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斌 段建明

　　12月6日，一份要求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清單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公開。此時，正值第三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前夜。一周之后，美國財長保爾森率領的一個代表團將抵達北京。

　　這份名為《戰略經濟對話Ⅲ：白皮書》的文件由 “接觸中國聯盟”擬定。文件稱，美國每個領域的金融企業在中國都面對著各自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壁壘。

　　“接觸中國聯盟”由美國最有勢力的9大金融行業協會組成。該機構聲稱，文件中列舉的，正是美國金融界要求保爾森和他的團隊中國之行爭取的目標。

　　一份華爾街清單

　　美國東部時間12月6日上午，一場電話會議正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的議題是第三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會議將介紹“接觸中國聯盟”的立場以及該機構代表的中國之行。11月末，“接觸中國聯盟”的代表在北京會見了中國央行和

銀監會等機構的官員。

　　泰勒·格瑞芬是美國金融服務論壇的資深公關副總裁，也是電話會議的組織者。在接受本報郵件采訪時，泰勒說，一周之前的那次訪問，代表團向中方傳遞了這樣的信息：中國進一步向全球開放金融市場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

　　泰勒說：“這將為中國帶來加速金融部門現代化所需的專業技術，國際金融企業的進入也將使得中國企業分享其經驗，他們帶來的競爭也將刺激中國企業創新。”金融服務論壇也是 “接觸中國聯盟”成員，它是一個超黨派的金融和經濟政策組織，成員由美國最大的20家金融機構的CEO組成。

　　“接觸中國聯盟”的成員還包括美國銀行家協會、美國保險業協會、保險公司代理人及經紀人委員會、期貨產業聯盟和有價證券業和金融市場聯盟等機構。7家成員的高層代表參加了6日的電話會議。

　　截至本報截稿時，會議內容還沒有對外公布。不過，會議之前公布的《戰略經濟對話Ⅲ：白皮書》，已經清楚地表明了會議想要表達的立場。

　　這份長達12頁的英文文件提出，美國政府應該向中國方面明確幾個目標，如在金融服務部門取消控股權的限制，并允許外國公司自由選擇存在形式；增進規則和程序的透明度；更大限度地開放QFII(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和QDII(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

　　文件稱，美國政府應該把中方對第二次對話承諾的履行作為第三次對話的一部分。此外，文件用更大的篇幅，分別列舉了美國金融業者在證券、保險和銀行等領域希望得到的成果。

　　這樣一份詳細的清單是否忽略了中國對自身金融安全的考慮呢？泰勒說，他理解中國必須考慮自己的經濟利益。不過，這恰恰說明中國為什么需要更快地開放。“之于中國，與步子更快的擔心相比，放慢邁向現代而開放的金融服務業的步伐風險更大。”

　　第三次交鋒

　　在上一次美中經濟戰略對話之前， “接觸中國聯盟”也曾向美國官方提交過類似的清單。可以預期的是，金融市場開放將成為第三次對話中雙方討論的焦點之一。對于美國財長保爾森來說，最大的疑問是，他能否帶回國內利益集團期望的圣誕禮物？

　　12月12-13日，第三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將在北京舉行。美方由美國財長保爾森帶隊，中方則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領銜。根據此前雙方公布的信息，此次戰略經濟對話的主要議題包括貿易和產品安全、經濟平穩發展，包括金融部門改革、能源功效與安全、環境保護和雙邊投資五大領域。

　　12月10日，第18屆美中商貿聯委會將在北京舉行。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也會帶隊來華。

　　12月5日，保爾森在美國亞洲協會發表演講時，針對即將舉行的第三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金融業自由化并非是讓外國公司在中國經濟中鉆洞。外國金融機構的參與有利于提供更加有效率的儲蓄工具，有利于化解風險，有利于使儲蓄流向最能產生作用的地方。”盡管保爾森也沒有忘記說，他認為人民幣升值的速度還不夠快。

　　“老生常談的外國資本進入中國金融市場會是這次對話的一個看點。”斯坦福大學的教授麥金農通過郵件向本報表示。他本人也是現代金融理論的奠基人。

　　不過，眾多分析人士認為，在金融市場開放方面，中國仍將保持謹慎。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說，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速度已經相當快。如果再加快腳步，很可能對中國金融經濟體系的安全造成危險。

　　剛剛出版的 《外資投資產業目錄(2007修訂版)》也應該是印證了這一點，很多金融業的投資是放在限制類里面的，我們必須要考慮自己的安全。梅說， “我想保爾森這次可能又要失望了。”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的高級研究員艾伯特·蓋保德博士認同這樣的判斷。 “我想中國有理由放緩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步伐，”他說，“對于金融市場現代化的步伐，我不認為中國會拿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出來。這是一種謹慎的做法。”

　　蓋保德曾任美國財政部東亞司副司長。他認為，對于白宮來說，讓中國在金融部門讓步是應該優先考慮的。因為華爾街是美國戰爭財政的支持者。 “保爾森需要聽從白宮在政治上的指示。”他說，雖然他并不認為保爾森真的會那么想。

　　在首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結束后，中國社科院專家曾表示，中美戰略交鋒的重心正在從

人民幣匯率等短期問題，轉移到市場開放等長期均衡發展的問題。分析人士認為，這也將在第三次對話中得到體現。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貨幣經濟學家任永力在回復本報的郵件中說： “人民幣升值問題當然是這次對話的一個主題，但是我不覺得它還會像以前那么重要。”

　　他說，美元貶值后，中國及海灣合作委員會六個成員國都面臨輸入通貨膨脹的危險。最近有種種跡象表明，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即將放棄盯住美元。美聯儲的作用在進一步減弱，在這種狀況下美國財政部再極力的推動人民幣升值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而且，美國正面臨經濟衰退風險，中國又有什么理由承擔人民幣升值的風險呢？”

　　任永力據此猜測，雙方的討論會更多地轉向一些結構性問題，比如說信貸控制、主權財富基金、中國的外資政策、能源需求和環境等。

　　

食品安全列入議題也頗受觀察人士的注意。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蓋保德博士說： “我想食品安全問題會作為一個重大議題來討論，而且他們會宣告一些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在亞洲協會發表演講時，保爾森否認美國對食品和產品安全的關注是限制從中國進口和減少雙邊貿易逆差的策劃之一。他說，美國針對來自許多國家的產品發布過回收通告和進口警告， “我們對食品和產品安全的關注并非具體針對中國”。

　　梅新育則表示： “嚴格上來講，這是我們兩國之間需要溝通的一個重要話題。問題是，在指責中方的同時，美國也需要從自身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對話的價值

　　2006年9月，美國總統布什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共同建立了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此前，雙方已經進行過兩次戰略經濟對話。不過，觀察人士對對話機制評價不一，有人對這種對話的有效性仍缺乏信心。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所長余永定說：“回顧前兩次經濟對話，我們在很多方面達成了共識。面對矛盾和摩擦，應該說這是目前一個很有效的機制。”

　　梅新育說： “對于中美兩個大國來說，對話機制的成果，不僅是對兩國的，而且應該是說對世界的貢獻。目前對話已經延伸到了能源和環境等關乎人類長遠利益的議題。”

　　美國金融服務論壇資深公關副總裁泰勒·格瑞芬在回復本報的郵件中也表示， “我們認識到那是一個長期的進程。”他說，任何貿易關系都有挑戰和摩擦，中美作為兩個經濟大國更不例外。 “前兩次經濟對話我們得到了一些實質性和有重大意義共識，希望第三次對話為我們提供一個更為廣泛的交流平臺。”

　　與過去兩次相比，第三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還有特殊之處。美國明年面臨大選，在中共十七大之后，中方決策層中也增加了許多新面孔。這次兩國財經高官會聚北京，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

　　距美國總統和國會的選舉還有不到12個月的時間。蓋保德博士說，這是高度政治化的一年。任永力則表示，盡管這個機制很有用，但是我必須說他取得的切實效果是很有限的。“我不確定美國國會對保爾森是否還存在耐心。”

　　在上月舉行的中美商會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已經表示，明年3月份自己將退休并不再擔任任何職務。2008年美國大選過后，曾經70余次來到中國，被認為跟中國財經官員建立了廣泛聯系的保爾森也將離開。一些觀察人士認為，這或許會給未來的對話前景增加某種不確定性。

　　對此，蓋保德博士說，他確信，即使在布什離開白宮后，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也將繼續。 “雖然，這種對話還將不可避免地跟美國的熱點政治話題糾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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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