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愚

　　 所謂“此消彼長”“顧頭不顧尾”，這類詞匯用于當下銀行放貸一事上，再合適不過了。人民幣貸款有限額規定，外匯貸款沒有。所以，我們看到，本幣放貸的緊縮措施效果明顯，而外匯貸款投放連月猛增。

　　 ３月１２日央行公布的數字顯示，２月末金融機構外匯貸款余額為２５８４億美元，同比增長５３．３１％，當月外匯各項貸款增加２１４億美元，同比多增１８９億美元。

　　 就像我們無法確定是“先有蛋后有雞”還是“先有雞后有蛋”一樣，外匯貸款大幅增長是好事還是壞事，不能一概而論。不過，有三個問題我們必須算計一下：一，外匯貸款對銀行來說有明顯潛虧的危險，為何眾銀行仍然瘋狂放貸并樂此不疲？第二，外匯貸款的大部分，主要貸給哪類企業了？第三，外匯貸款壓抑了民間金融的發展，誰來替后者叫冤？

　　 對于第一種情形，有銀行稱，這是“競爭”的客觀要求，也是在為“長遠”著想。所謂“競爭”，自然是指與外資行競爭。這其實是在拿自己的短處和人家的長處相比。要知道，外資行憑借外債額度向母行拆借外匯資金，成本很低，但中資銀行在境外融資成本很高，據報道，目前三個月以上的美元拆借已借不到錢，而掉期的話，三個月的美元利率已近１０％，在這種情形下，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相爭，簡直是雞蛋碰石頭——而如果手頭有美國資金，做個短期放貸嘗嘗鮮還說得過去，興許還能賺點小利差，問題是現在企業的外匯貸款大都側重于長期貸款。

　　 中行是中資銀行中外匯貸款業績最好的。不過，所謂“瘸子里面挑將軍”，在筆者看來，美次債危機后，中行海外并購步伐加速實際上等于上了“不歸路”。不過中行現在的外匯貸款市場占有率約為三成，規模和經驗相對豐富，但其他中資行如果群起而仿之，就有東施效顰之嫌了。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外匯貸款猛增，并不是來者必應。按照現在的法規，能夠貸得來款的企業，其所在行業、貸款用途都有詳細規定，比如用于購買大型工程設備等。說白了，貸款門檻高，有話語權的只能是一些大型企業或是一些“關系戶”，這些企業不但“來必貸”，而且有時可能故意違約，之后用人民幣還款；另一方面，來貸款的企業多了，利率也會隨著上浮，如此一來，對一些中小型的出口企業來說，等于直接吃了閉門羹。

　　 這兩點清楚之后，第三個問題自然顯得很迫切。企業無論本幣貸款還是外匯貸款，有一點是幾乎完全一樣的，就是分三流九等，最吃虧最沒地位的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向銀行求貸無門，不少又會轉向民間金融市場。然而民間借貸過程中“水漲船高”的特征更明顯。

　　 民間借貸利率的攀升和擠出效應只是一個方面。更嚴重的是它勢必將刺激市場各行為主體的“裂化”。比如一些民間小財團開始“解體”，各股資金撤出來“單干”，又如一些信用擔保企業不再從事擔保業務了，自己直接放貸，等等。這些情形都是民間金融市場發生惡性連鎖反應的表現。

　　 盡管說外匯貸款壓抑了民間金融的發展有失偏頗，但是眼下這種“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的情形，映射的是信貸緊縮措施的多重弊端。“發展民間金融”這一口號好多年前我們就在喊，但每每步履維艱。今年的“兩會”期間，又有呼吁聲起，比如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在此間呼吁允許改善金融體制的不合理結構，允許民間資本組建區域性銀行、提高其準入門檻等。但市場似乎已習慣了監管層“雷聲大、雨點水”的脾性。

　　 還有一點需要引起我們思考的是，近一年多時間對民間金融的提振乏力，是否與現在的行政機構改革有關？比如原先科技部關注民間風投，央行關注民營銀行，證監會關注中小企業上市，但在現在大部制改革和創業板即將推出的節點，民間金融發展是否遭遇了多頭監管以及利益邊界厘定等方面的掣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