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徐立凡

　　亞洲貨幣基金就要來了。這是針對美元弱勢可能引發的金融動蕩，亞洲地區的第一次主動出擊。而中日韓三個亞洲主要市場國家的聯手合作，也賦予了人們對這個“短期內就要建立”的基金豐富的聯想性。

　　參照10月底的數字，中國的外匯儲備在1.4萬億美元以上，日本是9500億美元，韓國是2600億美元。考慮到三國外匯集中管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三方出資認購幾乎是必然選擇。設若三國以2.6萬億美元中的十分之一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則這一基金的規模將達到2600億美元。以如此規模抵御金融投機行為的沖擊，將可有效保證東北亞地區的金融體系。但是，倘若這筆巨資僅僅是在危機到來之時為成員國企業提供短期融資和信貸安排，那么不僅將導致外匯運行效率低下，而且與2000年東盟和中日韓的10+3會議達成的“清邁倡議”相比并無進步。作為一種意向性的貨幣互換安排機制，協議規模達到715億美元的“清邁倡議”至今并未發揮作用。

　　與“清邁倡議”時的國際環境相比，亞洲貨幣基金將面臨著更多挑戰。這其中既有強化協議效力的問題，也有在弱勢美元的情況下如何讓三國外匯保值升值的問題。這實際上牽涉到對待亞洲貨幣基金的兩種態度。如若亞洲貨幣基金以防御性姿態運行，那么充其量減輕可能到來的金融危機的傷害，甚或使參股的三方產生間隙；如若亞洲貨幣基金以主動性姿態運行，那么其前景將不可限量，而收益將不僅體現在經濟上，還將反映到政治層面。

　　兩種不同的態度，將決定亞洲貨幣基金的不同前景。

　　亞洲貨幣基金至少應具有1973年創立的歐洲貨幣合作基金的起點高度。歐洲貨幣合作基金設立的初衷是幫助當時的歐共體成員貨幣

匯率實現穩定，在需要時為成員國提供短期融資和短期信貸。在這個高度上，亞洲貨幣基金將深化三國的現實合作意識，擴大經濟聯動性，并為亞洲貨幣基金的下一步發展做好安排鋪墊。

　　此外，亞洲貨幣基金還將面臨經營問題。必要和安全的聯合投資不僅可以保證基金的價值，還刺激中日韓三國在共同缺乏的能源領域建立價格聯盟。

　　在此微觀運行基礎上，亞洲貨幣基金理應被納入更為宏觀的視野。亞洲區域合作目前是南熱北涼，出于地緣政治的考量，東北亞三國推動與東南亞十國自由貿易協議的積極性，遠高于三國之間。作為亞洲及至世界重要的三個市場國家，這種局面并不正常。中日韓應進一步推動三國自貿區的建立，這也是上月新加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提及的內容。一旦中日韓三國的自貿協議簽訂，三國仿照歐元統一前期的匯率措施引入共同的貨幣浮動率變化制度，建立東北亞地區單獨的貨幣變化浮率體系，就將成為可能。倘若中日韓金融體系整合到這個程度，以三國在亞洲的經濟分量，亞洲單一貨幣即亞元的模型就可確立。這也正是歐元之父蒙代爾7年前的猜想。

　　一定程度上，中日韓主導進行亞元創設前期準備具備部分理由。日元是世界主要貨幣之一，人民幣在菲律賓已是外匯儲備品種，在越南、老撾、緬甸部分地區已是事實上的區域貨幣。鑒于東盟十國與東北亞三國之間的經濟融合性，亞元并不缺乏應用空間和經濟外圍，或許還可加上伊朗等重要的產油國。雖然如此，但就目前而言，在亞洲貨幣基金與亞元之間產生聯想仍然缺乏四個必須條件。

　　首先，與歐洲相比，亞洲具有更為強烈的國家本位意識，這也是后開發國家的特征之一。自1950年歐洲支付同盟建立，歐洲區域經濟合作已經啟動，在冷戰催化和越來越清晰的現實利益刺激下，合作主義在歐洲成為共識。目前亞元既缺乏外部壓力刺激，也缺乏歷史清算。其次是意識形態的杯葛。這是1979年歐共體當時的12個成員國實施歐洲貨幣體系時所不需要面對的。第三，美國的因素。美國的國際戰略，決定了其對在歐元區之后再出現一個亞洲貨幣圈不可能持支持態度。第四，日韓對

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態度。盡管經濟周期的相似性左右金融合作的密切程度，中日韓的經濟聯動性一直在增強，但并不完全呈正相關關系。原因在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被部分地認為有損于日韓的利益。

　　盡管現實條件仍不完全具備，但從交換意見到破殼而出，亞洲貨幣基金或許在事實上已經走出了邁向亞洲單一貨幣目標的第一步。在目睹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之后，亞洲經濟已更具自信心和獨立性，這種自信心和獨立性越強烈，亞洲貨幣基金的路徑選擇就越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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