資流入所產生的（即通脹是“外生”的），這并非是事實。

　　 真實的故事是越南并沒有對本國的強烈信貸沖動實施控制，沒有遵守一種合理的貨幣紀律。這有點類似于1992年的中國信貸過熱，以越南本國銀行信貸的增長率來看，2006年增長率為29%，而2007年則上跳到54%。以M2的增長率來看，2006年的增長為34%，2007年則達到54%，基本上奠定了通脹的走勢。

　　 另外，一些人士譴責越南實施了“華盛頓共識”，陷入了自由化的陷阱，這種譴責不切實際。擴展經濟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而越南的問題在于，它沒有處理好貨幣紀律、經濟自由和政府合理規制之間的關系。

　　 我們需要還原一些歷史情境，來體會越南選擇現在的“路徑”的緣由。從某種意義上說，越南一直是個“學習型國家”，前蘇聯和中國都曾經是其導師。1986年后，越南開始“革新開放”，基本上效仿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改革初期也引入“雙軌制”來刺激農業和工業生產（這是一項過渡政策），隨后，越南像中國一樣，以無比的熱情來歡迎外資。

　　 越南一直試圖超越中國“導師”。這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中國吸引國際產業資本的綜合能力一直遠在越南之上，這使得人口密度較大的越南在制造業方面并未得力。越南人曾經表示，“盡管越南人工便宜，但很難用中國的方式來和中國競爭�！�

　　 越共的早期領袖胡志明自稱自己是個浪漫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林肯的信徒。但近年來，越南在國家戰略上尋找另外一個導師，當然，同時保留中國的“導師”地位。而這個另外的導師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提供越南的經驗是：擴展外資進入的自由度、用反腐保證權力的合理性、縱容勞工權利以及淡馬錫式的國資控制模式。而越南基本上吸納了這些方式。對外資進入一再降低門檻、總理阮晉勇負責反腐、越南此起彼伏的勞工罷工運動讓越南制造業的外來主體投資者——臺商感到頭疼，也使得在越南最能產生技能積累和人員就業的制造業并沒有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鋒芒。坦率地說，如果越南真想在全世界吸引產業資本的青睞，勞工權利就必須要有所限制，盡管這是殘酷的歷史邏輯，但卻是通行而有效的方法論。

　　 很顯然，新加坡成功的條件并非適合越南，結果有時恰恰出現了反作用，例如越南的“農轉工”進程并未加速（越南也是農業國，需要農業資源工業化）。越南也不具備為外資提供高級金融服務的可能，越南股市大多是外國人來主局；反腐雖然部分推動了政治文明，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經濟政策的不穩定。

　　 現時，越南需要重新梳理自己的政策方向和方式。經濟自由化的方向是正確的，越南需要創造條件讓外資更愿意進入制造業領域，提高越南的整體人力資本，而不是像現在這樣，80%以上的外資對制造業都不感興趣，只對地皮感興趣。熱錢的流出會對越南造成一些傷害，但過度害怕外國資本、強調民族經濟的安全和封閉化管理造成的危害更大。越南的通脹和股市房市腰斬很大程度上是本國的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的，沒有堵住銀行資金大規模入市，結果促成了去年股市瘋漲。

　　 其實，越南可以考慮實施“美元化政策”來斬斷其貨幣政策的局部問題，盡管越南和美國交惡過，丟棄這些考慮，越南作為小國模型完全有條件實施“經濟美元化”，這種美元化策略要比“資本管制”好，尤其在面對搶購潮式的惡性通脹方面。同時，美元化也可以保證越南過去“外向”政策的成功。當然，這種美元化策略也并非在任何時候都會成為穩定的基石，在合適的時候越南也可以做出合適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